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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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还得吃晚饭，还得去理发师那里。我们差不多都到了。明天去，米丽亚姆仍然坚持说。我所说的那位放『射』学教授就住这里，就在这条路上，就在这幢大楼里，一幢全用大理石和贵重木材构筑的现代化大楼里，就在这条路上，这条路从韦斯科维奥广场往上，通向离韦斯科维奥区的萨拉里亚大道几步远的诺韦拉广场的路上。

　　　　放『射』学家微笑着迎接我们，我马上对他大加赞扬了一番说，我钦佩他的工作，并听人谈起过他。实际上，我在一本放『射』学专业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后来，我还在电话簿上找到用粗体字标出的他的名字，一个西西里人的名字，发喉音，译成意大利文应该是奥基奥多罗。奥基奥多罗教授热衷于他的『射』线和他的那些奇怪的机器。

　　　　“近年来放『射』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说，“科学开始腾飞，今天人们用手术刀进行外科手术，不久，人们将通过『射』线进行外科手术。手术刀将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我们庆幸自己能生活在技术进步的时代。当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在　x线的照『射』下，有人失去了手指，有时还会失去胳臂，因为　x　线对人肉十分贪婪。比拉鱼根本无法与它相比。”

　　　　我说，好在今天诸如此类的事已不再发生。比拉鱼能在五分钟之内将一头牛的肉吃得精光。

　　　　米丽亚姆听着我们的交谈，似乎大为震惊。我微笑着，让她感到放心。“我们能切除一个包括骨头在内的肢体，”奥基奥多罗继续介绍道，“而不给病人带来任何痛苦。疼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教授，你在夸大其词，我心中想，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奥基奥多罗请我们跟着他来到一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那里安装着放『射』机器。机器的大小与人的身材相应。

　　　　米丽亚姆到另一间屋子去脱衣服，我请求教授让我看看　x线透视。

　　　　奥基奥多罗让我穿上一件沉甸甸的橡胶质长衬衣，以免受到『射』线的辐『射』。当一丝不挂的米丽亚姆在护士的陪同下来到时，我就像在电影院里那样，坐在屏幕前。奥基奥多罗十分殷勤好客。在放『射』科的暗室里，他指给我看屏幕上显示的米丽亚姆的肝、肺、心脏和其它内脏。

　　　　看一个女人的　x　线透视远比看她一丝不挂的身体更透彻。这里，人们依靠技术，能透过物质，看到她的体内，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自问道，米丽亚姆怎么会同意接受　x　线检查的。但是，有时女人们好故作姿态，依我看，米丽亚姆也正是在故作姿态，或者说，她当时还没有明白我那天下午想干什么。

　　　　米丽亚姆离开暗室，去穿衣，我问教授他是否能向我指出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

　　　　“什么意义上的东西呢？”奥基奥多罗问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就这一意义上的东西。”

　　　　我坦诚相告，觉得事情已经说得再明白也不过了。

　　　　“从诊断的观点来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于是我向他解释我正在寻找的东西，总而言之，是否能通过神奇的放『射』技术，并凭借像他这样的教授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从一个女人身上发现背叛的迹象。我想起了巴尔达塞罗尼。

　　　　“我不明白。”奥基奥多罗说。

　　　　我说，“外来的小体和芽孢杆菌，外部侵入的迹象，异质的生命体，总而言之，背叛的迹象。”

　　　　奥基奥多罗好像生了气，仿佛我要作弄他，而且要没完没了地作弄他。

　　　　“教授，”我说，“也许我没有解释清楚。一个女人接纳了这些小体，显然，就会随身携带着它们。凭着您那样老练的目光理应见到它们。这些小体对我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们是背叛的迹象。”

　　　　“我不知道你正在说什么。”奥基奥多罗说。

　　　　尽管如此，但是他心里却明白得很。他盯着我，仿佛一口要把我吃掉似的。

　　　　这下，我又同富里奥·斯泰拉等专家们的迟钝和傲慢发生了冲突。在专家们还没有成为像富里奥·斯泰拉那样的凶手之前，他们除了自己的专业外，对其它东西的反应都是迟钝的。一味坚持下去也是徒费口舌。在同奥基奥多罗的较量中，我也是败下阵来，于是我就在刚才说到的地方将话题刹住，不再提起。

　　　　奥基奥多罗是放『射』学家，曾在综合工科大学担任过十二年的放『射』科主任。在综合工科大学任职期间，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病痛，放『射』这年鉴提到过这些病痛，还研究过这些病痛在病人体内的不规则分布和扩散力。他成了一位权威的专家。我之所以详详细细他讲述奥基奥多罗的历史，因为我喜欢这样做。

