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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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教育的费用大约为国民收入的０．７５％到１％之间。美国的推广开支和农业收入大致保持这一比率；美国每７００名靠农业为生的人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它花在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上的钱约为农业纯产出的０．７５％。英国的比例也是１比７００，但是在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中间，只有日本在农业服务方面花费那么多的钱（日本也是农民生产力有惊人提高的唯一国家）。
如果每年的开支占年度国民收入１％就能使农业生产率每年提高１％（等于国民收入的０．５％）的话，这将是一笔效益极高的投资，因为它相当于每年得利５０％。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完全归功于推广农业知识，因为还要为水利、工具、肥料等等提供资金。不过，即使扣除其他需要，这种综合投资是农业国能办得到的最有利的投资。我们使用的比率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日本从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２０年，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１．３％。英国和美国的生产率也达到了１％。那些在起步时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的国家，要从它们在农业服务方面的开支中取得可观的收获不应有什么困难。
为了照这种比率提供农业服务，农业官员的人数必须大大扩充，需要许多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人来从事研究工作和监督推广服务工作，但是扩充得最多的是推广工作人员本身，因为每５—１０个村庄就需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如果每个人都要受过大学本科的农业教育，那么要提供这样多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一工作也是不必要的和不可取的。说不必要是因为推广工作人员的任务仅仅是把别处经过充分试验的技术传授给农民。他要保持机警，对农业实践要懂得甚多，因为不这样他对农民就没有作用。在这方面，最好的训练就是亲自下地干活，所有的农活都要干一干，然后再受一年至多两年的新技术训练。由大学毕业生负责农业工作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主要问题是同农场主打交道，而且还得使农场主乐于同他接触，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比对一个经历与农场主本人差不多的人困难得多。
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问题是打交道；不光是社会接触，这在农村社会中非常之容易，而是要做到心心相印，这样农场主就会模仿。譬如，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工作一度常在农业服务部门所属和经营的示范农场进行。这些农场都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种植最优良的作物，请农场主来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所取得的成果。哪怕产量很高，农场主也并不总是照着他们看到的样子去做。他们争辩说，示范农场取得的成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不一定能取得。农场的士壤和其他质素说不定都是精选的，也许使用了设备，这种设备一般农场主是没有的；农场的工人或许受过特别训练，要不就是接受特别监督，而这在农民的土地上是做不到的。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推广现代技术除办示范农场之外，还要说服几个农场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试一试革新成果。于是其余的人就明白了，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农场主，在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成绩再也不是某个受遥控的机构取得的成绩，而是他们邻居取得的成绩，于是引起街谈巷议、兴趣、调查、讨论和模仿。现在新来的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弄清哪些农场主在本地区最受尊敬和最有可能为他人仿效，并在他准备开展的运动中设法得到他们的合作。
