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比脸干净-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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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知道，你是幸灾乐祸呀，还是吃饱了撑的。当时正赶上我的一批新货批不动，库房里压了一千多条裤子，火大着呢。这一骂还真管用，高健卖货时再也不敢笑了。贱皮子玩意儿！
不笑时的高健绝对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威猛强壮的身体更显沉稳，风度不凡。于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市场里的大户张晓雨看上了高健。张晓雨经常去广州上货，床子由母亲和一个女服务员看着，她本人很少在市场里露面。张晓雨的漂亮是公认的，我们市场的小老板们没少打她的主意。但张晓雨冷漠的目光如一把锋利的刀子，令人胆寒，更不得近前。平时，高健在市场里没什么朋友，确切地说是那些年轻的裤样子们根本瞧不起他。高健虽然从来不管别人要烟抽，但他总蹭人家饭吃，无论早饭还是午饭。他总是在床子上吃完饭后再跑到别人家的床子上。见人家正在吃饭就凑过去，嘿嘿一笑，这个好吃，哥们儿也来两口。人家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吃就吃两口吧。于是他吃了这家又吃那家，回到床子上就打饱嗝，还一窜一跳的。他那是在消食呢。我生气地说：“吃不饱你就再要一份，何必呢，你也这么大人了。”高健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早就吃饱了，我是逗他们玩呢。”逗人玩？有你这么逗人玩的吗？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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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比脸干净 第七章（5）
高健喜欢与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聊天，尤其是老太太，还聊得挺好，谁家床子上有重活儿，就喊高健过去搭把手。那天，快下行时，张晓雨才来市场，看见高健正和她母亲聊着什么，两人似乎聊得不错。张晓雨的母亲对张晓雨说，这是小高，人可好了，总帮咱们家抬货，力气可大了。张晓雨就对高健笑笑，说了声“谢谢，麻烦你了”。但高健只面无表情地说了句不客气，就转身回床子上收货准备下行了。张晓雨对高健的印象是，这人挺有个性的，不像那些小老板，总想和她搭话，套近乎。其实，高健是自卑。人一自卑就绷脸了，就躲开了，就一本正经了。结果是张晓雨没事就往市场跑，跑来跑去就找了个机会要请高健吃顿饭，感谢他对床子上的照应。高健不知如何是好，就跟我说了。我当时没多想，就说你去吧，到时候端着点儿，别嘿嘿就行。高健挠了挠头皮说：“那我回家晚了咋跟我媳妇说呢？”我想了想：“你就说到‘长客’给客户发货去了。”高健又叮嘱我：“你千万要记住了，咱俩得说的一样。”高健怕他媳妇真像老鼠见了猫，是从骨子里往外怕。
打那以后，高健就像变了个人，人也穿戴得整洁了，也舍得买T恤、衬衣，还有皮鞋了，每天，头上都打着亮亮的摩丝。
现在的高健下行后常常有事，开始让我跟赵燕说他去“长客”送货，后来又改成去“西柳”送货了。“西柳”在海城，离奉城得两百多公里。那时，高健已经偶尔夜不归宿了。奇怪的是，他媳妇赵燕从来没有找我亲口问过。其实，高健一直在沈阳，就住在张晓雨的家里。
高健告诉我，张晓雨是个离婚的，但没有孩子。高健还告诉我，有一次两人*时，他问张晓雨，如果我也离婚了，我们结婚怎么样？张晓雨就抱紧他哼哼叽叽地说好好好，连说了三个好字。
我说：“你真打算离婚吗？”
高健说：“想。我恨不得马上离开那个臭娘们儿。现在我一见到她就恶心，就想吐。”其实，赵燕问过高健，最近怎么隔三差五的就出差？高健懒洋洋地回答了一个字：忙。就继续摆弄他那台新买的汉显呼机。那年头，一部汉显得三千多块呢。赵燕问，谁给你买的汉显？高健就说，我不是常跑长途嘛，为了联系方便，万峰买的。其实呼机是张晓雨买的。
现在的高健衣着笔挺，腋下的小皮包里装着个汉显。我逗他，你每天买份报纸装在包里，不然包太瘪，不像个做大生意的。高健说，对呀，但我不用每天买报纸，一份就够用了，我平时也不看，装装相就行呗。他还当真了。小皮包果真就鼓了，鼓得窝窝囊囊的，但总比瘪瘪巴巴的强。
张晓雨去广州上货后，高健最大的苦恼就是怎么跟老婆提出离婚。因为现在的赵燕老实了，下班就回家，做饭买菜接孩子，全包了，而且样样干得还都无可挑剔。把高健愁得够戗，怎么也找不到离婚的借口。为此他每天下行后都要跟我探讨一番。在行上，高健整天也是心不在焉的，常常皱着眉头，目光盯着某处一看就是老半天，神情恍惚得像个失恋的孩子。
