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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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國大陸一般惡化的通貨膨脹問睿�。把新、舊臺幣的兌換率固定為一比四萬，臺灣於一九四九年成功實施了貨幣改革政策（其結果不似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上金圓券改革的慘痛經驗），而貨幣改革的成功，大部分歸因於臺灣領土面積比較小，所以能輕而易舉地監督、管制黃金的交易。一九四九年約為百分之三千四百的通貨膨脹率，迄至一九五○年已降低為百分之三○六，一九五一年為百分之六十六，而自一九五二年之後，下降為平均每年百分之八點八。截至一九六一年，臺灣的通貨膨脹率已降低至百分之三。
　　起初，臺灣方面在控制通貨膨脹時所哂玫牟僮骷夹g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雷同。臺灣政府把儲蓄率固定為百分之十，並嚴格控制貨幣流通等政策，得以牢牢控制新貨幣的流量。在「耕者有其田」政策方針下，臺灣政府把國營企業的股票分配給地主，以補償其土地的損失；另一方面，佃農只要在十年內按照國家規定的定額繳交糧食，就授予佃農目前耕種土地的所有權。不過臺灣是一黨專政，權力是由追隨蔣介石主導之國民黨撤退至臺灣的二百萬大陸流亡者所壟斷，是故在推動改革政策時並不存在相應所需的民主程序。
　　隨著臺灣農產品產量提高到能滿足國內的需求時，政府開始致力於改變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日據時代所建構以米、糖為主要出口產品的經濟形態，轉而以先進工業產品為出口的主要項目。政策轉向所取得的傲人成就，特別是臺灣的出口部門，可以見諸於下表的記載。一九六○年代的經濟主力大部份集中在電子產品和其他技術先進的產品，不過在紡織品與橡膠、化學、塑膠方面亦有驚人的成長。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的世界石油危機，導致過度仰賴石油進口的臺灣經濟飽受劇烈的衝擊，然而在動盪時刻所實施的糧食價格貼補政策，再加上斷然的貨幣措施，使得這場危機不至於釀成巨禍。
　　
　　若以成長率來比較，臺灣與實施五個五年計畫時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致相當，但於後大躍進的經濟混亂時期迅速超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嗣後於文化大革命的失序年代則遙遙領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有關日本的數據顯示，臺灣在這段期間幾乎趕上日本的成長速率。見下表。）
　　臺灣政府盡量對可能損及其收支平衡的產品設下層層限制，尤其是奢侈品或直接與臺灣製造業競爭的產品。反之，國家則通過價廉的出口產品，以及對位於「加工出口區」的企業進行特殊的經濟協助，來積極拓展國外市場。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一九六○年創立於高雄港，同時，在美援的支持下，高雄港躍升成為一個貨咄掏铝魁嫶蟮母劭凇Ｖ敝烈痪帕�九年，又增設了兩個加工出口區。在這些區域內，工業園區的行政事務是由一群有效率的官僚來進行管理，以免除政府的行政手續，此外，在園區內外國或臺灣本地的企業均能享有減免租稅，假若企業生產的產品完全以出口為導向，對於企業進口特殊機械設備，還得以享有免除關稅的優惠。
　　即使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的簽訂，並未對臺灣的經濟榮景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公報宣佈之前未能事先知會蔣氏政府的作法，的確讓臺灣十分難堪。當臺灣把這樣的外交羞辱與臺灣任聯合國喪失席位聯想在一起，慍怒與遭背棄的激憤之情達到沸騰。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期間，臺灣爆發反美的颍齺y，加上對蔣氏政權的專擅、國民黨政府代表性的闕如、生活領域中對個人自由的箝制等等的抗議，使得局勢更加不安。蘊含在這種不滿情緒之中的是佔絕大多數人口的受壓迫群體——一九四五年前即遷居該島的漢人——其內心深處的無力感，以及他們對一九四九年之後自大陸撤退至臺灣的外省人霸佔權力位置的憤慨。在這兩大群體之間，從婚姻形態到教育方式，都有相當的差異，而使得嚴重的暴力衝突可能一樱�即發。蔣氏政府唯恐動亂的蔓延可能進一步鼓舞尚屬襁褓狀態、卻目標鮮明的臺灣獨立邉禹槃葑�大，而危及國民黨的權力。國民黨以綿密的警力與嚴厲的政治控制，若是有必要，再輔之以優勢軍力，來鎮壓內部的異議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困於本身內部的跌宕起伏，此時並無能力從中加深臺灣島內的裂痕，以遂行其政治目的。
　　
