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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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化人民的經濟信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當時中國國內銀行的存款年利率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間，一九五○年眨�降為百分之十八，一九五一年為百分之三。為了進一步提高人民信心，所有的工資都支付給工人，人民的儲蓄被轉存進國家銀行，不過工資與利息給付都是以折實的原則支付「商品籃」——亦即一般以等值的主食、布、煤炭、食用油等四種基本商品償付。這一商品籃的價值每隔七至十天在各大城市公佈，提領存款時以與人民幣等價的商品籃支付本金和利息。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問，零售價格的漲幅已被控制在每年一點五個百分點至二個百分點之間。
　　不過中國此一階段的發展並非那麼平順。龐大的城市勞動人口大都屬於文盲，不足應付工廠裡的工作，這種情形與一九二○年代外資大力推動工業成長時所遭遇到的困難雷同。昂貴的外國機械設備常因操作不當、組裝錯铡�，或是過程中忘了上油而報廢。因強眨�高額產量而不顧產品的品伲�或是產品的市場訴求，逕以產量為優先考量的特性，結果是忽略了產品生產的多元化和創新。這種品管問睿�在一九五五年，中國一家報紙做了如實的報導。報導指出，一位資深廠長命令李姓稽查員讓產品通過檢查標準，使工廠的產品能達列國家規定的生產額度。李姓稽查員憤而不從，廠長則將李姓稽查員晉升為助理廠長。於是新任的李助理廠長轉而威茫�他的昔日稽查員同事讓產品通過檢查，因為現在輪到他必須負責達成生產額度。
　　中共國家計畫官僚往往輕忽基本程序，計畫過程常因各種錯铡�、生產瓶頸，以及北京工業部門與地方生產者之間的齟齬而受阻。再者，為了化解一定期限內必須生產定額產品的壓力，許多廠長經常私下囤積生產物料。更有甚者，各種產業之間極少合作，反而彼此爭奪緊急資源和修護服務。然而，隨著國家逐漸介入私營企業的咦鳎瑖�家與私營企業的緊張關係也慢慢消除。國家對私人企業的干預一直持續到五反邉雍鸵晃逵嫯嫊r期，到了一九五五年底，在私人企業正式轉為國有之後，純粹的私人企業不復存在，全中國僅存兩種工業組織形態：國營企業與公私合營企業。
　　由政府集中統籌全國所有的生產、供給、分配等事務，其眩�雜程度可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不斷增設的新部委看出。例如，一九五五年，中共新設立了四個「部」來處理食品工業、煤炭工業、電力，和石油工業的行政管理工作。這些新的部門、特別是水利電力和石油方面的科技專家大多在蘇聯受過專業訓練，日後也將各自在政府和黨機器內發摚Э捎^的影響力。一九五六年，中共又新成立九個部，分別主管水產、建築材料工業、化學工業、冶金工業、電機製造工業、農墾、森林工業、城市建設、城市服務等業務。
　　
　　＊原裕В憾�有些人口統計學者認為，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數在各地大約低估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因而日後的人口成長其實並未如此劇烈。

　　對於城市工人而言，生產力的提高帶來物伲�利益，工作也獲得保障，不過這卻以犧牲人事流動的可能性為代價。如今，工人很難改變國家指派的工作，同時國家亦嚴格控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相較於國民黨時代，此時中共政府通過工作單位與黨的組織機器，更能有效控制工人。仔細比較上海一般家庭每年糧食消費水準變動的情形可以得知，一九五六年上海的生活水準要比一九三○年代該市的居民更高（見下表）。不過儘管如此，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還稱不上舒適。
　　依中國的經濟特伲�，一五計畫中的工業部門是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一起。事實上，大部分工業發展所需的原料都是榨取自農業部門；工業投資的資本少數來自稅收和儲蓄，多數則是政府人為壓低價格收購農業部門的產品。通過土地改革政策瓦解地主階級的傳統勢力之後，國家開始有組織地將農民組成合作勞動的形式。第一階段是鼓勵農民加入「互助組」，建立在土地改革所形成的社會意識基礎上，藉由組織勞動力、生產工具、馱獸以提高農業生產。這類組織一般是由六或七個家庭集合而成；不過富農、甚至中農則因為政治態度不明與潛在的危險性而被剔除在互助組之外。而為了進一步強眨�這類觀點，農村地區沿用了城市裡的那套繁瑣的階級劃分辦法。毛澤枺�論述中國社會階級特伲�的文章被廣泛流傳，因為鄉村社會裡大部分農民每每忽略有關階級概念的關鍵性詞彙，同時中共也有意讓農民特別注意毛所述及的「半封建」階級關係。另外，中共也不忘借鏡江西蘇區、延安時期、內戰時代的土地改革經驗。地主階級又進一步被細分為各種等第，包括「耄�性的」、「破產的」、「開明的」、「海外華人」、「專制的」；中農階級底下又有「新的」、「舊的」、「小康的」等不同的階級區隔。起初，互助組的咦餍螒B在農忙季節過後便解散，然而隨著集體化政策討論的深入，互助組被固定成一種全年性的組織。
