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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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收入也确实往往每年增加３—４％。
　　　　从数学上说，现有股本与收入的比率（即不同于边际比率的平均比率）仅仅是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平均投资期限和收入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常数，每年将１２％的总收入用于对结构的投资，投资期限为５０年，将８％的总收入用于对设备的投资，投资期限为１０年，这样５０年以后，平均资本一收入比率为３：４。（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结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６倍，设备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０．８倍；假设资本平均消耗一半，那么它的平均值为国民收入的３．４倍）。如果所持股票比如说增加０．５，那么这个比率就达到３．９。改变收入增长率并不会产生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国民收入每年增长３％，并且其它假设不变，那么包括股票在内的资本—收入比率就会下降到只有３．０（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早先的资本到现在己消耗一半以上，比后来的资本少得多，由于累积的增长，后来的资本消耗不到一半。）鉴于资本的平均期限，资本—收入比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年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所以，一些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进行投资，它们的资本—收入比率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本与年收入的比率要低得多（接近于１比１），因为它们的积累率低得多。然而我们不知道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在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的比较结果（此处以人均资本作为发展指数）。人们有许多理由不指望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即使是相同的，也不可能使国民收入达到同样的增长率，资本的平均期限可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深信，在欠发达国家，边际资本—收入比率较高，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由于他们认为，产生资本的工业的效率较低，资本浪费较大，技术知识增长较慢，这些都是使资本的产值不是那么高的因素。其他人则预料这些国家的比率较低，他们的依据是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人口增长较快，农业、工业和公用事业等经济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比较鼓励采用资本主义特征比较少的生产方法。对以上各点中的每一点都可以发表一点意见。
　　　　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的效率比生产生产资料的效率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与收入相比，这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资本的形成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建筑及建设工作和设备制造。至于造价，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与消费品的成本相比是否比较高。下面这种证据肯定是有的，那就是如果建筑业任务过重，那么造价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在建筑业里，如果对工业不进行适当的计划或监督，那么工作是很容易发生混乱的，但是欠发达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发达国家也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关于机械，证据就比较多；例如有相当明确的证据表明，在３０年代，与美国相比，苏联在机械生产方面无论如何处于相对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建设必须在国内进行，但是机械是可以进口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国内生产比较不利的地位。总之，似乎有理由预料，在欠发达国家里，与收入相比，资本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也许高得不多。
　　　　第二，由于资本浪费较大，预料资本—收入比率较高。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很多的怀疑。欠发达国家搬运生产资料不像比较发达的国家那样谨慎，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现象是存在的。工人不那么熟练，使用工具不那么小心；汽车司机和火车司机开车时损坏车辆；公路、建筑物和其它设备不是维护得那么仔细。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折旧率要高得多。据认为，还存在这样一种浪费现象，那就是由于不大了解可能性，投资不适当的情况比较多。欠发达国家对土壤、雨量和矿物等资源的规划工作做得不那么好，对国内外的潜在市场不那么了解。因此它们犯了大错误，取得经验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企图在坦噶尼喀种植可食块茎这个典型例子，仅仅是数以千计类似情况中宣传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它涉及私人企业家的程度甚至超过涉及政府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往往因循守旧，结果对有些活动投资过多，对其它活动投资不足，这也造成了浪费。这些浪费确实是相对的，因为浪费资本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例如，如果说它们的物质损耗率较低的话，那么它们的报废率往往是比较高的。即使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经验最少的国家浪费比较大，看来有这种看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可以说，在欠发达国家，资本产生的利润较少，因为资本使用得有成效，取决于技术的不断提高，而在欠发达国家，知识是提高得比较慢的。这个论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的一种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往往是由于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的，即使不再增加资本，收入也会增加。而在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较慢，对收入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较小。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说，资本往往用于引进新技术，所以凡是技术发展缓慢的地方，资本产生的利润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技术落后，才有可能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因此如果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并且同时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作一些必要的开支，那么它们取得的增长率可能会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快得多。许多思想家认为，由于这个原因，提高起点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提高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容易得多，他们引用苏联和日本比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来证明他们的说法。
　　　　同样，关于资源的论点也没有使人得出可以论证的结论。
　　　　正如当资本用于引进比现有技术优越得多的新技术时产生的利润特别多一样，资本用于开发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的利润也比仅仅用于改善对已有自然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利润要多。因此，人们有时争辩说，欠发达国家能够比比较发达的国家更有成效地使用资本。然而情况未必是这样。首先，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未必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亚洲和非洲尚未表明它们的土壤、燃料或其它矿藏特别丰富，人们并不清楚的是，在亚洲或非洲的投资是否会比增加对北美洲已经探明的资源的投资使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因此，我们决不能使用像洲这样的大类别，相反，必须谈有限地区的具体项目。在不发达世界的某些地区，丰富的资源仍然有待开发，而在其它地区，资本的作用将主要限于使得有可能使用较好的技术。其次，资本甚至可能与已经投了资的企业有密切的关系。任何新企业的生产率，都必须依靠利用许多其它企业的服务（公用事业、工程服务、原料供应商等）。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在已经投了许多资的地方进行新的投资，比在尚未开发的地方投资来得经济。因此，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有利，欠发达国家资本效益较高的自然倾向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如果差别主要是已经投了多少资的问题，那么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地位就会随着它们自己的投资的加速而减少。遗憾的是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知道得太少了，或者对增加或减少资本收益的重要性知道得太少了，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题目作概括性的论述。
