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准，这样妇女们就会发现孩子少一些就是方便；要对节育方法作广泛的宣传。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
　　　　这当中哪一件事要办都不容易。劝说社会领袖们给予正确指导也许是最容易的任务了。如果人口每年只以１％的速度增长，一千年后将仅有立足之地。这一事实是容易理解的，特别会为近一二十年在欠发达国家掌权的人们所理解，他们多半具有西方唯理主义的观点。神职人员比政界人士要更困难一些，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唯一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也赞同对家庭有所限制，条件是不得使用现代的节育用品。东正教各大教派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教义，在每一个教派中，都有一些宗教领袖表示赞成节制生育。任何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都还没有节育的紧迫感，但是这种紧迫感可能到来。不管怎样，节育运动风行全欧洲，宗教界和官方都未提供赞助。
　　　　在不开化的社会开展宣传就不像在西欧那样容易了，有些社会的妇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此外，西欧使用的用品，与较为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收入相比是昂贵的，从居住条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也不方便。因此最好发明一些价钱比较便宜或使用比较方便的节育形式。这就是从事节育工作的人士目前非常关心能不能制造一种没有副作用的避孕丸的原因。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
　　　　提高生活水平是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如果人口每年增长１．５％，我们能够确定的最低目标就得是使总产量每年提高２％。这样只有在１４０年以后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一倍，而西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仅用了４０年到８０年的时间。但是总产量每年提高２％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把大量资金用在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上，目前的资本形成增加一倍，并在信仰和制度方面要有许多变化。人口如果增加２—２．５％，产量就得增加３％，这甚至更难于达到。产量每年增加４％是美国从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３０年达到的极限，这是由于它有唯物主义的眼光和制度，把巨额经费用在了资本和教育方面。没有迹象表明铁幕这一边的欠发达国家开始采取量每年提高２—３％所要求的那种果敢措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比较发达的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愿意为解决这问题作出适当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必要条件，看来人口问题还要存在一段漫长的时间。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比欧洲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更加尖锐，因为欧洲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从未接近过３％。（在马尔萨斯的时代，美国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可能如他所说为３％，相当于约５０D的出生率，２０D的死亡率；但是５０D的出生率要求每个母亲平均生８个以上的孩子，而这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其部分原因是变化开始时这些国家的出生率是３５D左右，而不是４０D到４５D左右。另一部分原因是欧洲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得非常缓慢，以致在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前，出生率已开始下降了。欧洲把死亡率降低２０点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近来有些其它国家在４０年或不到４０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这一目标。因为在出生率对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作出反应之前需要经过一些时间——在欧洲，死亡率下降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之后，出生率才开始下降——死亡率迅速下降可能使它下降到１０D，而出生率仍为４０D，因而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越多，要抑制这种增加就越费力，因为为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总产量的增长率也越大。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开始下降时，将像死亡率那样比西欧的出生率下降得快，这不是不可能的。出生率下降１０D在法国用了７０年时间才完成，瑞典和瑞士用了４０年，英国和丹麦用了３０年，而在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６年的１２年间，保加利亚的出生率从４０D下降到２６D，波兰从３５D下降到２６D，捷克斯洛伐克从２６D下降到１７D，日本从３５D下降到２７D。在这些年代里，什么事情都比１９世纪发生得快。
　　　　虽然鉴于上述原因，有些比较贫困的国家的人口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但是认为人口的增长，无论是实际的增长还是潜在的增长，是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提不高的主要原因则是不确实的。譬如，印度的人口目前每年增长１．２５％。这一增长率比美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还要低，而美国的人均产量却每４０年增长一倍；而且这一增长率并不比１９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高，当时欧洲的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如果说日本从１８８０年起，能使人均产量每２５年增加一倍，那么尽管人口增长，亚洲或非洲的其他国家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日本的自然资源并不特别丰富；正相反，它的煤炭和矿砂比印度要少。今后二三十年内的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的增长可能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人口每年增长２％的情况下，要提高人均增量，比之人口每年增长１％时更为困难，但是这些国家提高人均产量的主要障碍不是人口的增长率，而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低得太多，仅为５％左右。如果这些国家每年投资１０—１２％，它们的人均产量就会提高，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出生率下降，从而使人口增长率降低。
　　　　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一旦流行，它就会像其他的时尚一样不胫而走；这就是说，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最先采取这种做法，然后下层也跟着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始终表现出生育力回收入和文化程度成反比。从论证“随着人们收入（或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力下降”这个意义来说，上述说法有时候被解释为对马尔萨斯的某种回答，这是不正确的。除了过渡期间之外，这种相互关系是否存在是令人怀疑的。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在稳定的社会中，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要少，无论是在出生率很高的时候——如在１８世纪的欧洲和当代的印度——还是在出生率很低的时候——如在当代的法国。虽然必须承认，有某些证据证明，升入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的人往往是生育较少的社会成员。