　　在一九五二和一九五三年，政府嘗試將互助組的農工進一步集合成以三十至五十家為一單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合作社裡，土地與勞動力皆為共享，縱使每一戶農家在名義上仍保有原先的自留地。這種合作化的形式摒棄傳統耕地過分切割的作法，因而使得耕地面積增加，同時，合作化的形式也免除了穿梭各耕地間的麻煩，再加上農業機械化的實施，大大提昇了勞動生產力。在每一年的年終，扣除政府計畫中收購農產品的定額以及部分投資於合作社的資本之後，剩餘再依「土地分成」（land　share）原則——每個家庭對合作社所貢獻出的土地面積，以及「勞動分成」（labor　share　）原則——每個家庭每天的工作量，按比例分配。這種模式只是一種半社會主義式的組織形態，因為富農貢獻出較多的土地，所得也較其他人多，有鑑於此，這種形式的合作社又被稱之為「初級社」。
　　
　　從互助組逐漸過渡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形態，其實是一連串眩�雜的決策過程，因為它不僅關係到階級地位和工作方式，同時還涉及合作社的理想範圍，農業機械化的程度或可行性，以及合作社內部權力咦鞯葐栴｝。農村邉拥捻嵚杀仨毐徽�合進城市地區的群眾動能之中，所以對全國而言，農業的集體化並非一蹴可幾。然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歷經長期的宣傳邉右约罢�府在試驗區的謹慎實驗之後，國家開始削減土地分成的比例，相對增加勞動分成的百分比。為了勸服富農或中農上述作法有利於他們，政府繼續貸款給這些人或是給予其他便利措施，使富農和中農感受到過渡至「高級社」階段是有經濟利益可圖的。這種高級社的範圍較大，通常是由二百至三百個家庭組織而成。因此，高級社其實已經超過大部分傳統農村的範圍，所以需要聘僱更多的全職行政人員和黨的代表。一九五六年，這種過渡在中國全面展開，初級社紛紛被合併成為高級社（見前頁表）。同一時期，政府不再強眨�互助組的組織形態，至此，互助組的咦髂Ｊ揭言谥袊�的農村生活中徹底銷聲匿跡了。
　　然而，農民在名義上仍保有他們提供給公社的土地，農民亦被應允保有部分自留地供其使用，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自留地被視為個人產權，而且農民在自留地的範圍內，可以發摚Ы洜I才能。這類自留地不超過高級社所屬土地的百分之五，但卻廣受農民的歡迎，因為農民可以在農村市場上出售產自自留地的農產品，以便在公社的勞動所得外增加額外收入。農民一般都在自留地上種菜，因為蔬菜在市場上的價格比糧食作物高出數倍。一九五六年，在農民全部耕種所得之中自留地的收入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除此之外，豬隻也因為自留地所帶來的額外收入可以用來購買飼料或用剩菜餵食，而有了百分之八十三的驚人成長。同樣的飼料來源也可以用來餵養家禽。牲畜的排泄物反過來又成為富利用價值的天然肥料，可用來促進蔬菜、水果的生長。
　　然而私營農業的果實卻令毛澤枺�和其他政府領導人感到怵惕萬分，他們唯恐傳統農村社會的兩大或三大階級的結構模式會再度復甦，新一代富農將會犧牲掉其他農民的利益。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這段期間內，農民吃得比一九五○年代初要好，平均每一農民的糧食消耗量也高於城市工人。從今觀之，自留地的收益連帶造成豬隻與家禽的大幅成長，鵝、鴨、蛋、豬肉不虞匱乏，讓工人的「消費籃」豐富起來。其形成過程不無矛盾，而中央政府如何回應自留地的生產成就將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下一階段的重要關鍵所在。

　　外交政策與少數民族

　　清朝初年與中葉時期，中國亟望塑造一幅永恆的形象，亦即位於北京的王朝是鄰近各邦、南海諸國朝拜的文化中心，中國的文德斐然，令鄰邦滋生孺慕之情。中國皇一帝的權力廣披四海，體現在人文文化如儒家經典、天文曆法、文字系統的影響力之中。一些心悅辗�的鄰國諸邦不時前來「朝貢」，證明了中國的世界中心地位，而中國皇帝有時也會派遣使節出使藩屬國，賜封爵位或給予貿易機會以加強這種地位，縱使這類使節只是短期性的，而且多數非朝中重臣。然而，西境與北彊之游牧民族與回民的桀敖不馴卻令這種四海臣服的自許無法成真，隨後更在歐洲強權短暫順從之後的侵略行為下徹底破滅。
