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精错爱唐僧-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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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一个我喜欢的漂亮女学生爱上了我，我是否会为她放弃一切？我是否也会为她心甘情愿的背上“邪恶轴心”的罪名？

　　我不能，我不能这样。我一遍又一遍的告诫自己：我怎么能够自甘沦落到和他们相似的境地从而成为别人饱含恶意的话题呢？如果人生中非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的话，那至少先让我成名吧，让我能够保护我们的爱情，避免又一场悲剧的上演吧！

　　可直到今天，我还依然在草泽中遗恨千年。有时候真后悔一九九七年师院毕业以后，为什么不去找个小报当记者；这样混进文学圈子，说不定早出名了。

　　二00四年的冬天，我在本县城投入四千元印了一千本小说，名字叫《妖书》。一时间学生疯抢起来。那时我担着高二重点班的班主任。书还没卖出一半，被我的上峰张守义校长及时的劝止了，说这本书会危及我的政治生命，让我慎重考虑。

　　到了最后，除了领导和同事，连你的朋友家人甚至以前的情人都认为你不该这样做的时候，我想，张阳阳，你也许真的迷了路，你为了出名是否走得太远了？

　　最后，我只好把剩下的《妖书》捆绑好，带回老家，举手认输。

　　也许真的是我的小说写得太香艳了，才会在这个世界无处容身。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重新审视我的作品的。乔伊斯刚刚写出《尤利西斯》的时候，也被人骂作“蓄着胡子的色情狂”。

　　可是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麻烦正在悄悄来临。

　　那年高二的下学期，我担着语文课的另一个普通班，有个叫李思凡的妖艳女生突然失踪了，她和她的班主任毕伟建暴吵一架之后扬长而去，不知所终。两天后家长哭着来要人，学校一筹莫展。又过了两天，李思凡给她的语文老师我打电话，说她在周口，向我借二百元钱，然后去上海发展。让我给她送去，并且特别强调不要告诉别人。

　　直到今天，我都一直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信任我，相信我不会告密相信我会把钱给她送去？那一刻，我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事实上，很多学生都不明白，当他们与学校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老师，如果还想在学校混下去，他就只能站在学校的那一边。当然，女师大闹学潮时，鲁迅是个例外；但我达不到鲁迅的境界，也没有他那种能把教育总长章士钊都拉下马的能耐。于是，我在电话里先稳住李思凡，回头我就报告了张校长。张校长安排我和毕伟建去把她从周口捉回来，交给家长了事。

　　这件事过去以后，人们议论纷纷：为什么全校的老师辛辛苦苦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你却轻而易举的找到了？她为什么偏偏要和你联系？究竟是她先联系你的还是你先联系她的？你们到底有什么让俺们不明不白的关系？

　　这些王八蛋从来都没有替我想过，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有奸情的话，我还敢和其他老师一起把她送到家吗？她的父母不杀了我才怪呢！我现在明白的告诉大家：不错，我张阳阳是喜欢漂亮女人，但李思凡的那种妖艳，并不符合寡人的口味。

　　事到如今，我突然有了一种心痛的感觉。这件事，我很后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会越来越后悔。我清楚的记得，当我抓住李思凡胳膊的那一瞬间，她哭了，她非常无助的流泪了。我想起了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夏天，母亲让我到七里之外的张湾集上去卖葱蒜。我在集上热的头昏脑涨，终于把一箩筐葱蒜卖完了，卖了五块多钱。在我开始骑着大自行车回来的午后，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我母亲曾经安排过我，万一下了雨，就先躲在张湾的我小姨家。可那时我小姨刚刚结婚，我不好意思去打扰一个我还不熟悉的家庭。我就这样骑着车子回来了。到了我们村后田野的路上，雨已经变成了瓢泼大雨，我在泥泞的土路上再也推不动车子了，望着近在眼前的村庄，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却再也推不动了。周围没有一个人，我终于无助的放声大哭了起来。前几天，我又在给高二的同学讲王勃的《滕王阁序》，讲着讲着，讲到了“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说阮籍走到两岔路口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就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学生们怎么知道，我也曾在无助的路上放声痛哭过！