　　　　奥基奥多罗从来没有治愈过他发现的病痛，因为这不在放『射』学家的职权范围之内。他分门别类，并根据危害的程度将它们记载在各张卡片上。他常年累月地关注着恶『性』病例的发展过程，直至用一个小小的黑十字，如同墓地上竖立的基督的十字架，来表示着整个过程的结束。此时，卡片存档。有些特别危重的病例采用复合式卡片，一种有编号的多面折页。一格填日期和地点（这类病人往往患有旅行狂热病，他们带着病痛周游世界，想看看生命终止之前可能发生的一切）。这类卡片由奥基奥多罗亲自编制。

　　　　许多病例始于罗马，填写上地址、日期等短短几行字，然后根据不可避免的沉沦程度，进行越来越详尽细致的描述，到一定的时候，病例移到巴西利亚，那里有一家有名的医院（这里报告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悲惨），随后，是长途旅行时期，再返回罗马，终于划上基督教十字，成为韦拉诺公墓的一部分。奥基奥多罗的档案室大得就像广阔的公墓。这些消息都是我从读过的那本放『射』学杂志上获悉的。

　　　　除了病例外，奥基奥多罗对其它一概不感兴趣。显然，他崇拜恶『性』疾病，人们不知他是站在治疗医生一边呢，还是站在他在　x　『射』线暗室中发现的疾病一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职业也是收藏工作，像所有的收藏家一样，他也追求尽善尽美，追求普遍『性』。也许奥基奥多罗梦寐以求的是一个不断扩展着的，完整无缺，浩瀚无际的病痛世界，就像宇宙的银河系那样。

　　　　我在放『射』诊断档案上找到了米丽亚姆体内检查报告，它用可笑的放『射』学语言写成。至于我感兴趣的那些，连一点痕迹也没有，连片言只语都没有。在我看来，我落到了一败涂地的地步。放『射』诊断档案让人隐约感到将来有患病的可能『性』，还谈到素质、症状和社会条件等。至于眼下，还是个　o。（x『射』线不能穿透的胆道结石图像没有发现，太好了，表面张力减退的胆囊阴影，可惜，没有出现形态学的反常，轮廓正常，很好，在　x　线相片中胆囊和胆总管的口径和轮廓正常，好极了，x　『射』线照『射』中不显影的结石图像没有，米丽亚姆无疑是松了一口气）。这些放『射』诊断档案，如蜘蛛网一般，是捕捉病人的工具。蜘蛛就是奥基奥多罗。

　　　　你见到了吗？米丽亚姆欣慰地说，他什么『毛』病也没有找到。他说，我应该一年后再去检查。米丽亚姆燃起一根火柴，烧毁了　x　『射』线诊断档案。

　　　　我们上了小汽车。突然在我们的眼前，亮起了点点灯火，有绿『色』的、红『色』的、桔红『色』的和球状的，它们映照在汽车的玻璃窗上。红绿灯。米丽亚姆提醒道，你得注意红绿灯。我看到了红灯，我回答道，并在红灯前停下了车。现在亮绿灯了，可以走了，米丽亚姆又说。绿灯畅通无阻。为什么你烧毁诊断档案？我问。米丽亚姆回答道，x　『射』线检查完全是下流的把戏，是低级趣味，现在受够了。红灯，米丽亚姆又提醒道。我刹住车。那么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更衣室中的那个周身长『毛』的男人也玩弄了低级趣味的把戏，我接过她的话说，而她曾经为了否定而表示过肯定，现在又说自相矛盾的话。我心中想道，巴尔达塞罗尼也是如此。那么究竟谁追求低级趣味呢？现在绿灯亮了，可以走了，米丽亚姆说，我们别再争论了。

　　　　一阵大风骤然吹起，灯光在我的眼前晃动，晃动的原因是我的双眼模糊不清，汽车的窗玻璃也模糊不清。现在向右拐，米丽亚姆叮嘱道，注意驾驶。请你让我在市中心下车，商店还没有关门，我得去商店。仿佛她要进行自我辩白似的。我驾驶着汽车，贴近人行道，拐进弯道滑行。你总有一天会压死人的。米丽亚姆警告说。现在请你把车靠近人行道，我在这里下车。我把车停靠在特里托尼大街的人行道旁。她下了车，向着我微笑，仿佛是最后一次微笑。我已经看到她像世上的万物一样在挥发。

