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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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领事咕哝道，抓起放在托盘里的酒瓶，检查了液面高度，往杯子里添了一点威士忌。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起用一个退役特工’。”
“我不知道他退役了，肯定是因为备忘录没有更新，我敢打赌克格勃比我更早知道外勤的人事调动。”
“最后一句别在大使面前说。上述特工为什么退役？”
“从没听过这首歌。”
“卢克·麦卡伦。”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帕克用铅笔在废弃不用的信纸上写着什么，“假如中情局坚持接手？”
“表示感激和欢迎，但拒绝提供细节。对不起，联络不上他们；对不起，我只是个领事。”
副领事似乎问完了问题，陷入沉默。他们分坐在桌子两边，一个盯着铅笔，另一个旋转着酒杯。领事额头上布满汗珠，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手帕。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二十五分，自从情报处的人把它拆开，检查里面有没有窃听器之后，它就再没走动过。
“不管怎样，大使还是会召集委员会的，是吗？”领事开口。
“恐怕是的。”
“我们要倒霉了。”
“我们不这样说，先生，按□□认可的表述方式，我们‘仍然有不可忽视的成功机率’。”
“斯科特已经准备好车了吗？”
“就在楼下，先生。大使和夫人邀请你共进晚餐，最好换一条领带。”
领事把杯底残余的威士忌和融化成小颗粒的冰块一起喝下去，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祝我好运，戴维。”
“祝你好运，先生。”
这是副领事在他漫长而曲折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说了实话。
——
“你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吗？”莱昂问。
在过去的十五分钟里，车一直在山羊肠道般小巷里艰难穿行，勉强躲开神出鬼没的手推车和像霉菌一样平铺生长的香料摊。副驾驶座那一侧的车窗关着，狗把鼻子顶在上面，呼出了一大团湿漉漉的雾气。莱昂缩在后排座位，看着灰暗的土黄色墙壁在窗外掠过。
“取决于‘他们’是谁。”海因斯说。
“你知道的，特工处，情报办公室，‘特殊应对小组’，或者近期流行的别的什么专有名词。”
车挤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在石阶上重重地颠簸了几下。“我父亲是个木匠，从没离开过怀俄明，妈妈在我还没到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肺结核。我爸积攒了一小笔钱，想买下琼斯兄弟即将倒闭的伐木场，大琼斯把他嘲笑了一番，我爸扇了他一巴掌，小琼斯抄起一根带钉子的木棒，打中了我爸，这里，”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当场就死了，来不及发出一点声音。社工一个星期后就把我带走了，那是1955年，我能去的地方只有福利院，能离开福利院的方式只有参军。”
“我很遗憾。”
“不必，因为那不是真的。我在查尔斯顿长大，祖父和父亲都是西弗吉尼亚州议员，再过两年，我哥哥也会加入这个派对，我出色的母亲和妹妹主持着一间教会医院。‘康纳应该在□□里谋求一个职位’，这是我父亲的判决，为此我必须在欧洲服刑，‘外交经验’，他们说，‘弥补康纳从未参军的缺陷’。”车在一扇挂着红色粗布帘的门前停下来，海因斯转过身来，看着莱昂，“或许这也是编造的，你永远不能确定。我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无关紧要。下车，克里斯滕，我们要去见魔术师。”
莱昂的眼睛过了半分钟才适应烟馆里的黑暗。为了盖过刺耳的音乐声，所有人都在高声喊叫，像一群求偶季节的野鹅。烟雾如此浓厚，几乎能用黄油刀切开，海因斯掀起又一道布帘，旋梯把他们引向另一扇门，守在外面的大个子显然认得海因斯，冲他点了点头，推开了门。
楼下的音乐声减弱成低沉的搏动，仿佛地板下面埋着一颗心脏。阿尼卡径直跑向堆满坐垫的长沙发，斜靠在上面的人伸出一只装点着戒指和镯子的手，揉了揉狗的耳朵。矮胖的蜡烛占据着茶几一角，被凝固的烛泪连在一起，像高低起伏的山脉。一个圆形浅口盘里装着些说不清是白垩还是骨头的玩意，旁边是用小碗装着的核桃、葡萄干和成卷的薄片火腿。在莱昂看来，就像是有人把康涅狄格乡下周日集市的算命师帐篷连根拔起，移栽到这里。这个
“塔米娅，”海因斯俯身吻了吻她的脸颊，左边，右边，“像往常一样迷人。”