　　無論如何，一九七九年卡特與鄧小平二人達成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對臺灣而言更具威茫�，至少看在美國國內那些國民黨支持者眼裡是如此。蔣介石於一九七五年溘逝，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繼承臺灣總統的職權，有人擔心蔣經國欠缺統治臺灣的必要威望。美國終止與臺灣的所有官式外交關係，這意味著雙方關係只能通過一在臺北、另一在華府設立的兩個「協會」來進行，儘管這兩個協會的行政人員係由已不在其位的職業外交官充任。就臺灣的支持者而言，特別令人惶惶不安的是美國政府預計在四個月內撤回臺灣島上的所有美方軍事人員，終止美國與臺灣的共同防禦條約，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協議，不再提供臺灣新式的防禦武器，逐步減少對臺灣的軍售。
　　局勢進展的結果導致美國國會於一九七九年四月通過〈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在這項法案中，親臺勢力藉由重申美國對臺灣的承諾，反映出他們內心潛藏的憂懀В�特別是該法案凸顯「臺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臺灣所採取的任何「抵制或禁摺挂曂�是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威茫�」。再者，國會進一步強眨�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堅決反對會「危及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性形式的能力。」真正令卡特總統感到欣慰的是，該法案聲言美國將同時致力於「維護並促進全體臺灣人民的人權」。（裕�十七）
　　臺灣在一九七九年失去美國的外交承認，但是經濟發展並未受到重創。反之，一九七九年是臺灣經濟發展最強勁的一年，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百分之二十點三，總值高達三百二十儯�美元。儘管基於實用動機的考量，臺灣降低對美貿易依賴的程度，但在同年，臺灣與一百二十個國家的外貿總量成長了百分之三十一。臺灣的外資總額亦成長迅速，從一九七八年的二儯�一千三百萬美元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儯�二千九百萬美元，增加逾百分之五十。對進口石油過度依賴仍是臺灣所面臨的主要問睿�，臺灣每日需進口石油三十八萬桶，每年耗費逾二十儯�美元；不過臺灣核能發電能力的拓展，或多或少緩和了對進口石油過度依賴的問睿�。（一九八○年，臺灣喪失了在「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但這對臺灣的經濟發展並無明顯的負面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也知道臺灣經濟的繁榮，他們漸漸認清，無論他們口中所發出的「統一」語彙是何等義正辭嚴，只要雙方的經濟落差過大，那麼統一就洠в兄竿�。下表是一九七○年代中期上海與臺北兩地工人在食物、衣著、消費性產品方面購買能力的比較。該表顯示，臺北產品價格佔工人所得的百份比，一般遠低於上海。據此，臺灣工人幾乎人人擁有充足的購買能力，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必須補貼城市居民的糧食支出。此外，再根據上海與臺北每月家庭預算的比較，兩地在糧食支出佔全部所得百分比方面近乎相等，這意味著臺北工人的購買力優於上海工人。雖然欠缺更嚴謹的統計數據支撐，但這樣的結論亦是顯而易見的。相較之下，臺灣工人的所得支出比例大部分集中在住房與醫療照顧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短時間內採取適切的方法以實邸�四個現代化計畫（「第五個」現代化當然不在考懀е�列），而解決之道是讓中國向國際金融圈開放。似乎是來自廣枺�省的兩批官員率先向鄧小平提出設立「特區」的概念，藉以發展該省獨特的經濟資源。中國政治有許多層面是如此耄Ъs晦澀，我們只能合理的推斷，鄧小平派遣這兩人前往廣枺�，表面上他們好像在為自己所屬的省份爭取有利的政策主張，其實卻是呼應了鄧小平本人的意圖。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上大力闡揚特區的觀念，此時中、越戰爭剛結束，國內示威抗議邉右糙呾冻良拧ｌ妒牵�一組工作隊前往南方沿海省份廣枺�、福建兩省，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央委員會提案設置四個「出口特區」。翌年，「出口特區」更名為「經濟特區」，藉以進一步彰顯特區所涵蓋的廣泛經濟活動範圍，或許這還有與臺灣「加工出口區」加以區隔的用意。