有一天，高健在菜市场找到李二。李二见高健一身打扮，以为他发了，点头哈腰地递给高健一根红河，高健瞧都没瞧一眼，掏出包三五，我只抽这个。还把三五在空中晃了晃，然后熟练地扔进皮包里。
兜比脸干净 第七章（6）
高健说：“我求你点儿事。”李二说：“健哥，咱哥儿俩是朋友，啥求不求的，有话你就直说呗。”高健低声说：“你只要当我和我老婆的面说一句，你俩有那个关系就行。我不会亏待你的。”高健伸出一个手指。“一千，一句话一千，怎么样？”
李二后退一步。“我和她没那个关系怎么说呀。真的没有！儿撒谎。”高健笑了笑说：“什么真的假的，不就是一句话嘛。”李二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求你还不行嘛，这事你还是找别人吧。”
找谁呢？昏头昏脑的高健竟然找到了我，让我说和他媳妇有一腿。
我气得大骂：“你他妈找死呀，这么丢人的事亏你想得出来，还有脸跟我提！朋友妻不可欺，你懂不懂？你让我今后怎么做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高健垂头丧气地自言自语道：“他妈的，离个婚咋就这么难呢？”现在的高健不提一切为了孩子这茬儿了。他可能目前连儿子的归属问题都来不及想也顾不上想了，就差把自己愁疯了。
有一天，张晓雨突然提出想请我吃顿饭，这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酒桌上，张晓雨笑着问我：“高健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摇摇头。张晓雨接着说：“我从广州回来这几天，他天天让我出主意怎么跟他老婆离婚。我说你过得好好的离什么婚呀。他却说，我说过只要他离婚就跟他结婚的。我什么时候说过呀，他纯粹有病。”我想起来，高健他说他俩在*的时候谈过这事，但我不好意思张口，而且只有高健这样的傻瓜才会相信人五迷三道时说的话，还念念不忘，当理想了。
张晓雨说：“都什么年代了，玩玩就拉倒呗，干吗搞得跟真事似的。再说，高健这人虽然刚认识时还不错，可一接触，他这人‘特二’，傻乎乎的，嘴连把门的都没有。把他媳妇在外面的那点儿破事全告诉我了，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到这儿，张晓雨笑了，洁白的牙齿亮晶晶的。
过了一会儿，张晓雨说：“我把他呼来，当面跟他说清楚。老弟，你也劝劝他，啊！”张晓雨说完捏了捏我的手腕。但我没有一丝触电的感觉，我麻木地点了点头。我当然不是为了张晓雨，我是为了高健，我真怕他一时想不开，精神崩溃了。
高健来了后，张晓雨一本正经地说：“高健，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呼机算我送给你的。你要再找我，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张晓雨冲我甜甜地一笑：“账我已经结了，等你啥时候到广州去进货，告诉我一声，我派车去接你。再见！”
高健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半天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摇了摇高健的肩膀说：“这女人了不得，黑道白道都吃得开，她废了你你连个喊冤的地方都找不着，也只能吃哑巴亏。这种女人还是躲远点儿好。”高健怔怔地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她是什么人。”我说：“知道就好，回家好好跟老婆过日子吧。”高健呆呆地点点头。
现在，高健每天下行又准时回家了，该干吗干吗。赵燕也是。两口子日子似乎过得还不错，双休日时，两人下午有空还领儿子逛逛公园，下下饭馆，给人一种和和美美夫妻恩爱的感觉。
有一天下行，高健突然对我说：“陪我到电信局把汉显卖了吧。”我说，“卖了干啥？”高健嘿嘿一笑：“我想给赵燕买套真皮皮裙。”
天哪，他才过几天好日子，怎么又开始惯他老婆臭毛病了呢。难道这么快就忘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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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比脸干净 第八章（1）
春节一过，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生意明显淡了。年前，市场里人挨人人挤人，去趟厕所都得费半天劲儿，想叫个五米开外的人，必须踮起脚尖扯开嗓门喊，不然根本听不到。现在可好，整个市场里敞敞亮亮，冷冷清清，各条干道都能从头望到尾。说句有点儿夸张的话——卖货的比买货的人还多。