在一个农场主不大习惯于改革技术的观念的社会做推广工作，和在一个农场主很自然地指望科学家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环境中做推广工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先进社会中，农场主们知道遗传学家在培育良种，植物学家和病理学家在研究控制病虫害的方法，机械制造商们在不断推出经过改良的设备。他们非常想听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订阅农业报刊，收听为农场主准备的广播节目，他们参加农场主俱乐部的会议。通过这些渠道，新的观念迅速传播。落后地区推广工作的问题就是要创造类似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农场主把农业官员看成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好过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一部分秘诀是让农场主组织农业协会，以便进行讨论、相互观摩农场和作示范。另一部分秘诀是确实有东西可以往外拿。如果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解决了一直使农场主发愁的某个问题——譬如某种病虫害——他将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如果从他的建议中一无所获，农场主就会把他看成无所谓的人。
农场主产生热情的背景有时是具有政治性的。在农场主世世代代受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盘剥的社会里，他们很难对新技术产生热情，如果他们怀疑主要的成果也许是增加压迫他们的人的收入，就尤譬如此。因此，土地改革往往是成功地推广农业技术的必要前提。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确实开始关心农场主的问题——而他们往往是不关心的——而且他们不但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表明他们一心想帮助农场主，那么农场主是有可能作出响应的。推广农业技术要是不具备它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热情，可能会完全失败。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推广新技术要求进行许许多多的变革，不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进行变革，而且还要在提供资金和获得新技艺方面进行变革。因此，必须把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仅仅看作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农业改良计划的一个部分，这种计划还包括诸如修路、农业信贷、供水、卓有成效的销售、土地改革、开发新产业吸收剩余劳力、办合作社等其他事情。经济增长总是涉及范围广泛的改革，没有哪一个部门比农村生活涉及更广泛的改革了。
（三） 工业的能力倾向
经济的增长导致农业的重要性同其他就业门路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所以其他工业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招收劳动力（如果人口稳定，这种情况是绝对的，如果人口增长得快，这种情况是相对的）。
普遍的经验是，当劳工最初从农村来到工业（或采矿）部门时，起生产率同已在工业部门劳动很长时间的工人相比是很低的。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工业生活方式与农业生活方式完全两样。一个人干农活在种植或收获季节要有几阵子从早忙到晚的紧张活动，然后在不利于种植的季节，则有长期的农闲或进行闲暇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在工业部门，人们长年每天劳动八九个小时，一星期要劳动五六天，忙闲均匀。再譬如，自耕农为自己干活，努力经营生来就熟悉的行当，从头到尾自己决定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工厂，人们是在监督之下努力干一种新的活计，要严格按照别人告诉的去做，完全像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那样转动，制造你也许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卖给几乎肯定你也不知道的人。干活的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在地里，人们单独干活，或者同选定的几个朋友一起干活。而在工厂里，一大群人一起干活，你不能挑选与谁一起干活。要习惯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安下心来适应工业生活要求的这种规律性需要很长时间。据说，妇女和儿童比成年男子容易适应，这就是工业革命在其初期阶段如不加控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儿童和妇女劳动的一个原因。在人们的哲学已经包括在社会关系中严格遵守纪律、制度和秩序的地方，过渡也比较容易，因为这将使他们为过严格管理的生活有所准备，而这种生活是他们在大工业企业中必须过的。譬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由于这类原因，德国人和日本人实行工业化比较容易。
农村生活背景和工厂生活背景的差别，也说明为什么新手们做有些工作比做其他工作要好得多。譬如，不管一个人在农场多么在行和负责，在工厂履行职责所要求的知识则完全是两回事。他必须对机械加工有很强的直觉才能，好防备出差错或抓住改进的机会，而不是对下雨或动植物行为有很强的直觉才能。新招来的工人缺乏这种才能，必须一次学习一种操作法，尽量减少由他自行处理的事情；他不能干那种必须同时进行和协调几种不同操作的活计。使用的劳动力越是不熟练，劳动的分工越是要细。因而工厂需要增大管理人员的比例，来协调细分的工种。管理人员所占比例高，是一切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标志，当这些管理人员必须从国外引进的时候，这也就成了这些国家的费用并不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低的一个原因，人们本来以为工资水平是低的。另外，使用很不熟练的劳动力会刺激机械化，因为各种活计都被细分成了最简单的工序，而且还因为在某些工序，机器比能依靠的不熟练工人的精度高。人们有时认为，这也许是１９世纪下半叶美国实现机械化比英国快的一个原因。
