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亚历克斯摊开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态。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一只收起翅膀的鸟。如果安东再有机会猜三次，他会说邮差、保险推销员或间谍。“我们躲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亚历克斯问，“你需要道歉还是安慰？我两样都不能提供。”
“坎布里亚工厂的蓝图。”
“从没见过，理应在英国人手上，不是吗，大个子？”
安东想打断他的鼻梁。
草坪那边又传来一阵掌声，这次听上去更热情一些。亚历克斯拍了拍安东的手臂，重新向长桌走去，安东原地站了一会，还是跟了上去。“巴特戈德堡令人难堪的一点是，”亚历克斯拿起两杯已经失去气泡的香槟，把其中一杯递给安东，后者板着脸，一动不动，亚历克斯耸耸肩，把高脚杯放回原处，“我们都假装这是一个有规矩的文明世界。你想知道我的建议吗？”
“不。”
“我的建议是，多喝点酒，享受这个下午，”亚历克斯往草坪的方向走了两步，折返，从衣袋里摸出一件金属物，放进安东手里，“谢谢你的打火机。”
这是一个重大疏漏，四个小时之后，安东向想象中的彼得抗议，把通讯录砸在那张堆满茶杯的小办公桌上，翻到字母H所在的那部分。他要找的名字在第75页，右侧栏，第二个。
康纳·海因斯，初级常务助理，括号，贸易。
——
“我们不去港口。”海因斯跨过一个蜷缩在楼梯平台上的人，并没有低头看那个倒霉鬼。
“我没有意见，先生，”莱昂紧贴着长霉的墙壁，小心地躲开那双一动不动的、结着血痂的光脚，跟了上去，“我以为我们要离开伊斯坦布尔。”
“是的。”
“所以为什么不——”
“因为我们的克格勃朋友会守在码头。”客房门卡住了，海因斯把肩膀抵在上面，用力把它撞开，房间散发出湿棉布和死老鼠的气味，“我们会留在这里，克里斯滕，等着。”
“多久？”
“取决于天气。”
窗半开着，传来微弱的音乐和人群的喧哗。海因斯把窗关上，拉下布帘。阳光变成一种暗哑的土黄色。墙壁没有刷漆，从缺口里伸出来的电线像发黑的静脉，爬过□□的砖块，末端吊着一个摇摇欲坠的灯罩和白炽灯泡。海因斯坐到硬邦邦的藤编椅子上，揉了揉肩膀，他已经开始想念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单人沙发和看了一半的书，放在橱柜深处的半瓶威士忌。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现在多半已经把他的房子彻底搜索了三遍，割开床垫和沙发，砸开上锁的柜子。
“你们总是这样说话的吗？我的意思是，鸟类，天气，登山工具，二三十个假名。听上去像夜场电影。”
这个男孩总是在问问题，总有一天他会为此挨一枪。海因斯短暂地考虑不回答，但他们要在这个石灰岩洞般的房间里过上至少一晚，“不总是，”他说，“只是些旧习惯。”
“我填过申请表，我是说，给中情局，”莱昂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坐到发黄的床单上，“不过一直没有递交，不想收到拒信，‘克里斯滕先生，感谢你的兴趣，但我们遗憾地通知你’，完。我的意思是，我紧张的时候会不停地说话，多半不是特工处想要的特质。”
隔壁房间传来玻璃摔碎的声音，有人在愤怒地大喊大叫，门打开又摔上，砰砰的脚步声。海因斯站起来，把写字台旁边的高背椅拖到门边，顶住把手。呼唤人们参加晚祷的喇叭声又响了起来，这个仿佛没有尽头的白天差不多要结束了。“试着睡一会，”他告诉莱昂，把□□从皮套里取出来，放到咖啡桌上，“轮到你值夜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不可能睡得着。”
他假装没听见，走进浴室。两个水龙头都只有冷水，海因斯沾湿毛巾，擦了擦脸，毛巾闻起来有强烈的漂白水气味。所有旧伤都在隐隐作痛，难以分辨哪一个更需要他的注意。曾经有那么些辉煌的日子，他可以靠止痛片和每天两小时的睡眠活着，但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退休生活如何，康纳？他的苏维埃朋友还费心放上一个问号。海因斯能听见他的声音，安东的德语无可挑剔，要是他着急起来，会把r发得稍微往上翻卷，像受潮的纸张。在一个远离波恩的外交哨站挂职，他回答，三年零五个月，没在数日子。
水管在灰泥剥落的墙壁里发出细微的震颤声，暖水溅到他手上，马上又变得冰冷。他拧上水龙头，思忖着那封明文电报是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戳棕熊的眼睛”，罗杰会这么形容，劳务助理罗杰，以前是个邮航机长，1970年初在侦察任务中被击落，档案没有注明在哪里，侦察什么。当年由中情局雇员组成的“波恩小乐团”里，海因斯是唯一还活着的。
他擦了擦手，回到房间里。莱昂睡着了，歪在脏兮兮的床单上，抱着那个黑色帆布袋。海因斯把藤椅往旁边拉了拉，远离窗户，重新坐了下来。现在他能分辨出哪里更疼一些了，腰侧，子弹差点击穿肝脏的地方。他和安东躲在被炸毁半边的学校里，爆炸声整夜不停，摇撼着漆黑一片的贝鲁特。暂时停火，他提议，凑到对方耳边，安东闻起来像皮革、火药和血，直到我们活着离开这个地狱。