　　转眼间五年已经过去了，不知道李思凡是否能够忘记这件事。我明白当一个人变得完全正确的时候，比如像郭沫若，他就不可爱了。我知道，李思凡现在还会恨我。

　　面对某些闲人的议论，我只能说：我怕了，以后再有女生丢失，哪怕她去死，我也不会再管了，反正天塌了有学校领导顶着呢！闲时看《蜘蛛侠》，看蜘蛛侠对他钟爱的女人说的一段话好感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全心全意的保护你。但是我呢，感动归感动，面对这个令人心碎的现实世界，我只能说：纯洁无知的女孩，别再信任我，对不起，我不能帮你，真的对不起，我不能够这样做，我不能，我还要生存下去。我们素无瓜葛，我们只是在这个学校碰巧了萍水相逢而已。

　　所以有时候我好烦，也许所有的人都对我很好，都这么关心我的成长，可我还是觉得心烦。每天除了上课吃饭睡觉，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有时候想出去玩，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做什么。结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学校二楼的单身宿舍。每天就这么平淡的过去，甚至几年来讲的课都是一模一样的，连课间穿插的笑话都十几年来一成不变。我真的好烦啊！

　　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有爱有恨，有快乐和不快乐，有轰轰烈烈的感情，有刻骨铭心的往事。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我真的不想在将来回忆往事的时候，却发现，在那些消失的青春岁月里，没有一件值得珍藏的事情留下来。那些风光无限的情景，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什么不能降临在我的身边？哪怕只有一个星期，甚至一刻钟，我都那样的渴望拥有！

　　有时候就很是怀念老家，有离开县城回老家隐居起来的冲动。怀念老家的泥土气息，怀念那些有青蛙和萤火虫的夏夜。我和伙伴们在月光玩啊玩啊，玩累了就躺在光秃秃的坟上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第三章：失落的家园
　　老家好是好，就是太穷了。

　　她的名字也不错，叫张美庄。当年刘伯承将军挺进中原的时候，听说了这个名字还特意的跑来看一看呢。至今村北还有“刘伯承将军驻马之处”的石碑存在。可惜直到今天，我们的张美庄，她，还是没有能够“美”起来。这好比《暴风骤雨》里的贫农李毛驴，因为毛驴被地主牵走了，他只是落得个徒有虚名。

　　有一年的年底，张毛山从郑州扛大铣（指装垃圾的民工）回来，发现粮食已经被四个正能吃能喝的儿子吃光了；于是二话不说，半夜起来，带着仅剩的二百元钱，拉起架子车狂走三十余里赶到了淮州北关买面。此时天已大亮，正是大年三十，人山人海。等毛山装好面，一摸装钱的口袋，傻了，钱不见了。顿时，四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引来了一圈人围着观看。正哭得伤心，一个穿着入时的小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叔，你是不是把钱放错地方了？你再翻翻看嘛！”毛山估计也哭傻了，神差鬼使地又摸了摸口袋，嗬，奇怪了，钱又在里面了。顿时破涕为笑。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三百多人的小村庄度过的。村前有大水塘，村后有小河流。小时候水里面鱼虾很多，一到夏天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曾经见过一只金黄色的青蛙，在阳光下，她有一种令我眩目的美。我发誓任何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因为在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就相信她一定来自天外的世界。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在电视里，我都没有能够再见到她。我是那样的想念她，所以她又会偶尔出现在我的梦中，飘飘渺渺，宛若空灵，令我一梦醒来心痛不已。

　　再回到老家，发现水塘与河流均已接近干涸。别说鱼虾，连水草都找不到了。

　　我低着头，心碎的行走在曲曲折折的河边，那些五颜六色或者说是五彩斑斓的美丽蝴蝶也已经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些白色的同伴，飞来飞去，仿佛在唱着凄凉的挽歌，仿佛在祭奠这个死于非命的自然。

　　我的长生天啊，为什么要这样报应啊！

　　印象中，从小到大都是收公粮和提留款的村镇干部们在村里串来串去的。一千多年残留下来的契丹人的后裔统治了我的家乡整个白杨镇。时间长了，人们忘记了他们只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后代。走在前面的是书记耶律马香，紧跟着的是镇长耶律吕香，中间是武装部长耶律拍道里和派出所所长耶律呆依里，最后是汉奸村支书连木兰兰里。他们允许自家人生两个，大汉民族只能生一个。看到阿狗阿猫都有自由生育的权利，张毛山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只是太过火了，一下子生了四个儿子，结果弄得四十多岁头发就已经全白了。

　　突然有一天，一群国家干部来到了我的五叔家。三言两语之后，他们就动手去扒我五叔家的小麦。当时只有我五婶在家，五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要被带走却无可奈何；于是就哭了，哭着喊着跑向村前的大水塘去投水自杀。被大家七手八脚的救上来之后，耶律马香气得满脸通红，瞪着眼睛训斥道：“少来这套，这一套老子见得多了！”一群人把小麦装上有专人拉的架子车怒气冲冲的走了。

