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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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烈的家庭义务意识，即使是真心实意的，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成为取得成功的障碍。这种意识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委任他的亲戚担任并不适合他们的工作，甚至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他人不委任他去担任他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他随即会委派不适宜的亲戚担任他属下的职位。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害怕如果冒犯女巫的家属，她便会对他们施魔法，也许正是出于害怕心理，而不是出于爱，才促使他们搞裙带关系。当然，有时候一个家庭成员也许是要委任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才华，或者甚至仅仅因为人们肯定他有教养，因此能够信任他。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另一个困难是在牵涉到几个成员时怎样处理家庭事业。如果他们彼此信赖，各尽自己的本份，那么家庭感情可能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然而它往往是消极因素的根源。在家庭联系密切的国度里，那些没有家庭负担因而能独立的人，往往是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成功的人。
虽然在事业上家庭感情有这种缺点，但人们必须看到它的长处。凡是在人们不能指望外人给予忠诚的服务的社会里，特别是本家庭观念变得越来越狭隘的时候，社交圈子由大变小的时候，情况尤譬如此，因为在那时，人们最不可能接受以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报道提到，一些有才干的人拒绝提升，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将会大部分转入他们并不承认其道义要求的亲戚的私囊。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个问题，这种制度本身就对主动性造成障碍，因为它为每个人提供了防止匮乏的自动保险，从而削弱了活动性、节俭和进取精神。
一种强烈的家庭义务意识，即使是真心实意的，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成为取得成功的障碍。这种意识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委任他的亲戚担任并不适合他们的工作，甚至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他人不委任他去担任他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他随即会委派不适宜的亲戚担任他属下的职位。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害怕如果冒犯女巫的家属，她便会对他们施魔法，也许正是出于害怕心理，而不是出于爱，才促使他们搞裙带关系。当然，有时候一个家庭成员也许是要委任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才华，或者甚至仅仅因为人们肯定他有教养，因此能够信任他。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另一个困难是在牵涉到几个成员时怎样处理家庭事业。如果他们彼此信赖，各尽自己的本份，那么家庭感情可能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然而它往往是消极因素的根源。在家庭联系密切的国度里，那些没有家庭负担因而能独立的人，往往是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成功的人。
虽然在事业上家庭感情有这种缺点，但人们必须看到它的长处。凡是在人们不能指望外人给予忠诚的服务的社会里，家庭也许是经营大规模企业的最适宜的单位。比如说，某些行业如能在许多城镇、郊区或乡村设立分支机构，那是有好处的。例如银行、联号零售商店以及批发业就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兄弟或近亲多的家庭，可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为自家兄弟的可信赖程度超过那些不沾亲带故的分支机构经理；何况，即便遇到欺诈行为，金钱也不会流到家庭外面。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如果不是属于同一行业的分支机构，而是属于不同的行业和专业，那么兄弟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相互支持。同样，在移民之间或是在信奉某种宗教的少数人之间，关系密切的集团可以在生意上向对方提供机会，亦可以在发生危机时互相贷款支持，从而加强整个集团的地位，帮助其成员在经济上取得更大的发展，而要是不允许他们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影响他们的业务，他们就不会取得那么大的发展。