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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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大批量标准化要求的行业里，小规模生产，不管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小作坊里，都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一旦有着大批量的需求，发明高度专门化机起来承担这个工作就有利可图，因而，最小单位的生产方式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此外，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如果标准化成了交易的一个条件的话，手工业工人同机器相比则是处于劣势，这或者因为他不能精确地控制他自己的产出，或者因为难以使别的手工业工人制作同他本人制做的一模一样的产品以便集中起来大量出售。那些试图在英国或美国市场上销售手工业品的人们已经发现，没有标准化成了销售这种产品的一个障碍。在小量购置商品的地方，在具有没有两件产品完全一样这种优势的地方，这类产品存在的机会最大。因此个体生产的领域十分狭窄。纺织、木雕和贵重金属的艺术品还有发展余地，但是必须预料到，对纺织品，鞋袜和金属制品的大量需求将转向工厂生产。
其次小型工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它的技术的改进。人们使用的工具往往几个世纪没有变样，鉴于现代的经验，有可能大大改良工具，而不改变手工艺人所需要的基本技能。正如在小规模农业中，一个政府研究机构完全可以进行改良技术的试验，为在生产者中间传播新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同样，在小型工业里也是如此，只要有机构负责进行试验以改进手工艺人的工具和技术，负责在这些人中间传播知识，这种工业的效率和生存的前景都会大大提高。技术的改进并不限于设备，也可以向手工艺人介绍采用更好的材料，比如进行染色，用更好的办法来试验他的材料，或者保证提高精确性和标准化。当然，迄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是给手工艺人的工具装上小的电动机，并接上电源；单单这一项革新便可使每人的产量成倍增加。但是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给许多村庄都通上电还根本谈不上。
下面谈谈销售和资金组织问题。手工艺人无力储存大量材料，也不能生产制成品储存起来。如果他只是根据顾主的定货生产，他可能经常断断续续地失业。如在手工艺人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有一个中间人，这样组织生产最经济。中间人可以储存货物；在商店里安排大型的展览以扩大市场；如果市场需要标准化的产品，可以安排几个手工艺人生产相同的物品；如果这种物品本身适合专业分工和集中装配，他可以安排不同的手工艺人生产各种部件然后进行组装。这类工作经常是由私人中间商来进行的，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间人可以使手工艺人负债来利用他们。所以，各国政府现在都在建立机构来行使这种职能，这种机构有时也行使研究新技术和提供咨询的职能。印度尼西亚大概收效最大。在那里，历届政府都作出重大努力，通过专门机构来改善和组织手工业。
印度尼西亚善于改组老行业，而日本却善于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组织新的行业。日本在组织这种新行业时实际上没有得到政府多大帮助。在日本，“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由私商向手工艺人提供在家里或者在小作坊里干活的原材料。这种制度特别有名是因为它已扩展到了一种商品必须分几个部分制作的行业；把各部分分给个别手工艺人或小作坊按详细说明进行加工，然后在中心工厂进行组装。所以，今天日本手工艺人制作的许多商品是他们的先辈闻所未闻的。小规模生产得以保存下来有赖于这类企业的继续存在，把新商品纳入这种制度的范畴。小型工业若是仅仅依靠陈旧的老式产品，它必定衰落下去，因为大多数这类产品迟早会纳入工厂生产。
上面我们所谈的措施，都是为了使家庭手工业更加有效，而不是为了保护这类工业不受工厂的竞争。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使家庭手工业在经济上能与工厂工业竞争，它就能存在下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需要有一项系统的技术研究计划，改进原料，筹措资本和作出优异的市场销售安排。至于保护家庭手工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着手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值得考虑的。
这个问题只对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才有意义，在那里人们由于缺少土地或资本来源不能充分就业。因此有人说，在家庭手工业中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等于零，而工厂生产则要动用稀有的资本和管理技术。假如家庭手工业工人不论能够得到多少货币收入都愿意干活，哪怕是很低的收入，那么在价格基础上的竞争将会产生合适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坚持非要得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不可，他们索取的价格也许会超出实际社会成本。所以，无论货币成本差别多大，实际成本的差距是有利于家庭手工业的。这样一种说法显然不适用于劳动力比较缺乏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它也是指亚洲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而不是指非洲和拉丁美洲。
现在我们来研究这种说法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是否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数字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有１００名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生产。再假设大型工业有１０个人连续地制造、维修和更换机器，３０个人在工厂里使用机器，就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还要把投入的资本的利息打入成本，但是这不属于本段的论点）。那么，如果需求相同，建立工厂就意味着４０人可以作以前１００人所作的工作，６０人将会陷入贫困境地。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需求相同这一假设。如果相反，需求量增加６０％，那么若４０人在工厂工作，６０人在家庭手工业中劳动，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如果需求量增加１５０％，那么每个人都在工厂有工作可做。所以关于家庭手工业的论点仅仅是关于技术进步的整个论点的一部分。如果生产率比需求量提高得快，则会出现失业现象；反之如果需求量的增加速度快于生产率，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增加就业人数。
需要注意的是在采取提高制造业（不管是家庭手工业还是工厂）生产率的措施的同时，必须采取增加制成品的需求量的措施。这种需求量仅仅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业生产者本身，他们只占这类国家居民的一小部分。需求量的大部分来自其他各阶级，其中农民的需求量最大。如把资本投放在发展制造业，而国家的农业仍处于停滞状态，结果肯定是制造部门困难重重，因为工厂和家庭手工业的工人都将竞相争夺有限的需求量。但是如果均衡地发展，农民的生产率迅速提高，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也相应地增加，那么对工业进行投资就会大有余地。此外，在人口过多的国家，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制成品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多数发展问题的奥秘在于各个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论述这个问题［第五章第三节（二），第六章第二节（一），第七章第一节（二）］。
