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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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因此，高税率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同贫瘠土壤或其他贫乏的自然资源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是一样的；生产率低可能激励人们作出努力，也可能使人们泄气，或者与人们的努力毫不相干；对此我们也说不准（见第二章第三节）。（对提高税率的影响感到有把握是可能的，但是对实行高税率的影响则仍然不得而知。因为对一种税的眼前的反应和最后的反应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征收的是间接税，如果避免变化，那么在长期内税收可达到的比例并没有简单的限度，比如２５％或５０％。所以，如果人均实际收入增加，边际间接税增加的幅度大于平均间接税，那么政府的份额将一直增加，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提高，而且由于税收未变，大多数人对此将漠不关心。因此，高税率如处理不当可能会挫伤积极性，但如使用适当的方法，可能不会影响积极性。高税率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实际负担是，它可能把本来可以作为效益更高的投资的资源用光。
浪费资源的极端的例子是把资源用于不成功的侵略战争，或用于虽取得成功但得不偿失的战争。战争降低了资本形成的速度，使许多有才华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丧生，加强具有军事头脑的人对具有经济头脑的人的力量，而且与群众的看法相反，对刺激有用的发明毫无作用（见第六章第三节（三））。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最近的例子是德国；谁能怀疑如果德国人能避免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３９年的战争，他们现在还会繁荣得多？政府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方面就是这些。显然，施政得当是很困难的，所以丝毫也不奇怪，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历史上经济都未取得增长，而一些最繁荣的国家由于官场腐败而走向衰落。政府花钱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控制既不可太严，也不可太松；主动性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对外国人既要予以鼓励，又不可受其摆布；既不允许阶级剥削，也不助长阶级战争，等等。看来有些国家在度过这些对立的危险方面比另一些国能干得多。其原因何在呢？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需要研究的不是持续一二十年的治国好坏的偶然时期，而是持续一两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特征。所有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有或好或坏的政府，不管总的施政情况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延续一个世纪以上的好政府往往会自行长期延续下去，因为它为官员们确立了很高的行为标准，这会成为国家的传统，影响后代的行为。同样，不好的政府长期执政会减少建立好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新的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就是低标准，无优良传统可循。因此，在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它以前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来解释官场的品德。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国家有比较好的政府或比较糟的政府的历史。
我们得再次研究一下自然资源及其与人的气质可能的联系。有些人认为，有些种族的治理能力比另一些种族强。如果从文化意义上使用“种族”一词，这不过是重述了我们正谋求解决的问题；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种假说在我们对不同民族的遗传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前，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了。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情况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有利于建立好政府的基因有特殊的地理分布。关于气候的假说也无济于事。看来，在世界各种气候中，在各个种族中，在自然资源贫乏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各种条件下，都有好政府和坏政府。人类对资源的反应不能用资源本身来解释。
自从柏拉图以来，政治哲学家们一直试图从体制形式的角度来解释出现好政府的原因，他们说，在民主制、专制制、仁慈的独裁制、君主制成某个哲学家或当时的风尚所支持的任何体制的条件下，好政府存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对历史很熟悉的话，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意大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２５００年以前，其间经历过每一种体制。要排出任何一种体制——比如说民主制时期、君主制时期或独裁时期——并说意大利在这种体制下始终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得好，那是不可能的。这同样适用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长的希腊、埃及、印度和中国。好政府需要把统治者的智慧和被统治者的拥护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君主、民主派或独裁者所垄断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制度的牵制作用或体制形式的重要性。民主形式的政府如果对执政者的权力予以充分的限制，就能消除统治过严的弊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主体制都包括充分的限制，即使最好的宪法也无法保证选出一个好政府。政府的质量与其说取决于政府的形式，不如说取决于被统治者的素质。
２０世纪的制度理论有时候提出自治的要求，以此与帝国主义相对立。但是，为了尊重历史，我们不能说，国家实现自治时就一定比被别国统治时治理得好。正相反，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些时期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帝国，在广泛的地区内实现和平，提供范围相当广泛的公共服务的时期。２０世纪诞生的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比它们所取代的帝国主义政府具有某些优点。它们不那么倾向于自由放任，在落后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是不合适的。它们比较关心农民的福利，更加迫切地想保护农民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府反对种族歧视和妨碍本地人进取心的其他限制。它们有时候能够在强调自尊的基础上唤起参与发展的热情，而在它们以前的帝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很大的缺点。它的稳定程度低得多，有时候甚至不能维持国内的秩序。它们作为一个阶级（有个别例外）比它们的前任腐败。它们往往同城市利益过多地牵连在一起，非常愿意以向农民征税为代价来增进城市的利益。它们很容易产生排外主义。它们所取代的帝国可以在宗教、阶级和种族之间保持崇高的中立，它们却往往放弃这种中立，而进行自相残杀的斗争，等等。在支持自治的人中间，有些比较玩世不恭的人支持自治的根据是，“自治比善于治理好”。当然，不能根据下面这一点来支持自治，即自治始终会带来比别的办法更好的治理。
