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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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林达光：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
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我们发展到台湾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自己的需要多了。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
同志们，元旦我在政协讲了大概一刻钟的话，胡耀邦同志和其他的同志要我向更多的同志谈一谈，作为对大家一年工作的希望。现在在我们党内和人民当中，也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答。当然，今天的讲话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谈到，有些问题也不一定能谈得很好。既然大家希望讲一讲，我就讲一讲。
我想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一讲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和我们进入八十年代的形势，主要是讲国内形势。第二部分，讲一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第三部分，讲一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第一部分，讲讲我们在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进入八十年代的国内形势。
先从我们八十年代究竟主要要做些什么事说起。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
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
今天是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进入八十年代十六天了。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国内的形势怎么样呢？我们的目标提出来了，任务提出来了，需要把我们的形势观察一下，估计一下。有些群众，有些党员，甚至有些干部，对于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究竟做了多少事情，不大清楚。他们感到进度太慢，不满足；因为不满足，就对我们所制定的政治路线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能不能实现，觉得把握不大。当然，对现在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抱有敌视态度的人还有，我不讲那些人的问题。我想主要针对一些觉得我们的前途还不够明朗，心里还不够踏实的同志，讲一些意见。
应该说，我们的形势是很有利的。这里首先要看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三年零三个月，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一年多来，全国形势发展非常快，超过了全党的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导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问题当然还很多，都要解决，现在也正在逐步地解决，以后还要继续解决。总之，决不能怀疑这种根本转变。三年来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估计不足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来回顾一下我们做的主要工作。
我们说，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有些什么根据呢？首先，我们清查了“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基本上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这是我们三年来取得各项成就的政治保证。其次，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尽管许多重要问题还要深入研究，还要努力兴利除弊，但要看到主流，看到实质。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九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第三，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我们还改正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第四，我们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第五，我们基本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誉和传统。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我们不是说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吗？今后也还是要掌握这个分寸。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第六，在这三年的时间内，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的解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多年提倡的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也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实行。第七，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第八，我们的公安、检察、司法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工人、青年、妇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