苏联人向他伸出一只沾满灰尘的手，如果不是因为流了那么多血，海因斯一定会大笑起来的。他们握了握手。
光线渐渐消失了，覆盖着窗户的布帘从土黄变成暗淡的灰蓝色，阴影在地板上缓慢爬行。他没有开灯，专心致志地听楼梯间那边传来的声音，指望这样能把注意力从似有若无的疼痛上移开。然而在这片动荡不安的黑暗里，他又别无选择地回到千疮百孔的贝鲁特去了。
☆、Epi。07
7。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
他提起了妹妹，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会儿感叹她比那个秃鹫般的老修女更适合当护士长，过了一会又说他没有什么妹妹，没这个运气，你有兄弟姐妹吗，安东？介意我叫你安东吗？
“不。”对方吐出一个音节。海因斯想知道他否定的是什么，亲属还是名字的部分。微弱的闪光照亮了墙壁，又迅速回归黑暗，爆炸声姗姗来迟。他闭上眼睛，安东又拍了拍他的脸颊，那么用力，简直是一巴掌。“别睡着。”
“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
“也许。”
“□□。”
安东点点头，不为所动，“你刚才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哪个了，卢克·麦卡伦上的是公立学校，重读了一次九年级。亚历克斯在瑞士长大，辗转在三间预科学校之间。康纳·海因斯有一个叫托比的室友，这个恶魔代言人把水倒在他的枕头上，把他的书丢出窗外。康纳终于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头按进棒球场的泥浆里。他们两个都被停学一星期，海因斯参议员亲自拜访了校长，小康纳第二天就回到了课室里，脸颊肿胀，嘴唇的裂口在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就会流血。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打过架吗，大个子？
“打过。”
“谁赢了？”
“大多数时间是我。”
“那感觉一定很好。”
“还可以。”
机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晒热的铁板上，间歇的闪光照亮了墙上的什么东西，半张烧焦的画，海因斯猜想它为某个孩子赢得了小小的荣誉，才得以被图钉固定在这堵墙上。他继而思忖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有没有恰好站在即将垮塌的屋顶下面。无线电装置搁在断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了。罗杰，“波恩小乐团”的荣誉机长和扑克牌专家，为什么还没有来？海因斯会死在这里，毫无疑问。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到马厩去。我的表兄们也会跟着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
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
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
“他不是德国人。”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
“我说我需要吗啡。”
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
“见鬼，把它拿开。”
前邮航机师大笑起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斗牛犬。
——
上头的命令下来时，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信誓旦旦，然而模棱两可。他们先把海因斯挪到伦敦，宣布“过一段时间”会安排飞机把他送回大西洋对岸，自然没交代“一段时间”是多长一段，三天，两年，还是六百公里。当使馆人员谈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压低声音，说两个字就假装咳嗽，那“他们”指的是聚集在国会山的那一群高尔夫俱乐部资深成员；假如语调轻蔑，配有耸肩动作，那“他们”指的是后勤处。
负责在伦敦“照看”他的是个细声细气的文员，看起来在三十岁上下，头顶的毛发已经有危险的稀疏趋势。“邓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自我介绍道。大半个月过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这是他名字还是姓氏。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从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气。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