“迷人”并不是莱昂会用的形容词，除非你觉得一只裹在彩色涡旋纹棉布里的白化病麻雀非常迷人。狗舔着火腿片，发出湿润的吧嗒声。海因斯坐在沙发扶手上，一只手被握在塔米娅挂满金属饰品的鸟爪里，“公事，我想？”她问。
“我需要我的登山工具。”
“惹上麻烦了？”
“我什么时候不在麻烦里？”
“确实，”老太太说，一绺蜷曲的白发随着她点头的动作而晃动，“确实，我的小士兵。这位年轻人是谁？”
“我的侄子泰勒。泰勒，这是塔米娅。”
莱昂握了握她的手，戒指冰凉。老太太看起来并不相信海因斯说的任何一个字，但并没有继续追问。她穿过铺了地毯的房间，像猫一样无声无息，把几本书从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取下来，摸索着一个莱昂看不见的锁，一声咔嗒，然后是保险箱密码盘转动的轻微声音。莱昂看了海因斯一眼，后者看着被窗帘遮挡着的窗户。
塔米娅把一盒子弹放到桌子上，第二盒，第三盒；一把□□，护照，远远不止一本；一个皮夹，一张日内瓦核发的通行证，上面用德语和法语写着“红十字会运输车辆”。她有条不紊地搬运着这些东西，像松鼠清空过冬的存粮。海因斯翻了翻皮夹，里面有些现金，各自折成一小叠，法郎，马克，英镑。
“替我照顾阿尼卡。”
塔米娅树枝般的双手撑在胡桃木桌面上，“我应该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般而言我不推荐人们和狗交谈。”海因斯把皮夹放进口袋里，冲莱昂打了个手势，让他收好剩下的，“你也许还需要处理一辆车，推进河里，撞毁在山路上，方式不限。”
“不是喜欢退休的类型，我从第一天就这么说过。”
海因斯推开了门，“再见，塔米娅。”
——
留着一撮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放下电话。
“警方拒绝设置路障和检查站，”他解释，安东思忖着这个人的声音是本来就这么尖细，还是因为此刻非常紧张，“除非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找这辆车，而且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常规外交途径沟通，而不是，我引用他的原话：‘编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浪费他们的人力’。”
也不再需要找这辆车了，安东想这么说，但并没有开口，也许水警两个月后会在港口捞起一辆车，外观完全符合苏联使馆的描述，只是缺了牌照和司机。他们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彼得的孩子们花了大半个月才在山谷里找回被丢弃的卡车。那是以色列向叙利亚和埃及宣战的那一年，伯尔尼的冬天尤其恶劣，白天仿佛只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匆忙让位给寒风呼啸的夜晚。酒店里挤满了情绪低落的滑雪者，在大堂酒吧裹着墨绿绒布的沙发上心不在焉地玩纸牌，安东藏在他们之间，等一个借道维也纳来的英国建筑师，以及他随身带着的坎布里亚浓缩铀工厂蓝图。大雪压塌了一段电线，火车比预计中迟了一周，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妥。
在这些栖息在酒吧的候鸟中，安东认得一家意大利人，主要是三个吵闹不堪的孩子，父亲永远在看报纸，母亲总是点一杯橙汁和一杯伏特加，一点点地把它们混在一起；两个阴郁的德国人，从不和对方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一群骑术学校的学生和他们肥胖的督导；还有一个总是坐在吧台最右边的影子，如果安东有机会猜三次的话，他会说银行家，图书馆员或诈骗犯。
火车宣布再次停运的那天晚上，安东比平常更迟下楼，餐厅里已经相当拥挤。纯粹是为了躲避那三个互相投掷黄芥末的那不勒斯小恶魔，他坐到了银行家、图书馆员或诈骗犯旁边。后者起先并没有理会他的意思，直到酒保把马丁尼放到安东面前，他才侧了侧头，“该试试他们的威士忌。”
“马丁尼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只是给你推荐更好的选项。第一次来伯尔尼？”
银行家，安东敲定了一个印象。“第二次，事实上，只是路过，如果不是因为火车。”他打了个手势。
银行家拿起酒杯，铜袖扣在吊灯下闪闪发亮，他的眼睛是绿色的，“敬瑞士铁路。”
“敬瑞士铁路。”
他们各自喝了一口酒。挂在酒柜旁边的壁钟走到了九点，在他们身后，乐队奏响了第一个疲倦的音符。没有人跳舞，雪抽打着高耸的窗户。
“名字是亚历克斯，顺带一提。”
亚历克斯看上去并没有握手的意向，安东也没有动，“本杰明。”
“现在你想试试威士忌了吗，本杰明？”
他想。乐队换了一首曲子，慢悠悠的小提琴。他们聊天，接下来两晚都是这样，亚历克斯谈论去世一年的妻子，安东谈论自己不存在的女儿。身份毕竟只是些手套，戴这一双来取出烤盘，戴另一双来擦墙上的血迹。