背景的这些差别也说明为什么纪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往往是严格的和令人厌倦的。农业工人生来就想做的许多事情同高效率的工业是不相容的。形成不同秉性的任务并不比培养儿童去过成人生活的任务容易。这种纪律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硬的，弄巧成拙的，因为实行纪律的人并不了解问题之所在，也不了解与其打交道的人，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种种令人生厌的纪律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适应了新环境，学得了一套新知识和本领。他们变得较为熟练了，这不仅是说他们懂得较多的操作方法，而且可以让他们处理范围较为广泛的问题了——他们以前不知道是错误的东西，现在知道了。城市工人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生产率增长得特别快。如果允许并鼓励新来的人安居下来过城市生活，完全脱离农业，这个过程就会加快，凡是工厂招募的工人在厂里干一年左右而后又返回乡村，这个过程最慢。
在工业部门利用流动工人不是简单的问题。有些特殊的情况。譬如，日本少女离村到纱厂做工，到一定时候就回农村结婚。无论流动还是不流动，各地的妇女劳动力轮换率都很高。临时采掘业是另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行业本身只是暂时性的，它显然建立不起一支永久性的劳动大军。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有些工业家认为他们用这种办法可得到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认为，有些年轻人只离开乡村一年，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心，因此要求工资较低；因为雇佣期短，他们对廉价而不舒适的单身宿舍也就容忍了；因为轮换率高，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工会运动；如果有必要裁减工人，就打发他们回农村，而不用为发失业津贴操心。这种推理是否正确是极其令人怀疑的。肯定地说，靠雇佣流动工人开始经营的中非各采矿公司，现在全都放弃了这种做法，改为建立永久性的劳动队伍。把钱花在购买一支有经验的固定劳动力上，往往是最佳的投资。如果工业发生猛烈的周期性波动或其他波动，看来能够把失业者遣返回乡也许是有利的，但是要想在这种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率，则是毫无希望的。
无论是长久的还是流动的，新的产业大军总是拥挤在令人难熬的贫民窟中，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乐趣和有利条件。在这种境遇下，要人们切断同乡村的联系的动力是极小的。因此，没有理由不规划好新的工业城镇，建造家庭住宅、学校、公园、教堂、电影院以及其他生活设施，使得一座像样子的城镇成为比乡村具有大得多的吸引力的居住地（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任何借口不发展一套适当的社会服务事业——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之类——没有这些服务，产业工人就不得不一只脚踏在农村，以便一旦需要，就可回到农村去。
这样做的效果会产生一支较大的劳动大军，他们更为安心，更加渴望谋求改进工作。办这些事情要多一些花费，但是也能提高生产率并使工人们比较愉快。
卫生和饮食对于提高新招收来的工人的生产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比较贫困的国家中，大部分人体内都有这种或那种寄生虫，如疟原虫或钩虫，它们消耗他们的精力，减低生产率，但不妨碍他们去上班。各工业公司提供免费医疗，确保它们的工人居住得舒适，甚至定期给房子喷洒ＤＤＴ是值得的。让工人在餐厅免费或廉价就餐，保证工人吃得好也是值得的。工厂内部福利好，在这些国家甚至比在欧美更有必要。生产率的差别有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于身体不健康和营养不良所致。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还取决于他们受到的培训。比较贫困的国家现在正花许多钱去建立新技术学院，以培养各种技工——建筑工人、技工、电工等等。这些学校将满足巨大的需要，因为经济的发展造成所有这些熟练工人非常短缺。
不过，产业劳动力中大部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不是在学院里而是在工作岗位上学会干活的。这种培训有很大一部分完成得不好，因为新来的人仅仅被分派给某个别的工人，让这个工人教他干活；可是，不论自己干活干得多么出色，教别人干活也很出色的人却并不多，除非他们在教学方面已经受过训练或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较为讲究效率的厂家为此挑选事实证明确有特殊才能和喜欢从事教学的工人。而且这些厂家也可能为新来的工人开设专门训练班，指定专人负责。
对训练的这些限制同样适用于有组织的学徒制。在所有那些技艺必须凭经验的行业里，学徒制是必要的。同样，大部分学徒制已堕落成为一种骗局。有关工会或协会延长学徒期限，以便减少进入本行业的人数，保持稀缺收入。徒弟的时间因此被滥用，因为他们在头几个月要把时间用来扫地、拿工具、泡茶和做类似的工作。而且他学艺的工匠可能是一位好师傅，也可能是一位坏的或漠不关心的师傅。因此非常值得做的是，不时对学徒制加以检查，用部分工作时间或晚间对学徒授课，参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