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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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有事业心的雇主要在那里兴办新的轻工业，她们将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自１９３９年以来，英国就业机会的扩大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在这种地区建立了新工厂，为妇女劳动力创造了新的机会。这是欠发达国家增加国民收入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在许多这类国家中，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男劳动力短缺，只要更好地使用妇女劳动力，就可弥补男劳动力的不足。在那些男劳动力无论如何有剩余的亚洲国家，问题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即使在那些亚洲国家，扶持一些特别适合于妇女干活的工厂，收入就能增加。像英国那样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存在着一种私营企业向没有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力的地区转移的自然趋势，但是私人采取主动步骤其作用是缓慢的——否则兰开夏和南威尔士的数字之间就不会有那样悬殊的差别了。这是各个劳动部和其他关心劳动力市场供求调节的人极须牢记的问题之一。
决定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人口中占多大比例的因素就讲那么多。下面我们研究一下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不同的活动之间的分布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资源，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调查这一分科要归功于科林·克拉克博士，他的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曾是近代研究这一课题的起点。
人口普查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原料，但是在作进一步论述之前，要对这些我们一定会提到的普查结果进行解释是有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是由随着经济的增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造成的。例如，在发展的低水平上，一个人可盖他自己的住房，生产粮食，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销售，买回纺织品，给自己做衣服。在人口普查中他是作为一个农民出现的。到了一个晚得多的发展阶段，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由专业人员来做——由建筑工人、农民、运输工人、代理商和制造商来做——所以普查结果显示这些行业大大发展了，农民所占的比例下降了。普查结果显示的是专业化程度，而不是所做工作的工种。要说明家务活动转化为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因为家庭主妇不再自己提水了，不自己碾谷了，不自己照护病人了，等等，普查结果表明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急剧增加，大大超出社会实际上消费的这类服务量的净增数。还有一个困难是，在人口普查数字中缩小的某些行业，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所做的工作量下降而缩小，而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工作更忙了。在人口过剩的国家中，农民、小商贩、佣人和各种临时工并不是整天都有工作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就业门路，而且“隐蔽的失业”的减少在原来一直承担多余人口的行业的相对收缩中显现出来。这其中的教训是，人口普查数字只是间接地反映了对种种服务的需求，所以在我们对连续的普查结果加以比较时，我们应当严格地只谈记录在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数中的变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变化看作反应需求的变化。
在把富国的人口普查结果同穷国的人口普查结果作比较时，我们观察到，不管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还是不同时期的同一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我们由穷变富时，经营农业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最穷的国家经营农业的人口占７０％或７０％以上，而最富的国家只用１２—１５％的人口经营农业就能养活两倍于他们自己的人口。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７０％或７０％以上的比例把所做的农活工作量估计过高——这样多的农民除干农活外要做多得多的事情，可能存在着某些“隐蔽的”失业，而且很难把农民的妻子们划到哪一类。同样，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实际力量也使所做的实际农活减少了。
在需求方面，事实是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少于统一性；那就是说，在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时候，对粮食的需求量并不增加得那样快。在供应方面，由于用在农业上的资本增加，使得每个农业工人有可能耕种的土地亩数越来越多；由于技术知识多了，使得每亩土地提高了生产力。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的升降，完全要看对粮食的人均需求量是比农业的人均生产率增加得快还是慢。如果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是不变的，举例来说，如果人均需求量每年增加０．８％，而人均生产率每年提高１．３％，那么５０年后，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将下降２２％（比如说从６０％下降到４７％）。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率比人均消费量提高得快。
实际上，人们可能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并且可以说，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农业生产率应迅速提高。因为如果生产率不如需求量提高得快，农业就不会腾出为发展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些工业的发展也会被逐渐对它们不利的贸易条件拖后腿（即粮食价格与一切其他商品价格相比不断上涨）。甚至在一个开放的经济里，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没有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使粮食进口额增加，由于这会打乱贸易平衡，除非其他商品的进口额能够削减或者除非出口额能同步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到那时就会变得取决于出口额增长的快慢了。此外，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非常快，农民被迫的或者自愿的积蓄就可用作在其他经济部门投资的资金。经营农业的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所以是经济增长的程度和速度的两个最说明问题的指数，原因就在于此。