叙述了上述种种问题以后，情况仍然是，在拥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把资本用于发展运输和其他公用事业，灌溉系统和其他农业必要设施，以及大规模生产最有利的各种制造业——尤其是金属、化学、工程、建筑材料——比较有利，而把资本投放到用家庭手工业工人可以制造得相当好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行业，尤其是纺织业，就不是那么有利。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如果情况发展了，对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很快会赶上供应量，于是工厂就有了发展的余地，而不致造成大批人失业。与此同时，在家庭手工业生产最能坚持的领域兴建工厂在批准时是否应该加以限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取决于价格机制反映实际社会成本的效率如何，也取决于人们对于某个国家批准方式抱有多大的信心。暂时保护某些家庭手工业有其经济上的理由，这是一种防止资本浪费的措施，但是并不是所有经济理由都值得政府给予支持。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 变化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从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制度问题。下面让我们来探讨制度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路线。
或许最好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自己，经济的变化并不完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新技术知识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它因素。说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产生于外国人带来新知识或者新资本的时候。源于这些因素之一的增长差不多肯定会造成制度的变化。相反，制度的变化可能不是产生于经济的变化，比如由宗教、政治或自然动乱造成的变化——认为一切社会动乱都是经济问题引起的观点等于是说，唯有经济利益才是人的动力，这显然是错误的。本节仅限于探讨制度变化的性质、原因和影响；但是，这不是说这是经济变化的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
我们在考查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制度促进增长取决于制度使报酬和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允许专业分工和进行贸易的范围；取决于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现在，不同国家的制度在这些方面是大有差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无时不在发生变化，纵然有的快些，有的慢些，这些制度可能正以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正以限制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大概是它们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人们一旦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便会出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便保护积极性和促进贸易。反之，如果机会减少，增长也会下降，制度便开始朝着停滞方向调整。例如，假设在一个社会发现了黄金，那里所有的制度都不利于经济增长——那里只有原始的财产概念，家家都自给自足，除非经过最严格的许可（这是很少见的），不能开展新的活动。然后再假设有些人——不论他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获得特许来开采金矿、雇用劳工并且从海外进口材料和参谋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改革制度所需的。家庭将不再自给自足，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额将有巨大的增长，财产关系将变得微妙而复杂，等等。假使人们有可能抓住机会，他们就会在适当时候相应地改变他们所有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变化越多，越强劲。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度将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加强促使经济增长的力量。反之，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制度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于增长；垄断比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比较易于维护，家庭变得更加自给自足，纵向流动减少，社会地位将会在经济上起更大作用，甚至达到走向封建主义的地步。
存在这些累积过程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种社会制度得以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取决于它是否方便，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它公正，取决于效力。如果开始出现增长，所有这些因素将渐渐消失。这种制度将不再为人们提供方便，因为它妨碍经济取得进步的机会。于是人们将不再信赖它。以往用各种教条为其辩护的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哲学家开始反对旧教条，并以比较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新教条来取代旧教条。政治力量对比亦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新人是靠着经济增长而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他们向老的统治阶级挑战，缓慢地或者以比较激进的方式获得政权，并支持新制度而不是支持旧制度。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它无疑会削弱旧制度，并建立比较适应进一步增长的新制度。同样，一旦增长停止下来，适应经济不断增长的制度便不再适宜了。人们也不再相信这种制度；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会转而反对这种制度，主张维持现状的有权势的集团就能进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如果这种变化不是源于经济机会，而是始于制度本身，那么这些累积的力量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在那时，人们变得比较愿意或者更有可能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本身便会创造或者显示有待抓住的新机会，同时新机会的涌现反过来将支持信仰和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机会及信仰和制度彼此累积的这种相互影响，要指出变化的“基本”原因通常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很难说在１３世纪到１６世纪的西欧到底是经济机会日益增多使神学发生变化，最终分成宗教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呢；还是日益变化的神学观念允许人们利用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机会？所有这些问题往往是无法解答的。
使制度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情况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备的。变化是在信仰和关系网络的某一点上开始发生的，然后从那里向外扩展。结果，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或习惯产生了彻底的变化，而其他信仰或习惯却丝毫未变。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比例也很不相称，各个社会之间大不相同。转变永远是不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彼此迥然不同的原因。它们保留资本主义前的观念的比例不同，在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机会均等、对待私人企业的态度、对待私人财富的态度等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一个仅在最近几十年里才加速增长的社会，始终显示出许多不协调的东西。人们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机会，以及学会在他们得到钱财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