　　计划生育小分队更厉害，牵牲口，拉家具，扒房子，打村民。瞧瞧这些所谓的国家干部们吧，我们的老乡，勤劳而淳朴，他们不是国家农民了吗？他们不是你们的阶级兄弟了吗？夫何至于此？夫何至于无所不用其极也，使我们看不到一丁点美好生活的希望！

　　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镇政府一百多号人的吃喝欲望。耶律马香在春节过后的第一场会上训斥道：“今后谁也不能再凶酒了，谁再凶让他到派出所凶去！一年到底，各大饭店都有我们的欠条，弄得整个镇政府像十八个大闺女推磨一圈子都是窟窿！”有个老干部悄悄提醒他，那个字不念“凶”，念“酗”，马香一语不发，脸色异常难看。

　　如今，偶尔回到老家，看到小学学校的墙外，当年刷的那些标语依然存在：宁可少吃两个菜，不能苦了下一代。看到这些，马香当年的训话真是言犹在耳。我只有，冷笑，无语，狂晕。

　　后来，大水塘里的水渐渐少了起来，投水自杀已经不能使这些干部们略微的吃惊了。女人们就改成了喝农药。听说白杨镇医院抢救喝农药的特别拿手，这都是喝药的太多了，都积累出经验来了。

　　八十年代，我父亲是最早走出张美庄去城里当民工的第一人。因为城乡二元分治，我父亲每年必须向队里交七百多元钱的误工费，这样才能买到自由。即使这样，我父亲依然坚持离开；因为他看到，全村人的小麦打下来卖掉，也不够买辆小轿车的。要想过好一点点的日子，除了去城市打工，别无他方。直到今天，我终于给我们中原地区开出了一个能够迅速崛起致富的良方，那就是，把首都迁到洛阳。可这种事情至少要等到二00八年奥运会办完之后才能提上日程。

　　九五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年后我妹妹也考上了大学，成为第二个大学生。

　　看到我家这样的成就，村里人仿佛也明白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开始大规模陆陆续续的走出去了。事到如今，整个村庄剩下的不到五十个人了，并且大都低于十六岁或高于六十岁。有时我就不禁替老家担心，这万一有七八个匪徒冲进我们村抢粮食，不很快就把全村给占领了吗？

　　但是我不能回去。尽管在老家很悠闲很自在，但衣食的匮乏还是令我不愿回去。想起在大学时，我和淮州县城优秀青年的代表李春华玩的很好。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露过那种身在县城的优越意识。两年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看了几百部影碟。有时我们在街上转悠，他喜欢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乡下也叫做红薯的东西。他老是花一块半钱买两块，为的是要给我一块。不要吧，难为他一番好心意；接受吧，我真的真的不想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他只是不知道，我在老家生活了十几年，能够残留在记忆里的，在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本来物质匮乏，加上我妈妈又不善做饭，于是有些年头的冬天，早晨中午晚上，熬的蒸的烤的，顿顿都是红薯。结果造成的那个反胃，这一辈子不吃红薯我都不稀罕。

　　九七年毕业以后，我这张美庄第一个大学生的日子依然并不快乐。那时我还在白杨高中，月工资二百九十元。这些钱并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不过感谢父母给了我一副好身材，虽说有点黑，但稍一打扮基本上也算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材了吧；所以毕业的第一年第二年也分别谈了两个媳妇。但均遭到了女方父亲的反对。理由，不外乎把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改一改，也就是，张阳阳好是好，就是太穷了。

　　经历过两次惨痛的失败之后我就灰心了，本着饥不择食贫不择妻的原则就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她叫李金莎，在白杨一中教书。别担心我以这样的开场白提到我的妻子，李金莎上学时最头疼最厌倦的就是语文，所以她从来不看我的小说。

　　看到了吗？这就是真实的农村生活。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在何方，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少年时卖冰棍的情景。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冰棍批发着是五分钱一根，我零卖时卖一毛。我每次批发四十根，满打满算可以赚两块钱。有时卖完再折回去一趟，就只敢批发二十根；因为怕卖不出去，隔夜就全化了，那我的损失就大了。我瘦小的身子骑着一辆大自行车，车子破得一路上哗啦哗啦的响。由于我的父母都不是那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