几乎与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同样可观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上升。在这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数字打点折扣，要知道上升的比例有一部分不过是从无记录的家务劳动转到有记录的工厂劳动。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制造活动的比例大大提高是因人均收入增加了。普查数字显示，在最贫穷的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只占５—１０％，这要看家庭手工业是多多少少保留下来了（如在印度），还是在早期被廉价的工厂进口品破坏了（如在斯里兰卡）。在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相对来说它们不进行什么制成品贸易，这个比例上升到２５％左右（如美国），如这些国家靠在对外贸易中出口比如说三分之一制成起来赚钱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就提高到３５％或更多（如英国、比利时）。制成品所占比例提高是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得多，在人口过剩的国家还因为出口制成品是提供充分就业和粮食的唯一出路。因此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像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一样，是表明经济增长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数之一。
在制造业领域内，正如霍夫曼博士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制造业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日子里，人均资本不大，对机器的投资和机器的更换的需求都不大。所以，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服装生产。然而，在发展的以后各个阶段，总投资增大了——可能从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６％提高到占２０％，而且生产钢、机器、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工业部门，比之消费品工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是可以加快的。从理论上说，在积累大笔资本之前推迟扩大消费的同时经过巨额投资的阶段，使经济得到增长，这是可能的，这是３０年代苏联制订计划的基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资料工业部门首先会大发展，然后才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种进程的主要障碍当然是在实际收入仍然很低的时候，要为庞大的资本投资计划筹措资金。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开支将引起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如果生产资料工业比消费品生产发展得快，国家除非有日益浓厚的储蓄风气，否则必定会遇到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种种结果。大部分国家发现用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办法来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较为容易一些，因为它们完全靠储蓄或提高税收来为高水平的投资筹措资金有困难。
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相对重要性还取决于自然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工业是以廉价燃料和金属矿石为基础的，那些没有这种燃料和矿石的国家无法建立很多这样的工业。我们能用多种多样的指数来检验金属的重要性。譬如，加纳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是进口的，它进口的制成品（不包括矿物油）中，大约有４０％是金属制品。或者以联合王国为例，从事制造业的人中有４７％的人是从事冶金或使用金属的工业。再以世界制成品贸易为例，其中５６％是金属制成品。因为燃料和金属矿石的分布并不很广，有些国家必须比另外一些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专事金属工业。有些国家进口金属商品，另一些国家则出口金属商品。所以，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矿产也贫乏，就会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因为它们不得不为了出口专事生产那种每个国家都可为本国制造的制成品；譬如日本，１９３６年只有２８％的工业人口从事金属工业，出口的制成其中只有２０％是金属产品。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被制造业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所完全抵销。如果我们举最富有的国家为例，虽然农业可能已下降比如说５５点（如从６７％下降到１２％），制造业可能只增加２５点（如从５％增加到３０％），其余的３０点则为其他各类就业机会的扩大。政府活动、教学、医疗服务、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及商务和金融发展通常很迅速。这种活动有多少算是国民收入的净增部分（如用于旅游的那部分交通运输），有多少作为使国民产出可资利用的成本（如载运货物或者载运职工去上班的那部分交通运输），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试图计算国民产出实际增加部分的人会把这些服务性行业的大部分排除在外。他们计算农场、矿山和工厂的产出指数，为住宅建筑、教育、卫生和娱乐只留出有限的余地，从而把公共行政、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增加部分大部分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讨论国民收入应如何计算不属本书的目的（见第一章）。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普查记录表明，既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制造的人口比例，在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中从占２５％左右或不到２５％上升到５０％或多于５０％，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有些最近的人口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埃及日本意大利英国
１９３７１９４７１９３６１９３１
农业、采矿业７１５６４９１２
制造业８１７２２３５
商业８７９１６
通讯２５４７
建筑２４５５
政府３４５８
其他服务业６７６１７
总计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性职业扩大的一个后果是，为挣工资而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是如此，独立经营者和业主的比例增大了。这是因为在服务业中挣工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这一结果同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好相反。
因为经济增长使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居住在人口不到２０００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８０％或８０％以上下降到３０％或不到３０％。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Ｈ．Ｗ．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
不把农村人口降到８０％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单，只有２０００或者不到２０００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比例下降到１２％，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也阻止不了２０００或不到２０００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３０％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１０００００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
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
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渐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电影院、电礎E、自来水、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有保健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２０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