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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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父亲、儿子和灵魂,这岂不是一个弥天大荒吗?他同时还猛烈抨击了原罪说,指出人类普遍的原罪是不真实的,若有罪也只是个别人的所为。这种极端的言论立刻被当地教会指斥为异端,为逃避迫害,罗塞林被迫潜出法国,逃到了英格兰,从此以后便销声匿迹、失却了踪影,他的作品也只留传下来一封给阿伯拉尔的信。
这位阿伯拉尔便是罗瑟林的学生,他也曾受业于一个极端的实在论者尚波的威廉。才情俊逸的阿伯拉尔曾在巴黎一所教会学校任教,是声誉卓著的教师和辩论家。不料,这位俗心未泯先生竟然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这桩浪漫绮丽的师生恋爱很快就闹得满城风雨。
那个女生的舅舅为阻挠他们,意对阿伯拉尔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阉割。一对痴情鸳鸯终被棒打而散,心灰意懒的阿伯拉尔只好全心投入到研究和著述之中,而那位女生日后则成为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然而,阿伯拉尔的斗志丝毫不曾因为这一事件而减弱,不能在人生舞台上纵情驰骋,也要在思想战线上横刀立马、冲锋陷阵。他首先批驳了老师威廉的极端实在论,但又不同意另一位先生罗塞林的极端唯名论。他似乎明白,以极端对极端,犹如针尖对麦芒,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惟有一条中间路线方可逃出死路。这条中间道路便是他的“概念论”。
这种概念论肯定了罗瑟林关于个别事物实在性、一般共相非实在性的思想,但又不同意他将共相贬抑为单纯的记号和声音。阿伯拉尔坚持认为,共相虽然是名词,但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包含了一定的内容,因为它反映了个别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人们正是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抽象出反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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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性质的概念。譬如,苏格拉底和孔夫子,虽远隔千山万水、分处不同时代,但都具有双脚直立、会进行理性思维这些人的属性,人们正是根据这些属性形成关于“人”
的概念的。
不过,阿伯拉尔特别指出,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在每一个别事物中都是完全个别化了的东西,正如孔夫子是中国的圣人,苏格拉底是希腊的先知那样,因此,虽则一般概念以个别事物的相似性为依据,但客观上并不存在与我们思维中的一般相符合的一般。所以归根结底,概念论仍然没有摆脱唯名论的局限,而表现为一种较为温和的唯名论。
然而,阿伯拉尔并没有因为这种温和的态度而逃过教会的迫害,基督教会对一切与正统观念相抵触的学说和思想,一律视之为异端邪说,残酷迫害绝不手软。阿伯拉尔和他的老师罗瑟林一样,被教会宣布为异端分子,流放到一个偏僻的修道院,最后终老异乡,他的著作亦被附之一炬。但是,烈火可以焚毁书籍,却不能消灭思想,概念论的主张打击了正统意识形态,促使经院哲学内部进一步分化,刺激了后期唯名论的出现,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哲学家刘易斯仍然采用概念论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实用主义理论问题。
思想的发展有时似乎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一个极端的观念逼出了另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观念,二者相持不下,于是有人试图化解其中的对立,将它们调和起来,这种折衷有时意味着一种认识的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由于唯名论思想的影响,安瑟伦那种柏拉图式的极端唯实论越来越行不通了,正统派感到必须有新的说法才能站住脚跟。这样便出现了阿奎那的温和的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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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肯定一般的实在性,但他不像安瑟伦那么绝对,他将一般分成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1)一般作为事物的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个别事物中。任何有形物体都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体,其中质料是潜能,形式决定事物的本质;而形式(一般)是作为独立的实体形式或“隐蔽的质”寓于个别事物之中,而不是与质料有机地结合一起。这显然是一种亚里士多德的观念。
