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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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人类的知识的呢？这些问题一跃上心头，哲学家们就无法释怀了，他们穷追不舍，立刻就捅出了哲学上的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首先注意并提出这种问题的是爱利亚学派的哲人们。
爱利亚是今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地方，当时是希腊的殖民地。约在公元前５世纪下半叶，一位年事已高四处漂泊的行吟诗人到此立下脚跟，定居下来了。这位见多识广、学问渊博的老者，就是来自爱奥尼亚的哲学家色诺芬尼（ＸｅｎｏBｐｈａｎｅｓ，约公元前５７０—４７５）。安顿下来后，他便设立学院、招徒授业，传播自己的学说。这个学院就是所谓的爱利亚学派。
色诺芬尼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其创造的“一神论”。
在一本名叫《谩骂》的书中，他放肆地攻击传统的希腊神话，贬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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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论的种种谬论。有一天深夜，在观察天象时，他不由自主地呢喃道：“神性唯一”。没想到，这句简炼的话竟成了他全部学说的集中概括。在《论自然》一书中他论述了这一思想。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它不是一个脱离万物而高踞于宇宙之外的超越神，而是内在于所有事物的神，它无所不包、全知全能。换言之，世上每一事物都是神的体现，神化身在这些事物，而整个世界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就是唯一之神。
这种观点已经具备了２００多年后（公元１７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那种泛神论的雏型。对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是这种有神论的结论，而是发现唯一之神所应用的思维方法。在构造一神论学说时，色诺芬尼首先遇到的关键问题是唯一性与杂多性的关系：人们感官所见的都是个别的具体物，花鸟虫鱼、森林大川各具特色，何曾见有相同性？
人的感官经验从来就没有告诉人们世界是统一的，那么谁又能够说世界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一”与“多”的问题，色诺芬尼将它提出加以讨论，表明哲学又深化了一步，触及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
色诺芬尼似乎已敏锐地觉察到，“一”与“多”的问题背后隐藏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风花雪月、四季轮回是感觉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世界在人眼中呈现出纷纭繁杂的多样性；但人的大脑却可以设想一个统一的宇宙，世界在人的思想中可以变为一个单一的全体，一个纯粹的“一”
的概念。
因此，“一”与“多”的矛盾实际上包含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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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包含了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色诺芬尼找到唯一之神，强调神与杂多事物内涵的一致性，用“一”来统摄全体。
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后来的思想家还设想过许许多多不同途径，比如基督教就以一个绝对唯一之神凌驾于大千世界之上，而不采纳色诺芬尼这种内在化的包容方式。
色诺芬尼对哲学的贡献在于，破天荒地将“一”与“多”的问题拉上思想论坛，使哲人们不得不面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开启了希腊形而上学的先河。
色诺芬尼有一位高足巴门尼德（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公元前５４０—４７０）
，他深得老师的心传，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爱利亚学派的中坚人物。巴门尼德出身豪门，生活富足安乐，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早年热心从政，曾为爱利亚城邦立下法律，使该城繁荣昌盛，人民每年都会因此而祭祀他。年岁渐长后，他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弃政从学，随色诺芬尼研习哲学，终成一家之言，声誉日益盖过了老师，成为爱利亚学派的掌门人。
