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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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人”
是克尔凯郭尔的一幅自画像，他对理性主义、对大众社会的批判，对非理性的情感体验，对个体内在性的强调，给后来的存在主义定下了基调。存在主义文献中的基本术语诸如“焦虑”
、“忧郁”
、“恐惧”
、“颤慄”
、“内在性”
、“主观性”
、“自由”
、“选择”等等都能在他的日记中找得到，“死亡”
的主题也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生活那个空洞，那个无意义啊——我们去埋葬死人了；我们跟他到墓地，我们每人都在他身上盖上三锨土；我们亲自乘马车去墓地，我们又乘马车回了家；我们想到前面还有长长的日子以此来安慰自己。七个七年是多少年，我们干吗不一次性了断呢？我们干吗不留在那儿，与他一起进了坟墓呢？
我们可以抓阄的嘛，看轮到谁留在最后，给最后的死者铲上那最后的三锹土？“
克尔凯郭尔为存在主义的宴会精心烹制了各种大菜，只是有着存在主义口味的客人尚未到席，他可不是位看客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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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厨子，他拒绝向世俗让步，世俗当然也不会向他让步。一直等到２０世纪，三位姗姗来迟的客人——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不约而同地会聚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宴席上，从此以后克尔凯郭尔之灵走出了丹麦，走向了世界。
二、萨特：一个敢于说“不”的哲学家
法兰西民族素以爱好自由而闻名于世，“自由女神”
的娘家是在法国。
“不自由，毋宁死。”法兰西人天生长就如此铮铮铁骨。也正因为此，当维希政权向希特勒俯首杯臣时，才激起法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然而就在法国人为自由而战的当中，一位３０余岁的年轻哲学家却抛出了“我们从来没有像德国占领期间这样自由过”这样的奇谈怪论，这句话如果出自维希政府之口，还是多少可以让人理解，但它却出自一位勇敢无畏的抵抗运动的战士，则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这位哲学家还趁机抛出一部厚厚的哲学专著，向那些为自由而战的法国人宣讲什么自由是人的宿命，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从不曾离开过我们，倒是我们常常躲避它，讨厌它。自由女神简直成了一位娼妇，即使别人不喜欢，也偏要搂住人家的脖子，大献殷勤呢。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充满了古怪的字眼和不合文法的表达，行文艰涩滞重，难以卒读，但它是一部名著，它符合典型的名著定义：人人皆知而又人人皆未读过的著作，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中也少有人从头到尾将之一遍读完。
然而这部巨著很受战时的家庭主妇们的欢迎，原因倒出人意外，原来战时法国家庭用的法码皆被收购制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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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了，而这部沉重的大书恰恰可作标准法码使用。
这部巨著就是存在主义的经典《存在与虚无》，它的作者就是让。保罗。萨特（Ｊ。
Ｐ。
Ｓａｒｔｒｅ，１９０５—１９８０）。
存在主义是关心人的存在的。人的存在不同于物，比如说一把裁纸刀，它先由匠人设计好，然后再依样造出来，它一旦存在，它就属于某个种类，起某种作用，它的本质即是如此。在它存在之前，在工匠的设计中，它的本质就确定了。
人则不然，一个人从来不是生来就是一个厨师，一个商人，一个小偷，他是什么，那要看他的选择，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整部《存在与虚无》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一原则进行阐述的。
人的存在即是“自为的存在”
，它没有任何本质，或者说它的本质即是虚无。这话乍听起来有点玄乎，不过如从现象学的角度一想到也挺平实。我们的意识总是在意识到什么东西，想钱啦，想春天啦，想家啦，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是现象学意向性的一个基本含义好了，现在我们撇开这些东西不论，我们干脆来个什么东西都不想，看看意识还会剩下什么，意识原来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纯粹意识本身没有任何内容，桌子并不真地存在于意识中，它是在空间中，在窗子旁。
意识要想是点什么，它就必须指向点什么，意识生来就被一个不是自身的东西支撑着，这个支撑着意识的东西就是“自在的存在”。