　　一九五○年代，中國領導人的首要目標之一是重建中國自袁世凱統治、軍閥割據，以及後期國民黨統治以降業已衰頹的國際聲望。杖缜窦獱柕木�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角色與同盟國所稱之強權地位並不相稱。韓戰令美國與中國陷入敵對，從而確保臺灣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中共無法進入聯合國，這使中國的國際處境益發眩�雜艱辛。
　　縱使如此，在一九五○年代、亦即第一個五年計畫啟動的年代，中國的國際地位的確迅速竄升。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樂觀的時代，同時藉由中國當時新進而可靠的國際成員姿態，中國領導人也得以修正國家政策所滋生的極端主義意識。新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擘劃者是周恩來。周身兼國務院總理與外交部長兩職，更位居政治局五位常務委員之一。處於權力頂端，使他能協眨�領導高層的所有決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周恩來已是歷練極豐，更是共產黨內負責與重慶政府周旋的能手；而周恩來臁�活的外交手腕部分得自其家世背景，此外，青年時期在法國的留學歲月以及通權達變以達其目標的手腕，皆有助於培養他的外交長才。中共建政之初，周恩來首先致力於與鄰國印度敦睦邦誼，並本著相互尊重的原則，與印度獨立之後的首任領導人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建立私交。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間，周恩來說服印度政府承認中國佔領西藏，而當韓戰的停戰談判陷入困境時，印度官員更是居中充當中國與美國的眨�停人。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去世，蘇聯隨之修正好戰態度，同時也打破了韓戰協議的僵局，並緩和了艾森豪可能斷然動用核子武力來終結韓戰的威茫�。或許是懀Ъ拔丛�有蘇聯高層領導赴北京做過禮貌性訪問，毛澤枺鼪Q定不前往弔唁，而由周恩來出席史達林的葬禮。周恩來抵達莫斯科之後受到蘇方禮遇，破例與蘇聯新的領導人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馬林可夫（　Georgi　Malenkov　）、貝利亞（Lavrenti　Beria）並列，而不是被安排在外國官員之林，且與此三位蘇聯領導人立於咻d臁�柩的砲架車之後。周恩來與蘇聯領導人的這次會晤有助於推動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四年年底親訪北京參加中共建國五週年慶祝大會一事。
　　在周恩來訪問莫斯科前後，一直持續加強與鄰境主要共產國家的修好，遵循蘇聯既定的政策路線團結共產陣營。一九五二年底，周恩來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一份經濟與文化交流的協定＊，並正式與金日成簽訂協議，協助北韓重建殘破的經濟。除此之外，中國也與越南的叛亂分子建立密切關係，在廣西境內修築公路及鐵路交通咻斚到y，藉以咚臀镔Y援助胡志明（Ho　Chi　Minh　），此刻胡志明正為了爭取越南的獨立，與法國作最後的殊死戰。中共的援助大抵與法國得自美國的物資數量相仿，這有助於胡志明的勢力在猛烈攻擊之下，依然得以生存並拖延戰事。當蘇聯表現出身為中立國家的彈性空間時，周恩來則加強與印度的友好關係，並與緬甸的總理宇努（U　Nu　）舉行親善會談，這一切外交動作都是在中共新近提出的「和平共處」口號之下進行的。
　　
　　＊原裕В哼@份協議事實上已經承認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　從而喪失這部分一度歸屬清朝或至少為清期控制之領土。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來前往瑞士的日內瓦參加商討法、越戰爭善後的一項國際會議，這是中共在國際能見度方面的重大轉折。周恩來穿梭在蘇聯、法國、美國、北越等國縱橫裨闔之中居問協眨�，其耐性與機敏有助於化解強權之間的歧見，順利達成共識。在協議中，共產主義的越盟爭取到北越國家獨立，與會各造並保證日後（不得超過兩年）舉行大選進而組成一個統治越南全境的聯合政府。儘管擔心在中國的壓力下讓渡太多權益，不過越盟還是應允停止在南越的顛覆活動，並同意從寮國、高棉撒軍，促使寮國與高棉成立自主的政權，以作為對前述協議的交換條件。
　　在日內瓦稍早的一項會議中，周恩來發現他自己正與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也是堅決的反共者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共處一室。此次會面很快就人盡皆知，周恩來欲趨前伸手向杜勒斯致意，不料杜勒斯冷不防地轉身走出該室，口中還喃喃地說：「我不能。」對於杜勒斯的無禮，周恩來卻只是聳聳肩膀向旁人微笑示意，成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