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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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东西。但是它们决不是无意义的，它们是我们描述世界的“脚手架”
，就像在算术符号体系中的“０”的作用一样，它们也是语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玖瑰花是红的”
，它确实表达了外界的一个事实，因而是有意义的。
一个命题要有意义必须具备两方面基本条件，一是这个命题必须符合语言的逻辑形式，说“苏格拉底红得大于”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不符合最起码的语法规则，你说得再清楚，人家也听不懂你的意思，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说“苏格拉底是晴的”
，是符合语法规则，但它不符合命题有意义的另一个条件即必须表达外界的事态，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它所表现事态的图式，只有作为图式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有真假。
因此“苏格拉底是晴的”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你尽可以指着一只鹿说“它是一只马”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别人能听懂你的话，人家最多会说你是指鹿为马；但如果你指着鹿说“它是２的８次方”
，人家就根本就不会说你错了，人家会说“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
哲学中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并不是错的，而是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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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哲学没有进步，我们仍然忙于解决希腊人探讨过的相同问题，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哲学不得不如此，维特根斯坦写道，这并不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而是在于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诱使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存在与“吃”
、“喝”等词功能相同的“是”动词，只要还存在“同一的”
、“真的”
、“假的”等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讲什么“时代的河流”
、“辽阔的天空”等等，大家就将不断被相同的疑难问题所困惑。因此，哲学不应再是什么世界观，什么包罗万有的体系，它也不应是什么知识论，“哲学乃是一种活动”
，乃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家成了清洁工，他得负责语词的“清洗”工作。
“哲学唯一正确的方法是：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任何东西。于是，只要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这些符号以指谓。”
一经哲学家的分析活动，所有无意义的伪命题皆被清除，余下皆是有意义的命题即自然科学的命题及缺乏意义的命题即逻辑学与数学。
这样哲学就为可思者、可说者与不可思者、不可说者划了一道“界限”
，凡可思者都可清楚地思，凡可说者都可清楚地说，“对不可说者，必须沉默。”
“界限”
在这里只是一个不恰当的隐喻，普通意义上的界限总是有形可见的，因而也是可以跨越的，比如孙悟空用金箍棒划的界限，尽管白骨精跨不过去，但唐僧却可以自由出入。维特根斯坦给思维划的界限是严格意义上的界限，试图越出这一界限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它就像如来佛的五指关，任凭你孙悟空有多大的能耐，怎么折腾也还是在他的手心里。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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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尽管这一界限不可说、不可思，却正是在说中、在思中显示出来。
“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转向这神秘的东西，看一看为什么这神秘的东西是不可说的。
首先命题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说的。
命题能表现全部实在，但不能表现逻辑形式。
“要表现逻辑形式，我们就得必须把自己同命题都置于逻辑之外。”
与此相关的形而上学的主体存在问题也是不可说的。形而上学主体即“哲学的我”
，它不是我的肉体，甚至也不是我的灵魂，因为肉体与灵魂都像其他东西一样，都是世界中的物事，是客体。真正的哲学的我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界限。正如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处在我视野中的一切，可是看到这一切的眼睛本身，就不能像视野中的一个对象那样被看见，你可以在镜中看到自己的眼睛，然而那看镜中眼睛的眼睛是永远无法看到的。
“哲学的我”即类似此眼睛，而由此哲学的我所限定的逻辑空间恰如眼睛展开的视野，你不能跳出自己的视野之外看视野，任何看到的东西都在你的视野之内，而视野本身恰恰在你所看到的东西中显示出来。
同样，生命意义与伦理问题也是神秘的而不可说清的。
命题只能陈述世界中发生的事情，而生命意义与伦理问题是相对于“形而上学的主体”而言的，如果这个主体不在世界中，那么一切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也不是世界中的问题，因而也是不可说清楚的。
这样，维特根斯坦完全有理由说，即使在所有可能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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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的时候，人生问题依然未能触及到，但那时已不再有问题留下来，而这正是解答。
“人生问题的解决看来就在这个问题的消失中”
，“谜是不存在的，如果问题能提出来，也就有可能解答。”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泄气的结论！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却也是一个言之有据的结论。他颇为得意地叹了一口气“哲学问题看来在根本上已经最后解决了”
，当然他也不忘提醒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所得是如何之少。”维特根斯坦不我欺也！
我们不想在此就维特根斯坦要求本应沉默的东西呱噪不已了。然而，维特根斯坦本人不也就其沉默的东西一再喋喋不休吗？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说这句话的人到底是知还是不知？
确实，任何一种宣扬沉默的哲学都是自我反驳的。
哑巴倒是沉默的，不过他却有强烈的要说的冲动。
“沉默是金”
这句话本身是“金”吗？我们不想在此玩弄文字游戏了。我们有理由向维特根斯坦发问：维特根斯坦君所说的一切是“Ａ＝Ａ”的逻辑命题吗？当然不是；那么他所说是“天在下雨”之类的自然科学命题吗？当然也不是！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命题也是无意义的啰。
“天哪！不要害怕谈论胡说，然而，你应注意你的胡说。”
维特根斯坦完全明白自己在“胡说”
，然而这毕竟是“重要的胡说”
：“我的命题由下述方式而起一种说明的作用，即理解我的人，当其既已通过这些命题，并攀越其上时，最后便会认识到它们是胡说（可以说，在其已爬上梯子以后，必须把梯子丢开）。”