　　　　属于过渡时期的和由生育的阶层差异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害怕智力下降。如果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有最高的智力，而且生育的孩子比较低的阶级要少，那么就可以说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那些否认较高的社会阶级有较高的智力的人对这种论点提出非议，他们比较多的财富为他们受比较好的教育提供了保证，但是他们的天赋并不一定优异。这一争议由于缺乏可以接受的证据而一直没有深入下去。除了阶级差异之外，有证据证明，在每个社会阶级里，大家庭的孩子的智力测验成绩不如小家庭的孩子好。有人解释说，这种情况意味着，智力比较发达的社会成员最可能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这种解释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的担心。然而，也许同样说得通的是，家庭人口少的孩子比较聪明，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能给予他们每一个人以更多的个别照料，并且因为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他们的双亲和同他们的双亲斗智。而大家庭的孩子们却多是同其它孩子玩耍。
　　　　不管人口是继续增加还是下降，使得一些优生学家同样感到不安的是他们预料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现的问题。这些优生学家争辩说，死亡率高的时候，那些没能活到生儿育女年龄的人或没有来得及有个大家庭就死去的人，从生物学上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比在死亡率低的时候死去的人要低劣；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死亡率低，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物学素质就不如死亡率高时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物学素质高。有人认为死亡率高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从生物学上来讲一般比死亡率低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优秀。这种论点并非人人都同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死亡率高同近半数的孩子出生后活不到１０岁就死去有关，这些死去的孩子占了死亡率大约一半。有没有理由认为，死去的一半在体质上一般不如活着的一半健康，在智力上不如活着的一半机敏，或者说他们的死亡是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照顾不周或偶然发生流行病等有关因素造成的呢？现代的社会千方百计地使许多成年人活下来，否则他们会在竞争性的斗争中死去，因为他们临时生病或身体不适、因为他们患精神病或神经错乱，或者因为他们懒惰、没有责任心或愚笨使得他们没有谋生的能力，这肯定是事实。这些特点有些是生物学上遗传的，有些则不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可靠结论有待于对素质的优劣下更明确的定义，以及更明确地了解每一种素质对生物学遗传所依靠的程度。
　　　　死亡率的下降还引起其他更富有过渡性的问题。死亡率下降的一方面影响是活到６０岁以上的人的比例提高很多。如果６０岁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分享年轻人产出的老年人人数增加。提高退休年龄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哪怕把退休年龄提高到７０岁，７０岁和７０岁以上的人数在平均估计寿命为６８岁的稳定人口中也是非常多的。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通常被夸大了。因为虽然老年人人数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增加，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由于出生率下降，儿童人数下降得更多。譬如，英国１５岁到６４岁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从６０％左右上升到７０％左右；这是由于儿童人数下降了，但是比之过去出生率高的年代，所占比例仍将高出许多。这些变化仅仅是过渡性的，因为如果人口和死亡率稳定下来，所占的比例也将稳定下来。如果人口稳定，人人都活到７５岁，那么１５岁到６４岁的年龄组将占总人口的６７％。只有出生率急剧上升，年龄为１５岁到６４岁的人口才可能再度降到占６０％的水平以下。
　　　　除了同增长率暂时有关的困难以外，也还存在着同人口数字的稳定有关的担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预言长期停滞的人们担心，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变得不那么灵活了，投资机会可能出现不足（第五章第三节（四））。除了经济上的这些担心，还必须加上有些人在政治上的担心，这些人渴望他们的国家，无论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侵略的目的，拥有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
　　　　出生率一旦开始下降，就会正好下降到使人口保持稳定的水平，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西欧有几个国家，出生率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虽然此后在其中大部分国家已上升到稳定率并超过稳定率。同样，我们不能肯定，出生率在欠发达国家是否会下降到在欧洲已经达到的那样的低水平。如果要在死亡率低的情况下稳定人口，那么孩子不少于两个不多于三个必须成为风尚。在２０年代的欧洲，只要一个孩子曾经成为风尚（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必定下降），但是现在这不再流行了。亚洲、非洲或欧洲的风尚可能已变为有三个或四个孩子亦未可知（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在大约一个世纪内翻一番）。目前，这些风尚看来主要是由关于个人方便的想法决定的，其特点一方面是爱孩子和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是养育孩子花钱多，很麻烦。当前讨论人口问题的一大好处是，这种讨论可能使得父母们把社会问题考虑进去，因为如果养育少于两个或者多于三个的孩子成为流行的风尚，就会引起社会问题。我们或许应在教育妇女和未婚少女方面做多得多的工作，让她们意识到存在这个社会问题。
　　　　总之，我们能够看到马尔萨斯修正他原来的理论是多么正确。认为生活如何决定人口增长率是不符合实情的。在处于人类历史上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的阶段的社会中，这种认识是完全符合实情的，但是一旦人类懂得要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这种认识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人类的历史随之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命运已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孩子而绝种，要不人类也可能由于生存条件容许而使自己繁衍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要是我们还是局限于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话，我们将仅仅有立锥之地。我们将朝着这种方向中的哪个方向走，谁也不知道。
（二）　规模和产出　
　　　　我们讨论经济增长对人口多寡的影响，将直接导致人们有时提出的下一个问题，即按国家的资源有多少人口才算合适？这基本上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譬如，也许有人会问，要使人均产出提高到最大限度人口有多少才算合适。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希望找出确切的答案，因为产出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但是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有意义的。然而，不能设想，适度的人口是使人均产出达到最大限度的人口。一个国家也许宁可要比这更少的人口；其原因据说是作为一个小国有种种好处，人民精悍，全国较容易团结，没有对外的政治责任；要不就是因为不喜欢人口赖以增长的过程——移民或者要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国家也许希望有超过达到最大人均产出所需的人口，因为人口多对防御或侵略都有价值；或因为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或因为愿意收容移民，特别是逃避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难民；或因为喜欢同其他民族一起相处，特别喜欢同大量的孩子相处。
　　　　因此，人口多少才算适度的问题所引起的问题，远远超出经济分析的范围。
　　　　我们只限于从经济方面来考察有时候使用“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四种不同的意义。第一，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较少而人均产出较高，这个国家可说人口过剩。第二，有时候这个词只不过意味着，要是没有进口的粮食，就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第三，这个词在某种极端意义上是用来表示，国家的人口同国家拥有的资源相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