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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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兴建起来的，没有适当的规模或管理，它们的确可能破败不堪、单调、丑陋和不卫生；但是当今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新城镇（或者甚至老城镇）不能像乡村那样漂亮、优美、卫生和令人鼓舞，而且还能提供任何村庄所望尘莫及的广泛得多的锻炼身心的机会。
最后，对经济增长感到遗憾的可能是因为它依赖收入的不平等。存在这种依赖性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如果对艰苦的劳动、自觉的劳动、技术活、负责精神和主动性不给不同的报酬，那经济增长将会是微小的或出现负增长。在任何具体情况下，现有的差别是太大还是太小是可以争议的，这只是从大于或小于为取得人们希望的增长率所需的差别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说的。但是，正如苏联的统治者很快发现的，无可争议的是，即使根本没有差别，经济也可以取得较大的增长。
现在在这方面反对经济增长的部分理由只不过是说，在某时某地，现有的差别大于为取得当时的增长水平所需的程度，是由于社会组织的缺陷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说法仅仅是主张改变社会制度（继承财产、拥有土地、税收、受教育的机会等等），以便改变收入或财产的分配，而不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差别程度，即使完全承认缩小差别会降低增长率，也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如果不支付以当地标准来衡量很高的薪金，就请不到外国教师或技术人员，或者如果不给国内外的开拓型企业家赚取和保持远远超出当地认为是“合理”水平的利润的机会，他们就不愿意发展。在这种问题上，对经济的考验就是供求关系的考验：“合理的”差别就是为取得所需要的技术或主动性而客观需要的那种薪金或利润。但是在这一考验中“合理的”东西根据某种其他的价值或社会正义标准来衡量就“不合理了”。
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增长的某些所谓代价根本不是增长的必然结果——比如，城镇的丑陋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某些所谓邪恶从本质上说实际上并不是邪恶——比如，个人主义、说理或城镇的发展。像在人生的一切方面一样，这些事情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但是，这些事情从本质上说，是同其对立面一样可取的。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即经济增长率过高可能不利于社会。经济增长只是许多好事中的一件好事，我们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过分的增长既可能是造成下列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下列现象造成的结果，这些现象是：过分追求物质、过分的个人主义、人口过分流动、收入过分悬殊等等。社会决意提高增长率，使其高于目前的水平，并不一定明智；如果它们这样做，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也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的得是否超过可能的失，这必须尽量根据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估计。正因为经济增长有得有失，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态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两重性。我们要求消灭贫困、文盲和疾病，但是我们又拼命抓住我们所喜欢的信念、习惯和社会安排不放，哪怕这些东西正是造成我们感到悲痛的贫困的原因也罢。
（三）过渡问题
如果要在已存在几百年的增长率很低、经济多少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里实现经济增长，那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
因为这需要改变信念、习惯和制度，虽然等到新的信念、习惯和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并牢固地扎下根的时候，可能会达到一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比静止的旧的社会平衡优越的新的动态平衡，但是过渡时期可能会出现暂时的但却是非常痛苦的情况。
其中比较明显的情况之一是改变人们的劳动习惯。例如假设在一个非常原始的国家里发现了铜，而在那个国家里，人们都有自己的土地，这使他们都能过上自己感到满意的生活，虽然卫生、物质或文化水平都很低。这些人不愿意去铜矿劳动，他们可能不会自愿去铜矿就业，尽管领取的工资会使他们在铜矿劳动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如果迫使他们到矿上劳动，他们因此而创造的财富可能会使他们的物质福利、卫生、教育和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再假设在最初受强迫后，他们过一段时间会非常喜欢这种新的劳动，非常欣赏高水平和非常瞧不起以前的生活方式，以致到适当时候，在取消了强迫以后，他们也会乐于到矿上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暂时采用强迫手段是应该的吗？这个抽象的例子绝不仅仅是学术探讨，因为它同非洲某些地区发生的情况极为相象，在那里人们被迫去矿上或种植园劳动，不管是由于他们的首领发布的命令还是因为这是挣钱来交纳为迫使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劳动而强加给他们的税收的唯一办法，或者是因为他们被从自己的土地赶走。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抽象例子所列举的事实更为复杂。因为还有个事实是，那些采用强迫手段的人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自己发财，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造福非洲人。在有些情况中，还有一个事实是，非洲人甚至得不到物质上的好处；与此相反，他们以前的村庄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而他们自己则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的简陋房屋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样贫乏。我们在本调查报告中始终强调，有可能取得表现为人均产出增加的经济增长，但大多数人的境况并未得到改善，因为增加的产出只使少数有势力的人发了财。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会同意，这样的发展是不道德的，会谴责以牺牲许多人为代价使少数人发财的经济政策，不管这种政策会使产出有多大的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同我们研究的抽象例子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这种例子的假设之一是，增长的结果会大大提高参与者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因此，到一定时候，他们自己会喜欢新的生活方式而抛弃旧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例子，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人反对强迫的理由是：他们说，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好，都不应强迫人们为自己或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去劳动。有人则以幸福为理由，他们说，即使人们喜欢新的生活方式而抛弃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境况实际上也未有任何改善，因为他们并不更幸福；因此，他们进行痛苦的过渡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得不到任何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论点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幸福是否就是检验变化的适当尺度是值得怀疑的。另一些人的反应则不同，他们认为如果强迫使被强迫者大受其益，强迫就是应该的。因此，新世界的黑人谴责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奴隶制，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他们的先辈离开西非的丛林村落感到遗憾。
所以，只要世界存在下去，也总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会毫不犹豫地为了被强迫者的最大利益而强其他们的公民去从事某项事业。