建筑师在铁路恢复运营当晚抵达伯尔尼，住进了酒店仅剩的一间顶楼套房。按照计划，他应该在九点一刻到酒吧来，假装惊喜地撞见久未见面的朋友本杰明·里克特，蓝图的缩微胶卷藏在他的钢笔里，本杰明会带走这支钢笔。八点四十五分，安东点了一杯威士忌，亚历克斯向他借了打火机，宣布要到花园里抽烟。
亚历克斯再也没有回来。九点过十分，安东搭电梯到顶楼，径直走向转角处的客房，门关着，但并没有锁，一拧把手就开了。他先看见了翻倒的写字台，然后是昏迷不醒的线人，钢笔和手表都不知所踪，皮鞋鞋底也被割开了。前台并不清楚亚历克斯到哪里去了，他在登记表上填的地址如此潦草，完全无法辨认。门童一口咬定亚历克斯没有离开酒店，至少不是从大门走的，不过早些时候确实有一辆运送食材的卡车开走了，这并不寻常，毕竟卡车一般是清早来的。
留着胡子的使馆雇员清了清喉咙。走廊对面的办公室里，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不需要找那辆车，”安东告诉他，“他会选择步行，也想尽快出境，他只有一个选择。”
对方茫然地看着他。
“港口，”安东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让孩子们去港口。”
☆、Epi。06
6。
亚历克斯，不管他的姓氏是什么，并不存在于档案和监控名单上，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彼得似乎觉得这十分有趣，而安东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空手返回波恩，在那张疏于使用的小办公桌后面咀嚼他的失败——这张桌子被塞在苏联使馆签证办公室的边角处，快要挤进文件柜里了，平日用于堆放多余的墨水瓶和茶杯。领馆雇员私下里叫他“卢比扬卡的孩子”，而对那些确实在卢比扬卡工作的人而言，他就只是“彼得的孩子”。在措辞模糊的外交人员通讯录上，安东·索科洛夫是一位“助理”，附带一个电话分机号码，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在“协助”些什么。
巴特戈德堡使馆区从来不缺这样的助理。
他当时住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阁楼里，靠墙一张孤零零的床，看起来像是从军医医院捐赠品仓库里偷的。倾斜的窗户放进阳光，因为玻璃上经年累月的污渍已经擦不干净了，总是给人深冬的印象。在变幻莫测的早春时节，那窗户放进来的还有雨，在铁桶里敲出时钟一般稳定的滴答声。唯一一部电话放在床边的地板上，以便在各种古怪的时刻把他吵醒，驱赶到笼罩着波恩的漫长黑夜里。
名义上的房主从未出现过，租金之类的事务经由使馆的一个秘书打点，即使安东怀疑房主事实上并不存在，他也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楼下的家具都盖着防尘布，当他半夜回来，就着一个低瓦数灯泡的光亮走上楼梯的时候，它们看起来仿佛未完成的石膏雕像，有着模糊的猎食动物的形态。除了厨房，他从不用楼下的房间，只是偶尔把靴子摆到台阶上晾晒。唯一一件西服外套挂在壁橱里，他只有两条领带，灰色，和更深的灰色。当他出现在土耳其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时，打的正是深灰色的那一条。那是个暖和得惊人的四月下午，早上下过一场小雨，在随之而来的烈日下早就了无痕迹。冰块迅速融化，把托盘里的甜茶变成寡淡的棕色糖水。花园里安排了一场撞球游戏，旁观者比参与者多出两倍。今天他扮演的是苍蝇的角色，在人群里捡拾闲言碎语。汗水浸湿了衣领，安东解开领带，塞进外套口袋里，走向树荫下的长桌和放在上面的冰水。草坪那边传来击球的沉闷声响，夹杂着不冷不热的掌声。桌边零散地站着些不愿意到太阳下面去受刑的人，围着装果酒的大玻璃罐，像鳄鱼围着即将被晒干的水塘。一个戴眼镜的人正在和土耳其大使的三个女儿谈话，她们叫他“海因斯先生”，不停地发笑，互相推搡。安东盯着那个戴眼镜的人，放下玻璃杯，大步向他走去。
“亚历克斯。”
银行家、图书馆员或间谍脸上全是礼貌的困惑，“抱歉，我不——”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请原谅，女士们。”他对外交官的女儿们说，抓住亚历克斯的手肘，把他拽向长桌的另一端。围在果酒旁边的几个参赞投来了怀疑的目光，安东松了手，把亚历克斯推到树篱后面。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亚历克斯摘下眼镜，皱着眉头打量镜片，又戴回去，“列宁格勒的军校应该先教你们说话，再把枪放到你们手里。你的女儿怎么样了，本杰明？不存在，我猜。”
安东跨过了列宁格勒的陷阱，“你不幸的妻子也一样。”
亚历克斯摊开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态。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一只收起翅膀的鸟。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