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死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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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们还需要更多的演技训练。
他们瞳孔里的身影证明了他们是可以“看到”我的。倘若“孤立”是为了让我对指导员产生依赖，那么又是什么，让我的同学们哪怕被捅伤也“不能和我说话（遵守校规）”？
它会比死亡更令人绝望吗？
也许下一次我可以试着用笔插穿路过同学的喉咙，来试试那个东西是否比死亡还要可怕。
我听到我的指导员叹了口气。
他看着我放在治疗仪下的手露出一副困扰的表情，像是要说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他的舌尖舔过唇边，睫羽微垂着遮住眸子，我能感觉到他的视线描画着我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就像在说一句：“对不起。”
他为什么要道歉？
我隐约觉得他可能知道些什么。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比班里那些只知道遵守“规则”的傀儡清醒得多。
可我得不到答案了。
在我问出口之前，他就被敲门的护士叫走了。他像是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做什么，脸上歉疚的表情散开，无端地松了口气，又很快地皱起眉。
他攥着拳头站起身，背对着我一步步离开这个房间，我看着他蹙眉关上治疗室的门，凝重的表情一点点消失在缩小的门缝里。
他没有再看向我，也没有再回来。
我从医院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回来。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他没有回来。
直到今天傍晚，他依旧没有回来。
现在是深夜21：35，我独自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前是一盏灰扑扑的台灯，抬起头可以看见窗外漆黑的夜空。
我的指导员不在。
他没有回来。
他被什么人叫走了？
是因为我吗？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夹杂在恐惧中的愤恨像一只大手攥紧了我的心脏，窗外的路灯闪了几下骤然熄灭，铺天盖地的黑暗里，只有我书桌上这盏小小的台灯，苟延残喘着微弱的余光。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甚至看不清日记上刚写下的字。有个稚嫩且尖细的声音从黑暗里冒出来，就像有个孩子，正趴在我的肩膀上。
贴着我的耳朵，低声呢喃着。
“你又被抛弃了。”
……
印桐拎着日记纸的手心泛出一层薄汗，他将读过的部分叠好收进信封里，仔细辨认着横格纸下方的最后一行字。
日记写到这里已经潦草得无法辨认，那行字应该是后期补上去的，横平竖直，带着与先前的狂草截然不同的沉稳。
【我会把他带回来的，只要他还在，我就能活下去。】
日记的主人写道。
【他是我的，他只能是我的。】
第5章 。第三封信
Christie抿了口酒，杯子磕在吧台上发出一声轻响。
“重度中二，病入膏肓。”她评价道，“按照现行的法律判定，能写出这种东西的基本都是‘潜在犯罪者’，你完全可以报警抓他。”
印桐将信封的开口折上装回口袋里，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这只是个小说。”
“搞不好是犯罪证明。”
“这么贵的犯罪证明？”
“这么贵的小说？”
印桐低头看向Christie，视线直接撞进少女那双愠怒的眸子里，他忍不住愣了一下，垂眸笑道：“你太紧张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出什么事都有城市监控盯着呢。基因测试不合格的早在出生的时候就被关进白塔里了，我这就是遇上个恶作剧，搞不好是在谁和我开玩笑。”
“谁会跟你开玩笑？”Christie嗤笑道，“你一个人独来独往恨不得与世隔绝，你认识谁啊？我看你连什么是玩笑都分不清。”
印桐放下杯子，轻念了一声Christie的名字。他还笑着，眼睛里却漫开几分模糊的冷意：“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陈先生还在车里，你不该让他久等。”
“你在撵我走？”
Christie抬眼露出一个嘲讽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在说“你知不知道这店是谁投资的？”印桐抿唇扬起一个标准的待客微笑，他点开光屏，甚至故意将屏幕推到了Christie面前。
上面显示着Christie官方主页上的工作信息。
“晚些时候恐怕有雨，待久了你来不及赶去下一个片场，”他划了下屏幕，关掉光屏，“我在店里又跑不掉，你想来随时可以来，没必要把自己栓在我店里。”
Christie抿了下唇，脸色一瞬间变得有些难看。她就像是想起了什么糟糕的事，拽过印桐递来的衣服，套上袖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她没有起身，端坐在吧台前腰背绷得笔直。印桐看着她薄唇紧抿瞳孔涣散，手指不停地哆嗦，就像被气狠了，正努力地平复呼吸。
然而努力都是徒劳的，当她从高脚凳上跳下来的时候，依旧泄愤般猛地挥开手，一把扫掉了吧台上的高脚杯。
玻璃的碎裂声在店里炸响。
杯子从吧台上坠落，砸在木地板上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残存的液体浸没碎片晕开辛辣的酒香，Christie垂眸看着一地狼藉，垂下的手指颤抖着，就像刚才那一巴掌是打在印桐的脸上。
她说：“我还会来的。”
吧台后的印小老板只是礼貌地笑了笑，用毛巾擦**手上的浊夜，抬手指向紧闭的木门。
他说：“您慢走，路上小心，我还有东西要收拾，就不送您了。”
