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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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萨特会反驳道，“没有什么他人，每一个人都是他人，他人就是你自己呀，你不要推卸责任。”
“但是，我不去当兵行吗？人家把枪都顶在我的后脑勺上了。”帅克抱怨道。
“你毕竟是自由的呀。”萨特说，于是“呯”
的一声枪响帅克便这样为自由献身了。
听到枪响的萨特又问了“这个开枪的是谁呀？”开枪的马丁开口了“我不开枪不行啊，我的上司汤姆把枪顶在我的后脑勺上了。”
我们可以设想这出开枪的悲剧可以一直演下去（当然这有些不合逻辑）
，一直到最后一个主角希特勒登场，他会对萨特说：“开枪，是我的自由选择，我愿为此选择负责。”后来萨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对于当前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自由不过是幻想，“自由的意思不是指自由选择，而是指必须过受压制的生活。”
这一结论不免让人灰心，但却也是一句实话。
至于他对人际关系的悲观看法，在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后，他本人也不得不出来解释一番，“我想说的是：‘他人就是地狱……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恶化了弄糟了，那么，他人就是地狱……世界上的确有相当的一部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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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太依赖于别人的判断了。
‘……不管我们生活的地狱是如何禁锢我们，我想我们有权力砸碎它。“
确实我们不必纠缠于萨特一些过分夸张的文学术语。
“他人的目光”也不过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大众舆论、道德风俗，实际上都属于他人目光的范围，萨特的“目光现象学”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大众舆论对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控制与操纵。但是诚如一些批评家指出的萨特过于把目光单一化了，在这里只有我—他的关系没有我—你的关系，只有冲突的关系，没有相互交往的关系。把慈母出于亲情的目光、情人出于爱情的目光、朋友出于友情的目光与商人估量的目光、陌生人怀疑的目光、仇人敌视的目光混为一团，统统说成是美杜莎的目光，这也未免有些太残酷、太不近人情了。
现在该让我们带着崇敬的目光看一下这位敢于说“不”
的哲学家本人了。他出生于１９０５年的巴黎，幼年丧父，他后来对此颇为庆幸——因为他没有一个严厉的“超我”
控制他。
按理说，我们这位无拘无束的少年可以天天上树掏鸟巢，下河摸鱼虾了，可是他却一头扎进了外祖父沙尔。史怀泽的书房——顺便提一下，这位史怀泽还是被爱因斯坦称为“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阿尔伯特。史怀泽的叔父。从此他便一直“生活在书中”
，７岁时，他就把福楼拜、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梅里美、雨果这些大作家当作自己“最初的朋友”了。
１９２４年他以优异成绩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终生伴侣德。波伏瓦。毕业后一度担任中学的哲学老师。
１９３３年他赴德，专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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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现象学的著作《论想象》、《自我的超越性》等。
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但很快就做了俘虏，在集中营他体验到了“他人的目光”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闲暇之余，他还向随军的神父宣讲海德格尔哲学。获释后，他继续参加抵抗运动，１９４３年《存在与时间》这部在咖啡馆写成的巨著问世了。
５０年代，面对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法国发动的印支殖民战争，他给出了一个响亮的“不”字。
１９６０年，他的另一本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问世了。
这部书给他赢得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
１９６４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这位文学大师——他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如《恶心》、《墙》、《自由之路》、《禁闭》、《苍蝇》、《肮脏的手》等，他毫不客气地说了声“不”
，从而成了诺贝尔颁奖史上第一位至今也是唯一的一位拒绝该项殊荣的人，讨厌“他人目光”的萨特当然有自己的理由“我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据说，萨特如果喜欢某件东西，他会很快将其送人，外人会认为他慷慨大方，其实他有自己的算计，让别人做物的奴隶吧，“我，萨特，不！”
１９６７年，面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他又一次勇敢地说了声“不”
，并接受罗素的邀请，担任瑞典“战犯审判法庭”
的庭长，缺席审判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
１９６８年，巴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学生造反运动，萨特不顾年高体迈，勇敢地站在了学生游行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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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上帝向萨特发出了晚宴的请柬，这一次他终于无法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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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 分析的时代
一、分析的时代与时代的分析
２０世纪的英美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哈佛大学的怀特教授（Ｍ。
Ｗｈｉｔｅ）干脆就把２０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分析什么？分析语言。如何分析？用逻辑进行分析。那么，为什么要分析？
我们知道，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于一些基本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人能知道什么？这是认识论、知识论的问题；人应该成为什么？这是伦理学、人性论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想创造一个哲学体系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每个哲学家都自认为自己的体系解决了这些问题，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哲学园地简直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农贸市场。历史终于等到最大体系制造者黑格尔出来收场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体系都收容在我的体系中了。”
不幸地是，这也不过是一个体系而已，费尔巴哈、马克思起来反对它的唯心主义，基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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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起来反对它的绝对主义、理性主义，当然反对它的诸体系又成了其他体系反对的对象，哲学的争吵还有没有完？
反观数学与自然科学，欧氏几何的三角形内角和是１８０°是无人争吵的，牛顿定律是无人争吵的，水的分子式是Ｈ２Ｏ是无人争吵的。