像他老师那样，巴门尼德的哲学著作也是用诗体写成的，流传下来的有已成残简的《论自然》一篇。诗中他们自己描写为一个翩翩少年，有一天他坐上神派来的马车升了天，受到女神接见，女神领他到天上地下游览了一番，并告诉他世界的真相。诗中记述了他与女神的谈话，也就是他的哲学观点。巴门尼德不是个因陈守旧的卫道士，而是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接过色诺芬尼解决“一”与“多”问题的办法，用唯一性包涵和统领杂多性，在肯定世界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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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变的前提下，承认杂多具体事物的存在。巴门尼德接过老师提出的“一与多”的问题，并发挥其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继续加以探讨，可是，他得到结论却背离了老师的神一元论，而变成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巴门尼德认为，人们在思想时必须遵循思想的法则，否则就会陷入谬误。
根据这一原则，他讨论了“存在”问题：存在就是存在，若说存在是不存在，就必然违反逻辑的同一律；当我们说某物现在不存在将来会存在时，我们实际上是指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但这样说在逻辑上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等于存在的东西，所以，存在是不变不动的。这种观点与色诺芬尼是一致的，但巴门尼德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推演下去：既然思想告诉我们，存在是唯一而无变化的，那么感官经验中所见到变动不居的现象显然就是错误的、虚幻不实的了，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逻辑法则，不违反矛盾律和排中律。他因此便将世界划分为二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来源于感官印象的现象世界，其中万物流转、四季轮回、生生不已，但却是虚幻不实的；另一个是思想所把握的观念世界，里面整整有条、永恒不变。从感官界人们只能获得谬误的意见和印象，永远见不到真理，真理只能从观念界、从思想中求得。
在以上的论证中，天平显然倾向于思维一边。单从逻辑方面看，你很难说巴门尼德的不是，因为他的论证是相当严谨的。问题在于，他整个的论证是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前提之上的。这个前提就是：思想等于存在。在他看来，思想不可能什么也没有表达，因此，当人们说到思想时，必然是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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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某种存在物的思想；相反，当人们说到存在时，一定是指某种可以被思想的东西，非存在既不可能被思维，更不可能被说出来。换言之，思想必有它本身以外的某种它所指称的客体，而且既然你能在所有时刻都同样地思维着同一件事物，那么凡是可以被思维的必然在所有时间内存在。
所以，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前提明显地与常识相背，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思考并不存在的事物，而不承认它们的存在，例如，你随时可以说“飞马存在”这类命题而不违反逻辑规律。巴门尼德将思维与存在等同，从而达到以概念之“一”否定感官之“多”的结论，比自己的老师走得更远，从而将世界加以二重分化。
巴门尼德在哲学上的重要作用，不在于他发展了逻辑学上许多重要原理，而在于他从思想和语言的逻辑推演中抽取出哲学结论的形而上学方法。
这种论证形式要害之处在于，就语言论语言，将思想绝对化，使概念等同实在。从巴门尼德开始，一直到１９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这样的形而上学方法曾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现。说来有趣的是，从巴门尼德学说中引申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基本哲学观念：被他规定为永恒不变的存在这个概念，后来在唯物主义者手里演变为不可变、不可毁的“实体”
（即“物质”）
，而“实体”则成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质料；而他割裂感性与理性、划分二重世界的做法，则开启了以柏拉图为先声的二元论的传统，使唯心主义大行其道。这一思想奇观使哲学能够在对立派别的激烈竞争和对抗得以深化发展，因此巴门尼德是功不可没的。另一方面，正是他的哲学方法将西方哲学家们引入耗费了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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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阴仍不了了之的追寻本体（即终极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之路。倘若巴门尼德愚钝一些，那么西方哲学是否将会走向另一条路子而面目全非呢？这，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爱利亚学派的理论，到了巴门尼德似乎已被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循着他的理路一时难有大创，要么另辟蹊径自立门户，要么紧守山门，抱残守缺。巴门尼德的得意门生和义子芝诺（Ｚｅｎ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ａｔｉｃ，公元前４９０—４３０）走的是后一条路子。芝诺最大的特点是思维敏捷、辨才无碍，在辩论中他时常会令对方不知不觉中落入语言陷阱而自打嘴巴。
他对爱利亚学派的贡献不是去创造和丰富学派的理论，而在于用更精密的逻辑方法来证明其老师巴门尼德关于唯一不变的存在（本体）的学说。
巴门尼德已经否认感官所知觉的世界有真实性，而这种世界的特征就是“多”和“变”。芝诺明白，只要证明“多”