自在的存在是它自身，它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主动的；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否定的。自在的存在，如其所是地存在，不多也不少，它纯粹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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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是无法谈论的，因为我们一旦谈到它，它就与我们的意识发生了关联，它就成了呈现于意识面前的存在物了。
自在的存在并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的物，常识所言的物已是有一定物性的东西了，它是一张桌子，它是一个墨水瓶，这些物已是由意识加以分类赋予了某种意义的东西了。毫无疑问，这些存在是在自在存在的基础上显现给意识的，意识当然能超越存在物，但只能指向它的意义，而永远不能走向它的存在本身，纯粹的自在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它是荒诞的，令人恶心的，任何自为的东西都无法完全把握它。
纯粹的自为存在是个“无”
，是个纯粹的虚无之流，是人把这个“无”带到世界中来的，在人身上纯粹自为存在的“无”与纯粹自在存在的“有”结合在了一起，“无”自此以后也获得了几分有的品格，它有了一个身体，有了一个住处，有了一个职业，一句话，它有了一个境况。也就是说人并不是一个纯粹自为的存在，他总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某一个阶层、某一个家庭的某一个人，人的这些实在的方面就是“实际性”
，“实际性”与“事实性”不同，人的实际性并不像桌子摆在房间中的事实性，它是流动化的虚无与呆滞的自在相互纠缠造成的。况且纯粹自为的存在作为虚无之流是变动不居的，它总要突破当下的实际性，策划新的举措指向新的对象，纯粹自为的存在是永远站在对象本身以外的，这种超出自身的能力就叫“超越”
，用萨特的原话讲，自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这话说得太拗口了，其实萨特的用意在于表明，人永远不会被境况所限制，甚至也不能被他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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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限制，人永远可以对现实说个“不”
，不是面向将来的存在者。
既然任何自在的东西都不能制止纯粹自为的流动性，因而人是绝对自由的，作为自为的人本身没有任何内容，他是什么完全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意识的本质是“无”
，是“空”
，因此人没有什么本性，人就是“无”
，他生来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他生来即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
自由即选择，选择是绝对的。自为的本性是无，因此任何价值标准都不是先验的，任何价值标准都不能限制选择。
严格地讲，你不能不做选择，比如说听天由命，因为不做选择恰恰是已做了选择了，是你选择了不做选择，听天由命是你选择了听天由命。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一生，人就是他自己所要求的那样的人，他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他是通过自己选择造就的。自由没有限度，我们没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位青年学生很想去参军抵抗法西斯的侵略，但如果去参军他那年迈无靠的老母就无法生活下去。他在两种道德之间踌躇不决，是尽孝养活老母，还是尽忠报效祖国？基督教的教义说爱人如己，但是爱母亲还是爱国家？
没人能够回答；康德说，永远不要把他人当作手段，而要当作目的，但和母亲呆在一起，这是把母亲当作了目的，那些为国战斗的人成了手段，和那些爱国战士在一起吧，母亲又成了手段。他最后找到了萨特，这位存在主义的大师马上给了他一个忠告：“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
自由是绝对的，这话听起来总有些别扭，不是说世事无绝对吗。比如我是个瘸腿，无法像常人那样走足，我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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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１００米去和卡尔。刘易斯一争高低，难道我的瘸腿不恰恰限制了我做世界短跑王的自由吗？
萨特的反驳会很简单，“你为什么要选择跑步？如果你选择谁做得白日梦多，瘸腿会对你有限制吗？”
瘸腿看起来限制了你的身由选择，殊不知这恰恰是你自由选择的结果。愚公的家门口是两座大山，交通颇为不便，大山岂不限制了愚公的交通自由？萨特当曰：大山之所以构成限制，恰在于愚公将家安在山下。但愚公的祖宗早就迁在此了，愚公毕竟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并不是先经过愚公的批准，他的爹妈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也难不倒萨特，他出生在大山前不要紧嘛，大山有什么不好？
