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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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天真,而且要尽力天真。矫枉必须过正。
这个“再圣化”的过程大致有三个标志。
其一,在研究人性的方法上采取“未来取向”的方法。
“未来取向”是与“过去取向”相对而言的,过去取向的研究是从普通的人甚至是从病态的人(如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
出发,将没有得到健康成长的有缺陷的人格推广成普遍的人格,而且过去取向的研究冒称从人性的事实出发,实质上是以既定的社会(不健全的社会)的既定标准(不健全的标准)
、既定价值架构来衡量人性中的一切,将哲学家本人的人性与道德观框架(实际上是从历史、从社会接受而来的)投射为整个人类的人性与道德本身。未来取向的研究则与此相反,它是从“健全的人”
、从“成长的人”
、从“自我实现的人”出发,高估人性而不是低估人性;它对现实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扭曲采取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它充分估计到人性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而不是将人性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加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其二,在道德观上采取“内在取向”的方法。内在取向与外在取向相对而言,外在取向的道德观,偏重于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判定个人行为的价值,强调道德的“权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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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性”
、“强制性”
,内在取向则从个体内在生命的角度来判定个人乃至社会的价值,强调道德的“人道主义性”
、“内在性”
、“自发性”
;外在取向的道德强调自我否定、自我牺牲,内在取向的道德则强调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外在取向的道德的形式是“你必须”
,强调的是无条件地服从外在的权威,内在取向的道德形式是“我应该”
,强调的是根据人的本性的法则来展现他自己的力量。
其三,再圣化思潮强调人性的完整、完美,反对以往哲学的“二歧化”思维。传统哲学在人性问题上多采取二歧化的立场,将个人和社会、本能和理性、无意识和意识截断对立起来,同时又将道德等同于社会性、理性、意识方面,其目的就在于控制甚至否定、取消人的本能、无意识、个性,道德成了人心中起诉、审判自己生命冲动的法庭,成了颁布“抑制”
、“禁止”
、“惩罚”之类法令的立法工具,圆融的人性遂被肢离成本我、自我、超我(良心的化身)的拼凑体,超我来压抑本我、控制自我,一味进行自我谴责,本我则反抗超我,不顾一切,一味寻求自我快乐,自我则缠在其间,充当和事佬,生命遂成了一种负担、一种罪过,最后的结论就只能是禁欲主义、虚无主义。再圣化思潮与此相反,它试图取消人性分裂的现象,尤其是取消产生这种现象的价值观的基础本身,对个性、本能、无意识给予肯定与信赖,认为个性与社会性、本能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是有限的、历史性的现象,最完美的人性是两者间的泯然合一,从“你必须”
(道德之强制性)到“我应”
(道德之自发性)再到“我是”
(“应然”的道德与“实然”的人性合而为一)
,人性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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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其完美之境界。
前面已指出“去圣化”和“再圣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再圣化”是“去圣化”的进一步的深化。二者的分歧,有一些或许只是语义上的分歧,或许两者实质上是用相同的语词去表示人性的不同方面,还有一些分歧也有心理气质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能排除詹姆士所说的“软”
、“硬”心肠的投射成分。但从总体的历史场景看,再圣化思潮是现代西方“道德习俗革命”的一种表达(或者说是一部分)。
韦伯曾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期的新教伦理的核心归结为节制、节俭、积蓄、禁酒、勤奋,一言以蔽之是禁欲,随着现代西方从传统资本主义向所谓的“后资本主义”
、“后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伦理核心越来越失去其“合理性”
,代之而来的则是“娱乐道德观”
(funmorality)
、“消费道德观”。
在过去,几乎任何一种来自本能的满足而产生的快乐都令人产生“负罪感”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无欲”是“沉思”
,而在今天,若体验不到快乐,人就要暗自反省“我哪儿做错了?”人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损害,“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再圣化思潮等同现代西方的“反文化情绪”
,但这种思潮在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暗契了西方60年代末的反文化情绪,对这股反文化情绪,丹尼尔。贝尔(D。
Bel)曾有如下的讥讽:“除了春天的摇滚乐加幻觉舞蹈,除了拚命追求狄奥尼索斯之外,还能是什么呢?……所有这一切,不外乎是对自我的可悲的赞美。然而,那是一种空洞天物的自我,它不过通过表演‘革命’假装成生气勃勃的样子罢了”