但只要光明市场还在正常营业，你床子里的货物就得堆得满满当当的，毕竟这里是搞服装批发生意的。没有人因为担心出门上货怕赔钱就舍得让自己的床子空着，这是常识，也是规矩。就是说，在上货可能会赔得更多，而不去上货则只能呆坐在空空如也的床子里认赔之间，我们必须选择前者。所以，尽管我们深知春节后出门上货，比平时要冒更大的风险，但光明市场的业主们还得咬牙硬挺，心怀忐忑地远赴广州，开始年后的第一趟出行。
春节前，每家的床子都赚了不少钱。搞批发的，从元旦到春节这一个月左右时间，“点子”正的能挣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即使是小卖，如大平、小卫们，一人也能挣个二三万。赚了钱，人就开始“烧包”——雄心万丈，无所畏惧。这也是我们勇于冒赔钱之险，纷纷南下的重要原因。
整个市场，恐怕只有高雄一个人没有赚到钱。还没到元旦，高雄家的床子就光秃秃的了，库房的房门挂着锁头，高雄和小慧早已不见了踪影。据大平说，小慧陪高雄到鞍山戒毒去了。此前，高雄上的两趟“底眼”货，到家根本批不动，高雄见势不妙，当机立断决定跳楼，一下子让他损失了三十万元。小慧深知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才选择在一年之计最挣钱的时候，带着高雄去戒毒的，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此时，周围人的闲言碎语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让高雄尽快彻底摆脱毒瘾，重振雄风。
通常去广州上货，我们都是在去之前约上几个平日里关系不错的朋友结伴而行，为的是减少漫长旅途中的寂寞和无聊。人多热闹，可以搓麻打牌，即使仅仅有个说话的人也不错呀。当然，就算你独自一人出门，只要有耐心在列车上转一圈，总能碰到一拨甚至几拨相熟或者是起码脸熟的人。尤其是去广州上货的几个高峰期，比如春节前后，比如初夏和初冬，南下大军如过江之鲫，一节车厢有三分之一的旅客都是搞服装的。
这次，我是跟大平和小卫一块儿去的广州。春节头一天，两人一算账，大平赚了近三万，小卫赚了四万多。两人激动感慨之余，决定去广州搏一把。他们一致认为，到那里连老倒子们都能赚得膘肥体壮，他们为什么不能？只要两人精诚团结，胆大心细，没有不“红门”的道理。于是，两人决定采取合作的方式。两人钱都不足，合作可以弥补资金问题；再有，两个人的智慧整合在一起，类似于三个臭皮匠与一个诸葛亮的道理。
我们一上车就遇到了一大帮子熟人，这些人中有卖裤子的，也有卖衬衣、卖毛衫的。于是，大家伙儿嘻嘻哈哈，大呼小叫地张罗换座。很快，十几个人就凑到了三个女人的座位周围。这三个女人我都叫不上名字，但知道她们肯定也是光明市场的——做生意的女人与一般出差的女人，无论从装束还是从气质上，都是很好区分的。三个女人热情地拿出塑料袋子里的香蕉、橘子、葡萄等水果，招呼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吃。我们当然没什么可客气的，大伙边吃水果，边抽烟，不一会儿，整节车厢就被我们弄得乌烟瘴气，果皮、烟蒂扔得满地都是。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对我们的无理之举只能忍气吞声地自认倒霉。就是列车员、乘警、列车长也拿这些出门做生意的人毫无办法。大不了列车员扫地经过时会抱怨几句，但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照样有说有笑，有时也会对那些长相不错的女列车员挤眉弄眼地搭讪几句：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要不，我来帮你扫扫吧。说完，装模作样地去抢女列车员手中的扫帚或拖把。女列车员只能羞红着脸，一扭头，瞪那人一眼，匆匆走开。
兜比脸干净 第八章（2）
我注意到三个女人中有两个比较年轻的长得要好看一些，打扮得也较为得体，另外一个女人的年龄起码在三十五岁左右，臃肿的身上穿着件猩红色的半大皮衣，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细弯的眉毛和嘴唇化得黑红分明，有点儿像戏曲中的扮相，整个人看上去俗不可耐。我坐在那三个女人前排的侧面。我知道，接下来这些人又该大呼小叫地忙乎着搓麻、打牌了。从奉城到北京的车程要十二个小时——那时没有沈阳至广州的直达车——从北京到广州又是三十六个小时，即使不算在北京中转等车的时间，光在火车上我们就要熬过整整的两天两夜。要想让时间过得快些，就只有搓麻、打牌了，再不就是喝酒。中午在餐车上喝酒的时候，大平一反常态一声不吭，始终一言不发闷头喝酒，这在大平来说是不多见的。大平这人平时就是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