如果你愚公选择隐居，它不是个合适的地方吗？如果你非要选择外出旅游，它当然是一个障碍，但即便这个障碍也是你自由选择造成的。
自由是处境中的自由，处境是自由选择的处境。任何处境——身体，出生，住处，邻居甚至死亡都不能限制你的自由，处境是自在的东西、中性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对你是阻力还是助力全赖自为的选择。林中的岩石，静静躺在草丛中，你选择要把它举起来，它无疑成了阻力；你选择站在上面看风景，它无疑又成了助力。
人是被判定自由的，你逃都不逃不了，到处都是自由的天地。
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是子弹打死了人，但我们并不谴责子弹，因为它没有自由，它也负不了责任，我们谴责的是发出子弹的凶手，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是自由的。因此自由是和责任交织在一起的。你参加了侵略战争，你就得对此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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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这里不容任何借口，任何意义上的决定论都在这里失效了，即使你是被抓壮丁的，但毕竟你是自由的吗，你本来可以开小差蹓掉，最坏你也可以自杀来抗拒吗，你没有开小差，也没有自杀，你参加了战争，所以你就是战争贩子，你就得为此战争负责。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
自为不是其所是，人只要是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说个“不”字，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物永远是其所是，墨水瓶是墨水瓶，裁纸刀是裁纸刀；只有人可以说“不”
，对他人、对处境、甚至对他自己，他都永远可以说“不”。你的地位，你的财产，甚至你的生命都可以被剥夺，但说“不”的威严却永远存在。敢于向唯唯诺诺的流俗说“不”而成为超俗，敢于向非义说“不”而成为正义，敢于向专制者说“不”而成为斗士，敢于向占领者说“不”而成为抵抗运动的勇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存在与虚无》即是向流俗、向非义、向专制者、向占领者说“不”的巨著。纳粹的势力再强大，法国人都可以说个“不”字，法国人从未失去自由，屈膝投降并不是迫不得已，膝盖落地毕竟不同于石头落地，法奸是自由选择成为法奸的，因此他得为此选择负责，《存在与虚无》被称为“反附敌的宣言书”并不是没道理的。
自由迫不得已，责任无可推卸，自由的压力可谓大矣。
“从我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减轻这重量。”不论我做什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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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在那怕短暂的一刻逃避责任，因为我对我的逃避责任的欲望本身也是应负责任的。而对自由人们不免焦虑，焦虑与怕不同，怕是对世界中的某件东西害怕，比如怕黑暗、怕老虎等等。焦虑并没有什么对象，它是在自由面前的一种体验，焦虑是作为存在意识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因此，逃避自由、推卸责任、远离焦虑成了芸芸众生的当务之急，这就是所谓的“不诚”
（ｂａｄ
ｆａｉｔｈ）。
不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从实际性出发视己如物，从而避免做出自由选择。
一个初次赴约的女子，当对方对她说：“我很钦慕您”
，尽管她很清楚人家的意图，但她不愿深究字面后的意义，她取消了这句话中的性的含义。这时人家突然抓住她的手，而她任凭他握着她的手，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她继续大谈生活、大谈艺术，在这个时刻，她的身体与心灵分离完成了，她的手毫无活力地停留在她的伙伴温暖的手中，既不顺从，也不反抗——像一个物一样。这个女子的行为便是典型的不诚。
不诚的另一种类型是他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物，让自己完全成为“为他的存在”。这种人生活在他人的目光下，完全按照他人的要求行事，从而逃避自由选择的责任。咖啡馆里的侍者，端盘子的姿态，走路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他像个自动机器。
可是照深处看，“咖啡馆里的侍者并不像墨水瓶是墨水瓶、玻璃杯是玻璃杯那样，干脆就是个咖啡馆侍者。”墨水瓶是否要当墨水瓶，它没有丝毫的选择余地，而咖啡馆侍者是自愿选择扮演侍者角色的，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