一个科学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解决了，更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科学呈现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研究生物学的人不必再去亚里士多德那里讨个说法，但研究哲学的人呢？怀特海（Ａ。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说，整部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真的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吗？
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孔德（Ａ。
Ｃｏｍｔｅ）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就提出了哲学应当以自然科学为楷模，以观察与实验的实证知识取代传统哲学的抽象、思辨的知识，那些超出人类实证知识范围、专以探讨现象背后的物自体为己任的传统形而上学必须被摒弃于知识之外。到了７０年代，以马赫（Ｅ。
Ｍａｃｈ）为代表的马赫主义更一步发挥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并不是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领域，在现象之外并没有什么物自体，人类知识的范围就是感觉经验的范围。
这样，哲学家逐渐从认为哲学问题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范围到怀疑或许就根本不存什么哲学问题的领域。科学问题之所以能得到真正的解决，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哲学问题之所以从未得到真正的解决，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最后人们怀疑到了语言的头上，是的，哲学问题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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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是有问题的，这一步就是分析哲学家迈出的。
分析哲学家拿起逻辑分析这把剃刀，对传统哲学问题一一进行解剖。他们不再去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要问“世界”是什么意思？
“本质”又是什么意思？这一问不要紧，结果发现许多哲学术语，许多哲学命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哲学家之争原本不是什么事实之争，全是语言之争；他们也不去问“我能认识什么？”而是问“我能表达什么？”
；他们也不去问“我应成为什么？”
而是问“我应成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它和我是什么意思一样吗？“
分析语言便成了分析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分析哲学家是哲学家的哲学家。
这些运动的先驱人物当推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弗雷格（Ｇ。
Ｆｒｅｇｅ，１８４８—１９２５）
，分析哲学的三位巨头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都承认受到他的直接影响。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坦承“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主要是从弗雷格那里获得教益的”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真诚地表示是弗雷格的著作“激发了”
他的思想，至于卡尔纳普他是弗雷格在耶拿大学任教的学生。然而这样一位有着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家在生前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他讲课经常使用一大堆符号，因此前来听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学校对他的教学评价也不高。
一直等到他死后，思想界才真正发现了这位思想家的价值，他被认为是现代逻辑的奠基者，是分析哲学的精神先驱。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主要可归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他的反心理主义思想。他在《算术基础》第一次提出要把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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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开来，意义与逻辑的客观性质完全不同于心理过程的主观性质，他认为应将判断的内容与判断的活动区分开来，１十１＝２这是判断的内容，它是完全客观的、公共的，可以交流的；但每个人进行的１十１＝２的判断活动则是主观的、个人的，一个小孩子在进行１十１＝２的判断活动时，可能心中想的是１个苹果加另１个苹果是２个苹果，另一个小孩子可能想的是１个布娃娃加另１个布娃娃是２个布娃娃。逻辑并不研究人们如何作出如此这般的判断，它只研究思想本身的性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就与笛卡尔以来将一切还原到人的内在心理过程的心理主义传统彻底决裂了。从此分析哲学从传统认识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研究转向了对意义、对客观知识的研究。
二是他的命题函项理论。
２。
Ｘ３＋Ｘ是一个函数表达式，其中Ｘ是自变元，如果把这个自变元除掉，这个表达式就成了２。（）
３＋（）
，因此，任何一个函数解析式都可被分析自变元符号与函数式两部分，函数式本身是不完整、不饱和的、需要补充的。弗雷格把这一函数理论运用到概念与命题的分析之中，比如说“凯撒征服高卢”这个句子就可分析成“凯撒”与“征服高卢”两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不饱和的，它带有一个空位“——征服高卢”
，只有通过代入一个专名或一个代表专名的表达式，才会出现一个完整的意义，这个不饱和的部分称作函数，自变元是凯撒。又如“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这一表达式即可被分析为“——的首都”和“德意志帝国”两部分。
“Ｘ的首都”这一函数表达式，如果我们以德意志帝国作为它的自变元，我们就会得到柏林这一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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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果我们以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它的变元，我们就会得到华盛顿这一函数值。
命题函项论对于后来分析哲学分析命题、概念启发颇大。
三是含义和指称的区分。
这一思想表达在１８９２年发表的《含义与指称》一文中，这里分析哲学中的一篇经典性文章，它开了分析哲学意义理论研究的先河。问题始于同一性命题所产生的困惑，比如ａ＝ａ和ａ＝ｂ显然具有不同的认识价值，说“弗雷格是弗雷格”
（ａ＝ａ）和说“《含义与指称》的作者是弗雷格”
（ａ＝ｂ）毕竟不是一回事，尽管《含义与指称》的作者确实就是弗雷格。为什么？弗雷格认为我们必须在含义和指称之间严加区分。名称的指称是它所指涉的对象，名称的含义则是它所表达的意义，我们用“月亮”这个词指称月亮这颗卫星，而含义则是一种表达式，通过含义名称告诉我们它指称什么。
比如说“《含义与指称》的作者是弗雷格”在这个句子“《含义与指称》的作者”与“弗雷格”这两个表达式指称同一对象就是那位在耶拿任教的弗雷格本人，但两者的含义不同。又比如，“晨星就是暮星”
，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晨星和暮星确是指同一个星（金星）
，因此两者的指称是相同的，但两者的含义却不同，晨星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在早上什么时候什么方位才能找到它，而暮星这个名字则告诉我们在晚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它。一旦将含义与指称加以区分，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名称只有含义没有指称，如“最小的收敛级数”
这一表达式就只有含义而无指称，因为对每个收敛级数都可以发现一个更小的而且还不断收敛的级数。不同的含义也可以指称同一个对象，暮星与晨星含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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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却指称同一个对象（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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