可以强迫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目前十分尖锐，因为苏联已经表明，一个残酷无情的政府如果愿意严厉处置那些反对它的计划的人的话，可以很快地提高它的实际产出。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正受到共产主义或其他宣传的引诱，想放弃自由来换取经济迅速增长的前景。这种引诱带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
它们被告知，失去自由是暂时现象；“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国家元首、军队领导人等等的专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其后将是“国家的消亡”；但是，我们十分怀疑，一旦抛弃了自由，是否还能轻易恢复。这种引诱也不能保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出可能迅速上升，但是独裁者可能决定将产出用于别的方面，而不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十分明显的是，无需用专政的办法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一两个不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缅甸和加纳——已经表明，它们有决心和勇起来找到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受到普遍信任和支持的领导人可以在民主的范围内这样做。该由其他民主国家来表明，它们也能这样做。
另一个痛苦的过渡是，必须在社会关系方面进行过渡。公理和权力的对立、从地位到契约的转变以及从社会稳定到社会纵向流动的转变都会打乱目前的关系，在阶级、宗教、政治服从或家庭联系上都是如此。如果过渡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那显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不发生暴力革命，过渡也同样是痛苦的，因为它会破坏目前在各个方面存在的期望和权利。许多人因此而反对经济增长。一些人认为，旧关系同新关系一样好，或者甚至更好，他们不喜欢新的家庭关系的自由、“普通人”的所谓“权利”及旧的融洽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另一些人虽然并不认为旧关系特别融洽而喜欢新关系，但是仍然怀疑新旧差别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显然，这个问题只能用人们赋予下面这些问题的价值来解决，即知识增长、机会的质量、卫生标准提高、寿命延长及经济增长的其他成果。
再者，在道德价值方面也必须进行过渡。在旧的社会，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一套行为、责任和忠诚的准则。新的社会则有其不同的准则。一个社会中的好行为可能是另一个社会中的坏行为。责任和忠诚由一批人和机构转向另一批人和机构——由年龄组转向工会、由首领转向雇主或者由家庭转向一般的顾客。假以时日，新准则可能会确立起来，可能会像旧准则一样运用自如，但与此同时，社会可能会经历一段痛苦时期，在此期间，在新道德确立以前旧道德已被抛弃。这种过渡过去特别痛苦，因为我们不理解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旧社会的道德和新社会的道德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那些负责确立或捍卫社会道德标准的人（尤其是牧师、教师和议员）有意从变革一开始起就宣传新道德，过渡就会容易得多。但是，首先我们只是到最近才了解这些问题，特别是了解道德准则与某种社会和经济形式的联系程度。其次，那些捍卫社会道德标准的人常常把捍卫旧准则看作是他们的职责，他们敌视变革，把新准则看作是不道德的。第三，即使终于把他们争取过来支持新准则，他们的许多权力也会在过渡阶段消失，因为人们依靠公理的程度提高了，而且对这些卫士迄今所捍卫的制度和惯例失去了信心。因此，新准则不是靠制度或权力实施的，而是逐步地和一点一点地为人们所接受的。新信仰和旧信仰不协调地交错在一起。当人们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而受到嘲笑、指责或惩罚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和难以理解。
在一个社会由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时，痛苦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不进行改革，否则就不可能完全避免过渡。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倾向改革是人的天性。因为人从本质上说是好奇的，因此不断积累知识，这就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人也不会满足，他希望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东西，或者到处活动，或者羡慕邻居的地位或资产。人还有一种冒险感和造反感，前者使他利用各种机会，后者对等级关系则始终是一种挑战。因此，想制止社会变革是浪费时间，对一切现有制度都必定消失感到遗憾是浪费感情。因为社会变革正产生于人的天性中那些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部分。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防止变革，但是我们可以加快变革或阻碍变革。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变革的速度既可以太快，也可以太慢。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问题不是适当的产出增长率，而是由一种社会态度和制度转变到另一种社会态度和制度的过渡期的适当长度。因此，不易作笼统的概括；既有充分理由说明应很快完成过渡，也有充分理由说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进行阻碍的机会。由于过去８０年中所达到的世界联系——通过轮船、帝国主义、飞机、无线电、移民、好莱坞和报刊进行的联系，在每个社会——甚至西藏也不例外——中，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特别是两种情况使得人们必须加快增长速度，而不是加以阻碍。其中之一是，欲望的增长速度比产量快。另一个情况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快。
在整个不发达世界，现在欲望已大大超过产出，差距在扩大。人民大众开始认为，他们的贫困是不必要的，改变忠诚可以结束贫困。少数人认为，靠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贫困的面貌，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抛弃他们的地主、雇主、牧师或目前的政治统治者。一些政治家也有很大的欲望，不管是想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还是想提高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现在欲望和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会引起失望，而由于失望，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许多人担心，结果会出现“共产主义”（一个不再有确切意义的名词）。有些人担心本地的各种“法西斯主义”会扩散（对这个词的解释必须包括许多东方国家传统的军阀主义以及拉丁美洲的“元首”）。另一些人再次看到了这种明显的可能性：力量将转入宗教狂热分子之手（转入毛拉、马哈萨巴，拉比等人之手）。因此，许多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把迅速提高产量的措施置于非常优先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是否有筹集资金的勇气及必要的内外支持，那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情况下，欲望是否不会继续超过产出，那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那些认为加速生产会影响社会关系和道德准则因而是错误的人，通常忘记下面两件事，即这些关系和准则已经在迅速变化以及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对现有格局造成的危险可能比加速生产更大。
人口方面的困境甚至更难避免。不受外部影响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似乎是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按目前的标准来衡量都很高。一旦一些国家进入了现代世界，从而消除了本地的饥荒和实施了公共卫生和医疗，死亡率便会迅速下降，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可能从４０％下降到１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