当然，如果这个集团在经济上一般并未比社会上的其他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种亲属之间的义务或者其他义务也不是特别有益的；如果它的成员在竞争能力方面低于平均水平的话，他们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累赘，因为其中比较幸运的成员将会由于承担超过平均负担的义务和他人的不足而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一个才智出众的家庭如果紧紧抱成一团，就会占有很大优势。任何社会的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表明，总有几个才智出众的家庭，他们通过范围广泛的活动而鹤立鸡群，不论是１４世纪的意大利银行家，还是２０世纪的印度和日本的企业家，情况都是这样。在早期的这些条件下，一个才智出众的家庭有可能在任何其他类型的组织都难以达到的规模上做生意。这种优势随着行政管理技术的改善而减弱了，因为委派外人来担任经理职务比较容易了，而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不会鲸吞资金。
我们下面来考察一下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男人对妇女参加工作的态度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社会中，男人们为了确保其社会地位得到承认，设法不让他们的女人参加工作，他们故意使他们的妻子、女儿闲在家里，周围侍仆成群，以显示他们是有财产之人。妇女当中的一些人从事一些无偿而有益的社会工作，否则这种势力的风气会降低妇女们的贡献，哪怕这可能会使那些为了付帐而不得不更加辛劳地工作的男人们作出更多贡献也罢。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中上等阶级的妇女为了争取工作的权利，而不得不进行“斗争”，而在其它许多社会里，妇女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常常在田里耕作，为丈夫煮饭做菜、织布缝衣，而男人们却过着比较悠闲的生活。
凡是对妇女可能从事的工作加以限制的地方，经济的增长也必然会受到阻碍。在一些原始社会里，妇女是不许参加工作的，只能从事家务劳动或是为自家干些农活，这种情况提高了每个家庭自给自足的程度，从而减少了进行贸易和实行专业化的机会。而实际上十分明显的是经济的增长与妇女们摆脱家务劳动走向市场是紧密相关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成衣、理发、饮食等行业发展得更快了，更不用说年轻人进学校受教育了。学校教育取代了家庭教育。仅仅以统计学家在计算国民收入时拒绝将家务劳动包括在内这一点是不能说明上述联系的。因为专业分工也确实使产出的质量和数量都确实提高了。如果当地习惯只准妇女作家务、或者说他们外出工作只能做家庭佣人、打字员、或挤进其它一些工作范围狭窄的职业里，经济的增长就要受到限制。通常使国民产值增加得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开设工厂，向妇女提供她们非常容易干的那种轻活。许多缺少男劳动力的社会，已经发现这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不但可以直接地而且亦可间接地增加产出。例如，非洲的一些农民，把本来可以在中心工厂进行高效加工的作物，坚持在家里进行粗“加工”，因为若把作物送到工厂加工，他们的女人们可做的事就太少了，因此，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家庭以外的工作，将会有助于改善作物的加工。还是在一些非洲地区，妇女们花很长的时间手工舂米，如果在家庭以外给她们提供更多的挣钱的工作，她们很快就会坚持要求从今以后使用机器碾米。为妇女们创造更多的有收入的就业机会是同时提高她们的地位、减轻她们繁重的劳动和提高国家产出的最切实可靠的办法。
在某些社会里，宗法意识十分强烈，极而言之，甚至达到了崇拜祖先的地步。这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弊，是可以争论的。这有某些好处，比如说，一个人知道自己属于一个可上溯几代人的家族大概会产生某种自信心，人在年轻时就会受到家族的传统教育，如果这种传统包括某种特殊技能，冒险精神或是性格特点，它可能得到保持，并且比在没有家族传统的情况下得到更大的发扬。因此，英国海军相信，“海军世家”的子孙，一般说来会成为比其他应征士兵优秀的水兵。在某种职业气氛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从事该职业时很可能比其父母从事其它职业的年轻人更能胜任。宗法观念也可能对人的财产观念产生影响。一个人也许会感到自己仅仅是继承下来的财产的一个暂时托管者，因此可能小心翼翼地去保护它，甚至会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节蓄去增加这份家业。
但是也有弊端。对一个面临着一种与父辈所面临的不同的挑战的社会来说，过多地回顾历史是无益的。传统模式在当时也许是至善至美的，但在现在，由于问题不同，可能是极不适宜的。当一个社会留恋过去甚于急着要对未来进行探索时，那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强烈的家庭传统意识也会妨碍社会的流动性。
“非世家”子弟得不到与他们的才能相称的机会，而出身“名门”但无才的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机会太多了。如果传统坚持子孙必须步其父辈的后尘，职业流动性必然被削弱。两代人的职业过于相近的弊端在种姓制度中暴露最为明显。种姓制度要求每个人必须继承其父辈的衣钵，不然就去当农民，这就妨碍了纵向的流动和社会流动。这是必然阻碍变革，因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