不过这里仍有一个疑惑，依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人们只能理解有意义的命题，人们如何理解胡说？看来胡说还是有意义的。不过，维特根斯坦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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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及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胡说，便急急忙忙保持沉默了，他上山下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当时他刚３０岁，是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
实事求是地讲，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位受家乡欢迎的教师。很难设想他那孤傲的性格会让他和周围的乡下佬处好关系，最后因被指责体罚学生而不得不辞去教职。当然这期间他并没有白过，他出版了一本德语小学生词典，这是他生前出版过的仅有的两部著作中的一部！这部小词典的编写据认为与他后期思想的转变并非毫无关系，词的多义性以及句子的不同用法使他慢慢意识到《逻辑哲学论》中语言观的片面性。
接着，他又在一家修道院里做园丁，修剪草坪，栽培花木。他甚至还认真地考虑过是否做一名僧侣。不过，不久他姐姐给他找了一件差事，让他为她在维也纳设计一幢住宅，这花去了维特根斯坦两年的时间与精力，这座典型的现代风格的建筑物至今犹存，成了凭吊这位哲人的一个场所。
当然，这期间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中断与外界的联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授石里克就与他有密切的交往。以石里克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益良多。据说，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成了这个学派的“圣经”
，在一段时间里，被逐字逐句地加以讨论。
１９２８年维特根斯坦听了直觉主义派数学家布罗维尔（Ｂｒｏｕ－ｗｅｒ）关于数学基础的演讲。布氏在演讲中尖锐批评了当时思想界中逻辑崇拜现象，他认为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并无高低之分，日常语言的表达方法也并不完全以逻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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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确性来进行，任何人工语言系统都无助于改变日常语言的状况。布氏的讲话犹如禅师的大棒给了维特根斯坦当头一击，据记载，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晚恢复了强烈的哲学兴趣。
在朋友的劝说下，维特根斯坦终于在１９２９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剑桥，他把《逻辑哲学论》当作学位论文申请哲学博士学位，自然他的两位师友罗素和摩尔做了主考官。罗素直接向他发难：维君一方面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另一方面说，有可能达到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有点矛盾的。
结果，维特根斯坦拍着两位考官的肩膀大声叫道：“别急，我知道你们永远也不能理解这一点。”
于是这两位稀里糊涂的考官便把学位送给了这位无法理解的学生。从此以后，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剑桥工作直到退休为止。在这期间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哲学研究》一书的写作上，这本书是对他前期思想的一个清算，但语言批判的思想依然未变，这部著作酝酿很久，但一直等到他去世以后才得以出版。
这部著作风格怪诞，行文中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术语，全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句子，然而却又非常的晦涩难懂，比如，“为什么狗不会假装疼？
是它太诚实了吗？
人们能否教会狗装疼？
也许教它在一种特定场合吠叫仿佛它很疼是可能的，即使它不疼……‘是身体感到疼吗？
‘是什么样的问题？
……
如果有人手疼，他的手并不这样说……人们并不安慰手，而安慰疼的人，人们看的是他们的脸……“无疑，维特根斯坦是在表达一种奇特的想法，但这种想法究竟是什么？他一直抱怨自己的思想被误解了，”传播思想是一回事，获得思想是另一回事。“
我们还是循着他在写好的序言中的建议来获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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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吧，他的建议是只有以《逻辑哲学论》中的旧思路为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研究》中的新思想。
如果说《逻辑哲学论》构造的是攀逻辑的楼梯而可通达的水晶宫的话，那么现在维特根斯坦对任何需要攀登梯子才能获得的东西不再有任何的兴趣：“因为我必须去的地方是我现在站在的地方”
，可以说前期维特根斯坦是热衷于搭梯登楼，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是忙于拆梯毁楼，“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折毁”
，“对于哲学家来说，下到愚蠢的山谷比登上荒芜的聪明高峰能有更多成长着的青草。”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将命题视为语言的本质，基本命题是对基本事实的描述，这样一种寻找语言普遍形式的冲动被后期维特根斯坦视为“对普遍性的渴望”
，认为这种寻找共同一致的本质属性的方法完全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精神上的“一种巨大诱惑”
，是产生哲学混乱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有足球游戏、象棋游戏、纸牌游戏等各种各样的游戏，但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他非要问游戏的本质是什么不可，仿佛游戏是在这些具体游戏之外的一件物事，他会振振有词：游戏总得有一个普遍共同的东西吧，不然你怎么会把它们都叫游戏？这好比一个儿童吃了苹果、梨、芒果等各种各样水果后还嚷嚷“我要吃一下水果的味道”。
语言好像工具，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受普遍性诱惑的人总要找出一个共同的东西来，他可能说所有的工具都是用来修改东西的，锤子用来改动钉子的位置，锯子用来改动木板的形状等等，但是尺子、胶水和钉子又是修改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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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知象为何物，我们把他带到动物园中指着一头大象对他说，“看！那就是大象。”从此他就知道象是什么东西了。终于有一天他也知道象棋中也有一个象，而且与动物园的象不同，我们便把象棋中的象放在他手里“这就是象棋中的象”
，他掂了一下重量，它是木头做的，有圆柱形的外观，这一切他都弄清楚了，然后恍然大悟道：“原来象棋中的象没有鼻子”
，我们能说他明白什么是象棋中的象了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哲学家们落进了同一个圈套，人们在本没有本质的地方总要想出一个本质来，就像一个掉进了捕蝇瓶中的苍蝇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一种“家庭类似”的东西，比如一个家庭，父子眉毛相似，女儿则和父亲长着模样相似的鹰钩鼻子，另外一些成员则在走路的姿态上相似，除了这种种类似之外，并没有一个本质相同的东西在后面。
“不要想，但要看！”维特根斯坦提醒那些迷路的羔羊。
“不要想”
并不是不要人们思想，而是不要人们总是把丰富多采的语言现象想象成只有一种普遍的形式、只有一种普遍的功能，我们知道这也恰恰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观。
“但要看”也不是东看西看，而是要认真观察在现实人类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复杂性。描述功能固然是语言的一大功能，但却不是唯一的功能，钱可以用来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