(2)一般作为与个别事物相适应的抽象概念,出现于事物后而存在于人的理智中。这与概念论是一致的。
(3)一般作为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理念原型,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中,也存在于被创造物之前。这无疑是柏拉图理念论的翻版。
显然,阿奎那这种观点综合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和阿伯拉尔的概念论等诸多因素,在承认一般先于、高于和独立于个别的前提下,也肯定了一般与个别的某些联系,洗去了安瑟伦过浓的实在论色彩,而显得较为温和一些,因而被称为“温和实在论”。而且,阿奎那还进一步认为,从一般作为理智的抽象来看,共相总是在已有的知识之后获得的,但就其是潜存的东西而言,个别事物必须分有潜存的共相而存在,因此共相又是先于殊相(个别)而存在的。所以,从时间次序讲,不完全的、潜在的、较普遍的东西是在先的,如动物出现于人之先;另一方面,从完善和自然意向的次序看,完善的比不完善的要在先,普遍性低的比高的在先,如人比动物优先。这表明,他尽管坚持理念是具体事物的原型这个原则,但他又从种类的产生和分化的侧面,考察了种类关系和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将事物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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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人的认识过程作了联系和比较,揭示了一般与个别这对范畴的更为深层的含义,这在哲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就在托马斯主义如日中天的13世纪,自然科学开始兴起。虽然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仍处于萌芽阶段,还与中世纪的巫术和炼金术等幻想迷信混为一团。但是这一新生事物一经破土而出,便对正统经院哲学摆出了挑战的架势,力图突破束缚顺利成长。晚期的唯名论裹挟着科学这一有力的思想工具,与其他许许多多“异端”学说一起,猛烈地冲击着经院哲学的正统理论基础——实在论。
英国人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学识渊博、思想新潮,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做过大量实验科学研究,非常轻视托马斯主义。他直言不讳地说,阿奎那根本不懂希腊文,不能直接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却居然能够成为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这岂非咄咄怪事?
况且,翻译文本不甚可靠,以此为据进行论证和演绎,难免不谬上加谬。为了获得新知识,人们不能依赖权威,而必须诉诸实验,而且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根据这种原则,他指出,只有经验的对象(即个别事物)才是实在的,一般和共相只不过是个别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已;上帝只创造个体的人,自然界不会产生“一般的马”
,而是产生许许多多个别的马。培根为自己这些思想言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被流放法国,后被囚禁于监狱长达13年之久。
培根的英国同胞邓斯。司各脱(J。DunsScotus,126—1308)生于苏格兰,年轻时像培根一样进入具有革新思想和反正统倾向的思想堡垒——牛津大学,同时加入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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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教团。和培根一样,司各脱非常重视数学的作用和自然科学问题,他成了晚期唯名论的主要代言人,代表法兰西教团与以阿奎那为首的多米尼克教团展开长期的激烈争论,焦点便是唯名论与实在论问题。他主张,一般仅仅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个别事物本身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个性与共性在个别事物之中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并非两个实体间的差别,而只是形式上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形式的区别,人才可能作出一般性的命题。
司各脱著述很多,可惜英年早逝,享年仅有40出头。好在他教出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学生,继承和发挥了他的思想。
这位学生便是威廉。奥康(WiliamOcam,130—1349)。
奥康生于英国伦敦南部,先入读牛津大学,后赴巴黎大学,成为司各脱的学生,并加入法兰西教团,和激进派同道一起坚决反对教权至上主义,与教皇发生冲突。
1324年被捕,第二年其教观点被宣布为异端邪说,并遭革除教籍的严厉处罚。
几年后他越狱逃到了德国,支持德意志皇帝反对罗马教皇。一天他一本正经地对德皇说:“请你用刀剑保护我,而我将要用笔来保护你!”