和“变”是虚幻的，那就等于证明了感官界的虚幻性，从而反证出巴门尼德唯一不变本体的真实性。
他首先证明了“多”的虚幻性，他的论证应用了一种独创的逻辑方法——二律背反，即如果从同一个前提能推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那么这个前提必然是错误的。他的论证程序是：（１） 前提：假定“多”是存在的（２） 推论：那么，在量上就会有无穷大和无穷小两个相反的结果
（３） 结论：因此，“多”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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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２）推论的两个步骤是：（Ａ）如果“多”存在，那么它一定是无穷小：“多”中必有单位，它由许多单位组合而成；那些单位必不可分割，否则就不成其为单位；既无法分割，便没有大小之量；单位既无大小之量，由单位组合而成的“多”也必然无大小之量；无大小之量的“多”便等于无穷小。
（Ｂ）
“多”之为“多”正在于其可分为若干单位；既可分割必有大小之量，故“多”有大小之量；“多”如有大小之量，则其各部分（即各单位）也一定有大小之量，也就是可以分割；各单位既可分割，当然就可以一直分下去，因为不管分割多少次，大小之量总是有的；既然“多”中的单位可以无穷分割，而那些单位又都有大小之量，那么，无穷的有大小之量的单位合起来，就成为无穷大的“多”了。
综合（Ａ）和（Ｂ）可见，假定“多”存在这个前提，会导致再量方面“多”既是无穷小又是无穷大这两种自相矛盾的结论。此外，在数的方面，这个前提也同样会引申出“多”
既是有限数又是无限数这种相反的结果。
一个东西同时兼有两种自相矛盾的性质，显然是违反逻辑规律的，因此，“多”这个假定必然是错误的。
芝诺的第二步是论证“变”的不可能性。我们知道，动是变的条件，无动不可能有变，因此要证明无变，只须证明无动就行了。芝诺设计了三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例证，来证明“变”
（即运动）的虚假性。
第一个论证名叫“飞矢不动”。他说，在人的印象中，一支射出的箭总是向前飞去的，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这支箭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只能停止在某一个地点，不能同时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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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两个地点，下一个时刻又停留在另一地点，所以，人眼所见之飞矢，是在许许多多时刻里止于某一地点的现象积累而成的假象，但在实际上，这许多的静止加起来的总和仍然是一个静止，因此，飞矢根本上是不动的。
第二个证明是“二分法”
：假定一物体要达到某处，它首先须通过距离的一半；在未到这一半以前，必先经这一半的一半；而这一半之一半又有其一半，如此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该物体也就永远挪动不了。
第三个例证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跑得最快的希腊英雄。芝诺认为，假如让乌龟先跑一步，那么善跑的阿基里斯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因为他首先必须先达到乌龟的起跑点，这时乌龟又已进了一段距离，当阿基里斯赶到这点时，乌龟早已又前进到别的一点，如此下去，阿基里斯终有快步如飞的本事也不是乌龟的对手，永远都追不上它。这样，芝诺觉得，以上三个证明表明，运动变化是不可能的，静止才是真实的。
上述几个论证有点类似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所谓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类型，但中国古代哲学从来没有在逻辑论辩方面发展到像芝诺这样高的水平，这是事实。
如果单纯着眼于形式逻辑，芝诺的论证确乎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谁都无法从逻辑上驳倒他。然而，联系事实来看，便会觉得他多少有点诡辩。因为物理学告诉我们，运动是有连续性的，阿基里斯不必在乌龟停留的地方逗留一下再走，而是一直往前跑的；而且在同样时间之内，二者的运动速度也是有差别的，阿基里斯用不着多少时间就会赶上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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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常识归常识、理论归理论，芝诺正是像他老师那样，坚信理论而否定了常识，从而排除了变化和杂多性的现实性。
往深一层看，恰恰由于我们无法在逻辑上驳倒芝诺，我们就必须注意他所提出的问题：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遵循着不同的法则，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芝诺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割裂了二者的关系，只承认思维的唯一现实性，并将它绝对化了，而否认了经验世界的实在性，沦为某种唯心主义的东西。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哲学的贡献。
虽然许多人把芝诺视为诡辩家，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看法，例如后来的希腊大哲学家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