当我们分析大家庭的横向联系时，我们认为这种联系主要是阻碍人们作出努力的联系，因为无论如何它要求男人们去满足他们对其毫无感情的远亲们的要求。但是，当我们谈到孩子们对父母的要求时，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其成员作出更大的努力的一种激励。当男人们雄心勃勃期望子孙后代有一个比他们自己出生时更高的社会地位时，这种激励发挥了最大的效率。
这种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取决于实现这种愿望的机会。在每个农民仅能勉强糊口的贫穷村庄里，这种愿望是不会存在的。因为那里提高物质地位的机会是微小的。如果法律或习俗上的障碍，不管是种姓制度还是肤色上的障碍，不允许人们从一个阶级升到另一个阶级，这种愿望也不可能存在。在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社会中，纵然抱有这种愿望也不可能有多大意义。在经济停滞的社会里存在某种流动，但是，最大的流动还是出现在产出迅速增长的地方。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扩大得最快，需要从下层吸收行政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企业或专业人员。正是这种环境为赚钱，或是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提供最好的机会。因此，在经济增长的社会中，“建立家庭”的愿望最为强烈，也最有成效；而在经济停滞的社会中，则几乎没有这种愿望。这仅仅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力量互相依存的许多方面中的另一个方面。一旦经济开始增长，男人们发家致富的思想也就更加强烈，甚至可能采取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以便不因孩子多而影响过富裕的生活，这种观点的流行，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建立家庭的概念只有在基本的父系家庭社会里才有意义，而在大家庭或母系家庭的社会里就无意义了。由于其中的含义是要将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到这一代人的社会地位之上，所以，除非下一代的意思是指只有几个直系子孙，而不是指可以声称有家庭关系的数以百计的姻亲子弟，否则就无法考虑提高他们的地位。因此，大家庭就被排除在外。至于母系家庭，可以设想一个男人拼命干活，为的是使其姐妹的子女变得富裕，而不是使自己的子女变得富裕，但是，母系家庭在经济和其他方面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很难存在下去，因为变化通常意味着流动，而流动通常又增强了婚姻关系和父系联系，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一起流动，而不是带着他的姐妹及其子女一起流动，因此在男人开始四处奔忙寻找财富的任何社会里，母系联系削弱了。
甚至在基本的父系家庭里，遗赠财产的权利作为对人们努力的一种鼓励，其重要性是何尝不清楚。在不同的社会中，建立家庭的抱负各不相同，在那些经济增长率最高的社会中，这种抱负并不是总是最大的。例如，许多美国富人不是把钱留给他们的家属，而是设立教育基金或从事其它慈善事业。少数人甚至故意不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以免妨害他们的个性发展。而英国富豪在处理财产时，平均给家属留下大部分，只将少部分捐赠给慈善事业，这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因为在英国，门庭观念要比在美国的大城市里重要，同样美国人却在其它方面找到许多对人们努力的激励，其中包括他们希望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为自己谋求权力和威望的愿望。
但是，即使对遗赠财产权作为一种鼓励的重要性无法作出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鼓励，现代国家对这种权利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特别是征收高额死亡税——对发财的刺激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必须考虑继承财富对所继承的财产、对继承人及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影响。
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继承对财产管理的影响。创业者的儿子不一定是最善于照管财产的人。相反，靠继承财产创立的机构不会像每一代都招聘新领导人的机构那样富有生命力或存在同样长的时间。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生命力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主教是选举的，而不是天生的。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常常被认为是由于实行近卫步兵制的缘故，这种步兵每代都是新招的。在现代大公司，家庭联系常常是很少的，有人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不考虑家庭联系的情况下招聘领导人可能正是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财产自动传给下一代的制度也有其优点；这是比较肯定的，因此可以事先培养继承人；这也比较简单。
继承的影响也取决于财产是否完全由长子继承，或者取决于在其它家庭成员中财产如何分配。长子继承可以使全部家产保持完整，在有规模经济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