　　　　人们不明白一个不存在的数字（0）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其它的数字，甚至取消很大的数字。事情却偏偏这样。1000　乘以　0　得　0，组成　1000　的那　1000个单位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还残留下某些东西，但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残留下来。如果这个不存在、虚伪的数字能起到这样的破坏作用，那么与其它数字相比，它更不可信。你说　1000　的时候，可以是千恩万谢，或　1000　里拉，但也可以是　1000　名凶手，1000　条蛇，1000　个　0。在每个数字的后面都存在着隐患，数字本身表达的单位有多少，隐患也就有多少。除了这些数字外，还不应该信任一个数字与另一个数字之间的间隙。实际上，在两个递进的数字之间总会有一个真空区域。它不为人知，而且悬而未决。这个区域可大可小，可以是一块草坪或者一片沙漠，可以是一个湖泊或者一座高山，可以是一切。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真空区域中，往往杀机四伏，很难防备这些数字，因为它们随处可见。为此，你得擦亮眼睛。当你见到其中的一个数字时，不管它是大是小，你应该退避三舍。如有可能，你就逃之夭夭。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永远是不合时宜的。如果你已经记住了一些数字，那么你就将它们忘掉。这样，你就有更多的空间来进行你的思维。数字即使经过思考，也永远成不了思维。

　　　　

第一卷　第八章

　　　　现在我讲述一个神秘的梦，梦与米丽亚姆有关，但不见她的人，还与巴尔达塞罗尼有关，但也不见他的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及。

　　　　第二天，我等待着米丽亚姆，一连等了许多天。我觉得时光仿佛只在橱窗的那一边流逝，城市的居民在毫无意义地或健步如飞，或驱车疾驰，对面的汽油加油站工人依然在加油，售报人依然在售报（众多的新闻，众多的标题），老人们来到卡伊罗利英雄纪念碑旁坐下，台伯河彼岸的年轻小伙子在一批批美国人的注视下，经过加里波第大桥进城，年轻的姑娘们奔向阿根廷广场的装演品商店。我的目光记录下橱窗那边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1849年的瑞士凡特邮票一钱不值，在这些活动中，一位姑娘混杂在一千名无名姑娘中，犹如威尼斯广场上的无名将士纪念碑（献给已故的米丽亚姆的一束鲜花和一个花圈）。还可以看到橱窗那一边的其它事物，一面嗅着沥青，一面奔跑的丧家之犬，丧家之犬所嗅的沥青，菱形，立方体，人的轮廓和人影。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夜夜都做梦。我母亲也做梦。当她起床时，她的双腿和双膝因梦中的不断奔跑而感到酸疼。在餐桌上，她向我父亲诉说夜里梦见的长篇故事。在她的梦中，几乎总有一位骑马的男子，每到一定的时候，进入表演的舞台。我父亲憎恶这位骑士，因为他怀疑骑士与我母亲之间有什么瓜葛。就这样，我母亲在讲述她的梦境时，开始避而不谈那位骑士。于是，剩下可谈的是草原，积满尘土的小路，林中的羊肠小道，河流，布满石子的宽阔河床和追捕她的强盗（他们是步行，还是骑马，我父亲追问道），剩下可谈的还有为这位骑马男子的上台而准备的舞台场景，骑士本来应该上台救我的母亲，但是他没有上场。这与某部歌剧的第一幕十分相似，在那一幕中，当合唱团唱起“是的，欢乐延年益寿”时，大家都期待着阿尔弗雷多的上场，但是他却没有上场。我父亲岂非傻瓜，有时，他撂下刀叉，走出家门。

　　　　有些夜晚，我能驾驭我的梦（不像驾驭小汽车和骑自行车，而像驾驭一条总是有点倾斜，不能急拐弯的船）。从理论上来说，事情是简单的。首先，应该在临睡时，以某种方式开始思维，准备合适的土壤，以便从那里（从思维）一开始就形成梦。当困倦向我袭来时，我就开始想象一个场景，里面有人物，有应有的一切。主要人物，即主角始终是我，情节展开的中心，永远是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的我。以第三人称形式出现的梦是客观的，谁都可能做这样的梦，实际上，就做这样的梦，但是你不在舞台上时，就难以驾驭。另外，还有次要人物，就像在剧院上演的喜剧中得有配角一样。我应该用眼睛（但是已经合上了眼）去想象这开始的场景，也就是用视觉去想象它，否则，它一无所用。如果根据亚里士德罗所说的『逼』真规律，构思巧妙的话，那么梦是自然衔接起来的，遵循自己的思路，需要引导去创造这些场景，在能够自然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应该各守其位。在朗诵台词一开始就应该马上确定关系。

　　　　有时，我以自己感兴趣的场景作为开始，情节的展开朝着与愿望相反的方向进行，但是还存在着随之而来的控制问题，也就是干预的可能『性』，就像在剧院里进行彩排时所遇到的那样。当情节是十分悲惨时，那么控制是不可能的。人们无可奈何，梦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

　　　　凡是梦都有点神秘『色』彩，这就是梦的美妙之外，但是有些梦神秘莫测之极，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像字谜画谜那样。字谜画谜有谜底，而它们却没有谜底。你可以赋予它们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含义，各个含义半斤八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