　　　　第四，我们应当按照“报酬递减律”预料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的资本—收入比率，比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的资本—收入率来得高。“报酬递减律”就是，使用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减少，资本产生的效益可能提高。在这里，人们同样决不能设想，所有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增长得很快；例如，现在北美洲的人口比亚洲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另一方面，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例如在法国，那么修建住房就不需要那么多资金，因而资本—收入比率高，这也许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在讨论以不同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为依据的论点时可以稍微增加一点信心。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本—收入比率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公用事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大得多；即使在先进的工业国，公用事业的比率也比制造业高四五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比率似乎还要高，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部门具有的很大的规模经济使得这个比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在公用事业部门投资不仅可以使那个部门提高生产率，而且还可以使其余经济部门也提高生产率；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实际结果可能是资本一收入比率低。农业和制造业对资本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农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高，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农业的这个比率看来比制造业低，不过手工业不算在内。现在，当我们考虑到不同部门的不同比率，以及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比较不发达国家里各部门以非常不同的比率结合在一起这个事实时，我们应当预料到整个经济会有非常不同的比率。在欠发达国家，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的地位重要得多。在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需要有６０—７０％工作有报酬的人口从事农业才能养活人民，而在发达国家，为了同样目的只需１２—１５％的人就够了。（但是所有这些比较都要遇到人口分类工作中固有的困难，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三）中已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低水平上，农业也不是一个资本密集的部门（不考虑土地）。在水利方面可能需要大量开支来进行排水、土地开垦、灌溉或防洪。那些人口稀少的欠发达国家使用机械来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也可能得到好处，但是对于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进行机械化耕作好处不大，因为普遍使用机械会增加失业人数，这种害处比提高产量的好处要大得多（见第三章第三节（四））。除了在保持水的方面投资以外，欠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多地依靠新技术（肥料、种籽、农药、轮作等），而不是依靠资本。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密集的程度要高得多，在适合发展家庭手工业的地方发展家庭手工业并不需要巨额资本，这是事实，但是发展工厂也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同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农业比较起来，资本是非常密集的。由于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从就业人数来说为６：１到１０：１），又由于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每年用于农业推广和农业研究的开支的程度大大超过依靠资本的程度，得出以下结论似乎是合理的，那就是虽然资本比工业国增加得少，也能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港口、铁路、公路、电力、学校等）方面必须支出数额很大的开支，如果按这一数额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也许比工业国还要高。所以总起来说，资本—收入比率由于受不同部门的相对重要性的影响也许没有多大差别。
　　　　最后，我们谈谈由于资本相对短缺所造成的差别。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节约地使用资本是经济的。因此，如果有可能使用一个投资大而日常费用低的方法，或者选择最初投资额较低而年度费用较高的方法，那么后一种方法往往是比较合适的。建造２０年比建造５０年好：采取使用手工劳动而不是使用机械的方法比较好：一般说，节省资本比节省劳动力好。自然必须把所有这些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提出的论点并不是主张根本不应当使用资本，而是由于资本比较为发达的国家少，所以应当更加节约资本。这个论点适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但是尤其适用于那些剩余劳动力比物质资源多的国家，因为目前的产量用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达到，而不必增加资本或改进技术。中东和南亚的某些国家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印度，据认为，在印度可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目前设备和技术条件下，比耕作这些土地所需的人数大约多四分之一。在这种国家，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是一种浪费，在农业、制造活动、建筑或其它活动中，机械的使用应当限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在仅仅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不了产量的地方使用机器。这种论点的必然结论是，我们可以预料，欠发达国家增加收入所需的资本数额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少。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说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应当有所不同的五六条理由。这种分析的结果是，我们不知道任何不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多少，而只能随便猜测它是否可能比美利坚合众国高或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更好的比率而使用以往为工业国找到的比率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欠发达国家收入增长得如此缓慢的原因。据估计，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年将大约４％或５％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将这种数字与工业国的投资数字作比较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估计数字不是那么有把握。例如，我们不知道自给农民在他们的田地上开垦新土地、排水或土壤保持、改善房舍等方面为他们自己积累了多少资本。所以，可以想象，对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估计得低了。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数字，那么每年４％或５％的净投资额可能使国民收入仅仅提高大约１．２５％，这是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或者甚至不到１．２５％，如果对建房的投资在不大的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生产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较小的话，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所以目前的投资至多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再腾不出任何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了。如果印度要将它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１％，那么它就必须将它的投资率提高将近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