在德国,他发表了许多直接抨击罗马教廷的文章,因此不断受到教廷的咀咒。
奥康是唯名论最后一位中坚人物。他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认为只有单独的、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才能存在,而共相或一般等等只是抽象的普遍的概念,它们仅仅存在于人的思维中,是一种记号和名称,充其量只代表思想而不代表客观存在。这些说法只是简单地继承了唯名论的传统,而无多大的创新,使奥康扬名哲学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那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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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思想“剃刀”。基于唯名论的立场,奥康认为:我们所能用感官去验证的只有个别和具体的事物,因此没有必要在林林总总的个别化的大千世界之上,再加上许多毫无用处的抽象概念;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必须遵循节约和经济的原则:如果在只用少数几个原则就可说明事物的情况下,却滥用了过多的原则,那就是浪费时间;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这个“思维经济原则”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奥康的剃刀”。
奥康及其门徒挥舞着这把锐不可当的剃刀,不仅剃掉了神学家们许许多多烦琐无聊的观念垃圾,而且剖开了经院哲学的胸膛,直捣其理论基础——实在论的老巢。他比司各特走得更远,既反对安瑟伦,又否定阿奎那,认为通过感觉经验无法认识上帝,就算是理性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人们只能依靠信念来信仰上帝及其各种属性(如三位一体、灵魂不灭等)。得力于这把剃刀的开路,奥康的哲学风靡一时,14世纪时出现了强大的奥康学派,使唯名论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它的经验论方法引起人们对传统信仰的怀疑和对神学的蔑视,促进了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瓦解了经院哲学的思想大厦,而“奥康的剃刀”则一直传承至今,在英美经验主义者手中继续发挥着删繁就简、抨击教条的思想功能。
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是在经院哲学成熟和鼎盛时期的产生的,它是中世纪罕见的一次较有哲学意味的思想斗争。
这一争鸣所涉及到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今天仍不能轻言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恰如人们不能说本体论问题早已迎刃而解那样。如果上述论争只停留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问题就会简单得多。但事实上,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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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还是唯实却牵涉到基督教的根本理论基础,即上帝是否存在的思想依据,因此,这一争论便成为了正统与异端的对抗问题了。正如所见,唯名论者和其他异端思想家一样,不仅遭到正统派在理论上的围追堵截,而且经受了人身上的拘禁和流放。思想辩论演变为政治压迫,这是在政教合一的历史时代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从历史发展来看,唯名论具有革新的倾向,正是在它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实在论日渐收缩自己的地盘。从经院哲学内部来看,唯名与唯实之争只是同一哲学系统中的内讧,二虎相搏的结果便是两败俱伤,最终导致经院哲学的衰落。当然,在经院哲学的残墙颓垣之间,又长出了两株枝叶参天的思想大树,那便是近代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两股强大的哲学思潮,前者是从唯名论的废墟上破土而出,后者则是由实在论的余灰中拔地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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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回到尘世
基督教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光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几乎占了西方文明史的三分之一。这在世界各大文明圈中确是罕有其匹的。假如将这段历史笼统的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而加以一笔抹杀,那就太过粗暴和简单化了。事实上,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人深入地发掘了自己内心那种深沉的宗教意识,极大地发展了那种不满现实、向往永恒的超越精神。
如果说希腊人一心向外、勇于求知,罗马人骄奢淫逸、放浪形骸的话,那么中世纪的欧洲人就显得过于拘谨,过于关心自己来生的信念了。他们忽视了双脚所踏着的大地,举目仰望苍穹,伸展着抖颤的双手,喃喃地祈祷上帝开恩,将他们领出这个恶浊的尘世,超升到永恒幸福的天国。对他们而言,今世的生趣都被来世的恐惧和迷信征服了。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会靠一成不变的教义的魔力,联合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影响如此广泛而又不动用武力的组织,可谓空前绝后。
正如教会所坚持的那样,它的一统天下要依靠一套共同的信仰来维持,而支撑这种信仰的,则是那种吓唬人的超自然的天罚观。同时,教会把持了对信徒“验明正身”
,决定其是否得救的绝对权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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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的教义和森然的教会便像一个沉重的铁套子一样,罩住了中世纪正在发育的欧洲思想。
在这个无法摆脱的套子里面,经院哲学侷促无力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徘徊,在一大堆真伪莫辨的假设和先验的结论中兜着莫名其妙的圈子,而始终裹足不前。
13世纪,阿拉伯人向数典忘祖的欧洲人输出希腊文化,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逻辑震醒和刺激了基督徒,虽然当时的教会仍有足够的势力,通过托马斯。阿奎那和经院哲学家,把亚里士多德装扮成一位中世纪神学家,巧妙地避过了希腊理性精神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然而,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一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