,这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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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无物的自我,这个“不受束缚的自我”
,是“一味美化猖獗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
,而一旦外在的约束与禁忌失去效力,要求放纵的冲动就找不到张力(创造力)
,因而遂演化成一场胡闹而已。丹尼尔。贝尔出自文化保守主义心态而发的这番评论用在当代西方的“反文化情绪”上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把它用在再圣化思潮上则显然是有些刻薄与不公,不过它使我们至少想到有必要一问“再圣化”思潮究竟有几分现实效力?健全的社会中的健全的人性落实到实际中是个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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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从现象学到思想
一、 什么是现象学
现象学是20世纪的“显学”
,它由胡塞尔(E。Huserl,1859—1938)创立,中经舍勒(M。
Scheler)
、海德格尔、萨特、格洛庞蒂(Merleau Ponty)
、伽达默尔(H。
Gadamer)
、利科(P。Ri-coeur)
、茵加尔顿(R。
Ingarden)
等人的弘扬,蔚然而成颇为壮观的现象学运动,执欧陆哲坛之牛耳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不弄清现象学,20世纪欧陆哲学的发展史就还是一笔糊涂帐,但究竟什么是现象学却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弄清的事情。在现象学家之间对什么是现象学就有种种的争执与分歧,即使在胡塞尔本人那里,现象学是什么也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奉告。他的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皆以“导论”的面目出现:《观念:纯粹现学的一般导论》(1913)
、《笛卡尔的沉思:现象学的一个导论》(1913)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现象学哲学的一个导论》(1936)。我们在胡塞尔经典性的导论之外,不可能给出一个更好的导论来,我们的介绍只能算是他本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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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导论的一个导论而已。
1859年胡塞尔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他本来是学数学的,并拿过数学博士学位。
后来在布伦塔诺(F。
Brentano)
的影响下对哲学产生了兴趣。
他先在哈勒大学任哲学讲师,1900年至1901年胡塞尔发表了两卷本的《逻辑研究》,借此被哥廷根大学聘为副教授,直到他47岁时才担任教授。
这时在他的周围已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生与朋友,史称“哥廷根学派”茵加尔顿、舍勒、斯坦因(E。
Stein)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定期聚会,热衷于阐发胡塞尔的对象理论,他们坚守《逻辑研究》中的“面向事物本身”的原则,对各种各样的对象加以现象学的描述。在慕尼黑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派即慕尼黑学派,主要成员有:道伯特(J。
Daubert)
、普凡德尔(A。
Pfander)
、赖纳赫(A。
Reinach)
、盖格尔(M。
Geiger)。
1913年胡塞尔与他的追随者一道创办了《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他的《观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导论》即刊登在《年鉴》的第一期上。
在他的哥廷根与慕尼黑的追随者看来,这部著作严重偏离了《逻辑研究》的方向,从中立的对象描述滑向了先验唯心主义。许多追随者因此而离他而去。
从1916年起直到退休,胡塞尔一直担任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授,1938年去世。晚年的胡塞尔生活得并不开心,他的一个儿子死于战争,另一个则终身残疾。他的犹太身份吓走了许多朋友。他的很多作品只能在国外发表。他甚至被禁止使用大学的图书馆。令人感慨的是,他在这张禁令的背面也写下了他的研究笔记。在他冷冷清清的丧礼中,弗莱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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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只有一个人以私人身份出现。他生前一度最得意的弟子——海德格尔竟连面都不肯露。
胡塞尔生前发表的著作并不多,但死后却留下了450页的手稿,这些手稿由范。布瑞达(Van
Breda)利用外交途径秘密运出国外,得以免遭纳粹之手的毁灭。
1939年范。
布瑞达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建立了胡塞尔档案馆,它与后来建立的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合作于1950年开始整理出版《胡塞尔全集》,至192年为止已出至第28卷。
那么,现象学究竟是什么?