对待我们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态度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同一种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都是同一种族，信仰同一宗教，使用同一语言，他们就会减少争吵，可能养成一种宽容的习惯。如果财富也广泛地分配，没有巨富和赤贫，政治生活就会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虽然会消除产生某些斗争的原因，但不能保证政府会积极地或明智地行动。此外，一些最好的政府却是比较公正地统治着许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帝国政府。宽容是在许多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对那些相信原罪的人来说，好政府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始终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因为人类无法防止政府走向导致经济停滞的某个方向。于是，野心勃勃的国家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在几十年内，可能会带来收获，但是最终会使国家毁灭（第六章第三节（三））。或者如果和平保持了几十年，官僚们就会出来过分增大政府开支，沉重的税收会把国家毁掉。或者控制经济和纠正错误的欲望过于强烈，无法抑制，大量的控制条例会窒息个人积极性。或者政府不可避免地卷入阶级纠纷，干扰企业家，把农民置于农奴状态，支持剥削或者限制积极性。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鉴于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及等待着不谨慎的政治家的无数的诱惑，令人感到奇怪的倒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好政府多么少，而是与此相反，好政府多么多。
如果我们想在本书中找到了解人类历史的线索，我们是找不到的。也许线索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人类行为作出的每一个解释本身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每个民族作出了某种选择，答案通常要从该民族的历史中去找。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历史，我们就会重新回到神秘莫测的宇宙中去。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得依靠历史。如果一个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很幸运地拥有正确的领袖，它就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归根结底，历史只不过是人们对他们时代的挑战如何作出反应的记录。所有国家只要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决心，都有它们可以抓住的机会。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
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社会的制度，他们也可能不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相比是不值得的，或者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我们首先谈增长的有利条件，然后再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以及在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动荡的角度来考虑增长的代价。
（一）经济增长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把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是很难的。幸福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随遇而安，乐观开朗和不为未来担心。财富增加的财力如超过财富增加的欲望，会增加幸福，但情况不一定如此，还没有证据证明，富人比穷人幸福，或者个人的幸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在获得财富以后，不再随遇而安，而是对财力和前途更加担心了，那么财富会减少幸福。的确有一些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只要经济增长来自机警地捕捉经济机会，那么与人们不那么关心增长的社会相比，幸福必然会少一些。证据表明，美利坚合众国精神上的动荡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即使考虑统计报告中的差别，至少可以相信，自杀率高同在一个已经富有的社会中追求更大的成功的努力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增加幸福，我们也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减少幸福，即使我们能这样说，那也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因为幸福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好事。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是幸福，那么演变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差别在于，人有控制自己的环境的更大的能力；而不在于人更加幸福。在这一较量中，经济增长是十分可取的。
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我们首先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原始阶段，人类得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经过极其艰苦的劳动，从土地上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东西。每年，他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忍饥挨饿，因为当年的收获吃不到下一个收获期。他们经常遭到饥荒、瘟疫和传染病的危害。他们的孩子有一半不到１０岁就死去了，他们的妻子到４０岁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妇了。
经济增长使他们能够摆脱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技术的改进减少了劳动量，增加了食物的数量和品种。饥荒消除了，婴儿死亡率从３０％下降到３％；死亡率从４％下降到１％。霍乱、天花、疟疾、钩虫病、黄热病、瘟疫、麻疯病和肺病完全消失了。因此，生活本身摆脱了一些自然威胁。并不是人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认为活着不如死了好，最好是不生，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经济增长使死亡率下降这一事实了不起。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很原始，以致理所当然地认为，活着比死好。
经济增长也使我们有了选择更多空闲时间的自由。在原始状态，我们仅仅为了活命就得拼命劳动。经济增长以后，我们就能希望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更多的物品，实际上，我们的确希望既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又有更多的物品。如果贫穷的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相比，会得到一个相反的印象，因为在农业国，当天气不利于农业的时候，在一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人们都无事可做，而在工业国，人们一年到头都正常地劳动；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是用工业去与农业相比，而是用富国的工业部门与穷国的工业部门相比，同样再对这两类国家的农业部门进行比较，我们将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每个部门的劳动时间都会缩短随着使用的机械力量的增加，劳动的艰苦程度也会减轻。
另外，经济增长除了使我们得到的货物和空闲时间增加以外，得到的服务也会增加。在最穷的社会里，为了获得粮食，需要有６０％或７０％的人从事农业，而在最富的国家里，有１２—１５％的人从事农业就足以提供好一倍的营养标准。因此，越富的国家就越能腾出人来从事其他的活动——当医生、护士和牙科医生；当教师；当演员和表演者；当艺术家和音乐家。哲学家们所珍视的许多“高等”活动——艺术、音乐、研究哲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随着经济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生产粮食的基本任务，社会才能开展那些活动。诚然，只需要较少的剩余就可以支持艺术活动，一些最高的艺术成就是在广大群众还很贫穷的社会中产生的。上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欣赏和实践艺术的机会，而不一定会对最好的艺术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且不说最高的艺术，群众的空闲时间以及欣赏以前只供极少数人欣赏的奢侈品的机会无疑大大增加了。今天，听最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的人比莫扎特或巴赫时代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