　　經過慎重挑選的這四個地區，主要著眼點是這些地區比鄰外國資本來源，且出入便利。珠海鄰近澳門，深圳地處香港北方邊界，汕頭、廈門與臺灣相望。十九世紀英國人使用羅馬拼音方式所稱之為「Swatow」（汕頭）、「Amoy」（廈門），均是昔日大國強迫清廷開放的條約港口。摚е�不去的帝國主義者幽臁�容或帶來些許的困擾，不過時移勢易，今日中國領導人似乎有信心通過中國人強而有力的控制與監督，來避免外國人對這些地區的主宰。然而，這四個地區所提供給外國人和海外華人的優惠措施仍是十分可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外國投資者的企畫內容建造所需的廠房提供受過訓練（或許還包括服從性強以及並未從屬於任何工會組織）、薪資低廉的勞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亦提供優惠的稅率和多項金融誘因，其中還包括該經濟特區交通咻斁W絡的建設。
　　投資者確實有所回應，但速度並不如中國人的預期，來的也不是中國人原先希冀的先進技術。中國勞動力的技術層次不符外國投資者的期望，官僚作風仍是行政咦鞯恼系K，幹部素伲�普遍低落。經濟特區的確開始起飛，特別是深圳，它的發展幾乎是其比鄰高成長型之香港經濟結構中次要部門的翻版，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計畫官僚而言，經濟特區崛起的代價所費不貲，因為計畫官僚必須在經濟特區投入遠超過他們預期的龐大建設資金，構築其他相關的配套制度。而且，深圳地區進口商品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也令計畫官僚感到詑異。同時，一連串的社會問睿�開始在經濟特區浮現，例如港幣的流通，黑市的產生，官僚的腐敗，街頭犯罪與操持淫業。中國政府高層領導人——其中部分領導人或許已警覺到耄Х�在鄧小平雄心萬丈計畫中的潛在問睿�——開始憂懀ё兏锏乃俣扰c範圍。
　　早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大聲疾呼眨�整經濟步眨�，重新關注農業部門，並建議謹慎、穩健處理四個現代化中其餘三個領域的改革問睿�。資深的經濟計畫官僚陳雲於一九七九年進入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稍後於翌年要求中國經濟進入治理整頓時期。這項決策的理由之一是中共發現，縱然經濟成長的預期榮景令人振奮，經濟特區的潛在利潤仍然可期，但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中國的外貿逆差攀升至三十九儯�美元，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貿易赤字。整合進由技術先進貿易國所構成的世界體系中，顯然是一項代價昂貴的交易。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為止所揭露之最嚴重的貪污弊案，這類弊案的嚴重性程度容或有不同，但結局同樣是沸沸揚揚。一名名叫王守信的共產黨中級幹部，與一群同樣擁有黨、政職務的同事於黑龍江省內供職，在超過七年時間的一連串貪瀆案件中，至少盜用了國家財產五十三萬六千元人民幣。王守信的案子牽連甚廣，涉及了她所管理的燃料公司與其相關的分配制度。這件案子引起了劉賓雁的興趣，劉是中國當時最敏銳作家之一，曾於反右鬥爭與文化大革命邉悠陂g因直言敢諫而遭受迫害。一九七○年代末，「眨�查報導」的專業素養往往被用來作為抒發不滿貪官污吏民怨的管道，而劉賓雁則是把這樣的角色發摚У昧芾毂M致，縱使他身處於國家機制箝制出版事業的中國世界裡。劉賓雁前往黑龍江省訪問王守信單位裡的人，試圖爬梳這件案子的始末。睿�目為〈人妖之間〉、六十頁的傑出報告文學，刊載於一九七九年九月的《人民文學》雜誌上。由於這是一份「官方期刊」，中國共產黨文化當局顯然是認可劉賓雁對黨內部份不肖幹部的控訴。
　　在劉賓雁冷嘲熱諷的描述中，王守信是一位「感情豐富、愛憎鮮明的女人。她手裡這幾萬噸煤和九輛汽車，就是她的筆和墨，她每天書寫著的抒情詩篇。」然而王守信所譜寫的詩篇是用來為她自己的家人牟利，以及通過選擇性的操縱與賄賂去迎合各級黨員、幹部所好。劉賓雁順道提及，王守信其實並不特別，只是王的案子株連甚廣而顯得非比尋常。王守信僅是一個徵候，一個不諏嵉娜耍�她的行為經年累月地包藏著「社會風氣的敗壞，非法活動的逐漸合法化，對於道德淪喪現象逐漸習以為常」。（裕Ф�○）假若王守信的確僅是一個先兆，並非是孤立的個案，那麼中國向西方世界開放所帶來的就不只是機會，接踵而至的還有數不盡的誘惑。

　　「實事求是」

　　一九七六年毛澤枺�過世後的四年間，中國經濟政策的劇烈震盪，反映了中央政府內部鄧小平與華國鋒二人政策走向的深刻歧見。鑑於權力鬥爭的代價是如此高昂，而上層權力核心之中又欠缺和平轉移權力的機制，因此不管是鄧小平或華國鋒，無不處心積懀У叵胍獡艨鍖Ψ健Ｔ谶@場權力賽局中，最後由鄧小平勝出。
　　雖然表面上華國鋒控制了中共權力結構中的職位，亦即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國務院總理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不過鄧小平在黨機器或是軍隊之中都擁有豐沛、堅實的人茫�，又有學術界的菁英領袖以資奧援。華國鋒是以毛本人挑選的接班人自居而逐步攀爬至權力的頂峰，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