在20年代现象学刚刚传入法国不久,当时法国的思想家雷蒙。阿隆(R。
Aron)
指着一盏鸡尾酒杯向他的好友萨特神秘兮兮地说:“我的伙计,如果你是现象学家,你就能谈论这个酒杯,而这就是哲学。”
就让我们从酒杯谈起吧。
我们看到桌子上有一个酒杯,或许我们会因其样子古怪而端在手里瞄几眼,或许只不过当作炊酒的器皿而毫不留意。
我们和朋友一起沉醉于倾心的交谈中。当然我们知道杯子在桌子上,桌子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东西,烟灰缸啦,小花瓶啦等等。实际上说我们知道也并不准确,我们拿起酒杯小啜一口并不是先要进行一番认知活动,看看杯子,用手对准它,然后才端起来。端杯子与饮啜都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这一切活动都是“日用而不察”。这种直截了当的信受态度就是“自然的态度”
,我意识到一个世界,它在空间中无尽延展,在时间中无限变化。我把它当作一直存在着的东西,当下直接地经验到它。
当然我们有时也会做梦,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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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自己在做梦,也能轻易地将幻觉与现实分开。我们是生活在井然有序的日常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大家共有的,习以为常的。
我们在咖啡馆的桌子边一坐下,把手一招,咖啡馆侍者就会走过来,一切都仿佛达成了默契一样。付帐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钱包,我们并不是先想一下口袋在哪里、钱包在哪里才这样做的。自然态度的世界是如此实在以致于没有人去留心它的实在性。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知觉的这一切并不是十分精确的,我们知道桌子上的酒杯能盛一定量的酒,但究竟能盛多少那要靠物理学的测量,我们知道这酒是由葡萄酿成的,但这酒的具体成分那要靠化学的测试。自然科学并没有否定我们的自然态度,它只不过对我们日常态度的进一步精确而已。
就此而言,自然科学的态度依然属于自然的态度。
然而,当我看到一个酒杯时,我究竟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它的杯底了吗?当我看到侍者向我走来时,我看到了侍者的背面吗?我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酒杯,但这酒杯究竟如何被意识到呢?这酒杯呈现于我的意识之中难道是像桌子在咖啡馆中一样吗?这突兀的问法对自然态度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一记当头闷棍:这是哪门子问法?
杯子难道没有杯底?
侍者难道没有背后?这一问即是现象学的一问,即是出自反省态度的一问。自然态度的人因其自然兴趣而一头扎进了对象之中,现象学态度将种种自然之趣搁置起来,它由对象向后审视,看一下这对象究竟是如何呈现于我眼前的。因此现象学的反省态度不再关注对象是什么,而是关注于对象如何是,关注于对象如何呈现为对象的。现象学态度是对自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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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总体的挣脱,现象学家并不像笛卡尔那样怀疑自然世界的存在,不,他对这自然态度所设定的世界存在与否根本就不感任何兴趣,他将人类日常的习惯与种种的理论知识系统括在了括弧里。加括弧并不意味着日常习惯与科学知识是值得怀疑的,更不是要与它有意过不去,胡塞尔一再声明他对人类的知识系统颇为敬佩与赞赏。加括弧只是意味着存而不论,通过加括弧所有从属于自然观点本质命题统统失去了作用,从而使得一直被自然观点所遮蔽的东西披露出来,这就是“现象学悬搁”的基本含义。因此现象学悬搁并没有否定任何东西,相反它使在自然态度为而不名的东西摆到了亮处。
通过悬搁,穿在事实身上的观念之衣被加以“剥脱”与“拆卸”
,最终值得我们面向事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