谈话不欢而散。
印桐心里清楚，打从他一年前从Christie的单身公寓里搬出来后，他就已经和小姑娘要求里的“听话懂事”背道而驰。他不再是个好孩子，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Christie的控制，哪怕他现在依旧处于对方的庇佑下，反抗心却如同疯长的杂草，一点点漫盖了他的意识。
他就像个叛逆期的少年。
他很难说出这种反抗是好是坏，然而“大逆不道”的行为却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他自由的空间。
这姑且可以被称作是一件好事，毕竟他不知道哪里是Christie的底线，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得到这样的禁锢，也不知道这姑娘什么时候会彻底爆发。
他受够了她的禁锢，受够了她的掌控欲，受够了她无时无刻的猜忌。
如果条件允许，如果Christie不会发飙，印桐晚上回去就想直接拆了家里的监控器。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一边捂着口袋里的信，感叹着这玩意可真是个大麻烦，一边又忍不住有点小期待，巴不得多来几封激得Christie和他摊牌。
Christie一定隐瞒了什么。
印桐想。没有什么秘密，是永远不为人知的。
……
然而无论印桐是否期待，该来的信件都会风雨无阻地准时到访。
在惹毛了Christie的第三天，他收到了那位陌生土豪寄来的第三封信，依旧是熟悉的信封，依旧是整齐的落款，正面的收件人只写了“印桐”的名字，寄件地址还是一片空白。
印桐在快递小哥的光屏上签了字，顺便收获了一个不好意思的苦笑。
倘若这件事发生在小说里，站在他面前的快递小哥势必会成为读者的重点怀疑对象，毕竟这家伙来得巧出场频率又高，说起话来遮遮掩掩，怎么看问题都不少。
然而现实不是小说，“意外”的可能性终究无法避免。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愿意将这种“意外”称为“美好的巧合”，所以印桐希望，这个快递小哥的出现也只是个巧合。
他实在不太喜欢被算计的感觉。
早上9：15，印桐带着新鲜出炉的第三封信，在清晨的甜品屋门口“偶遇”了忙碌的偶像小姐。
她穿着一身嘻哈范的黑夹克，过大的衣摆下方露出雪白的裙尾，压低的鸭舌帽下藏着一张冷冰冰的小脸，抿紧的薄唇已经冻得有几分发白。
印桐不知道她几点来的，但肯定到得比自己早。中央城的寒冬总是能抽干人身体里残存的暖意，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到底有什么高昂的价值，值得当红偶像起早贪黑肝脑涂地。
他知道Christie在监视他，对方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倘若早上快递到的时候Christie就在看监控，那么等她收拾好抵达甜品屋门口，确实能比印桐早上一些。
印桐实在理解不了这种监视的意义，然而“毫无隐私”是小姑娘同意他住出去的先决条件，相对来说比“禁足”好一点。中央城律法严苛，对于他这种没有“落户”的外来客，监护人是必不可少的硬性规定，更何况Christie自己也觉得她允许印桐搬家已经是莫大的“恩赐”，装个摄像头什么的，根本不值一提。
Christie站在逐渐上升的卷闸门前，仰着头伸出手，倨傲地命令道：“给我。”
印桐笑了一下，点开光屏上的“开门”键，拍了拍口袋里的信封。
他说：“急什么，我们可以进去一起品鉴。”
Christie比他想得要看重这封信。
在印桐简短的只有三年的记忆里，Christie几乎同时扮演了“家人”和“朋友”的角色，她在他身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将他从一无所知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后亲手塞进自己打造的“牢笼”里。
她就像在玩养成游戏。
印小老板收拾好店里的东西，在小姑娘不耐烦的敲桌声中，坐到了吧台里的高脚凳上。
他取出口袋里的信，Christie几乎是瞬间伸手来抢。印桐向后弯腰躲了一下，在小姑娘几乎喷火的目光中，浅笑着撕开了信封。
他说：“急什么，我念给你听。”
“你把信给我。”
“我念给你听不是也一样吗？”
“你把信给我！”看上去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愤怒地爬上吧台，她单腿压着台面，伸手扯得印桐衣领都变了形。
她瞪着眼睛，狰狞得就像阴沟里的野狗。印桐好整以暇地伸手抚上她的眼睛，他说：“宝贝啊，你到底不想让我看到什么？”
被他压在手下的女孩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瞬间消声噤气，敛去了浑身的锐利。
她像个被戳破的气球，泄了力气瘫坐回凳子上。
印桐轻抚着她的发顶，看着她颤抖的睫羽下苍白的嘴唇，他说：“你乖一点，我这就念给你听。”
……
第三封信比前两封更恶心，开篇就是大片污浊的墨迹，扭曲的字体宛若稚龄儿童的涂鸦，歪七扭八地倒在发黄的横格纸上。
【9月21日，阴】
刺伤我的前桌后，我着实消停了一段时间。校方的隔离政策很有效，在三天没见到我的指导员后，我开始整夜整夜无法合眼，甚至在早起洗漱的时候，烦躁得用头撞碎了卫生间的镜面。
我开始变得坐立不安。
我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失控，自杀和施行暴力的念头如同附骨之疽，他们钻进我的身体，让我无法抑制呕吐的念头。
然而太久没有进食，我已经什么都吐不出来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存在似乎还具有一定的价值，这种难捱的精神折磨终于在我崩溃前偃旗息鼓，挽救了我奄奄一息的狗命。
五天前的傍晚，我走出教室后门的时候，我的指导员已经站在了走廊尽头。
他叫了我的名字。
那时候我已经饿得发昏，模糊的视野里根本勾画不出他的样子，然而他的声音却穿过嘈杂的人群熨帖了我的心脏，奇迹般地安抚了我隐隐作痛的胃。
我听到心脏鼓动的声音，温热的血液从那个拳头大的器官里流出，潺潺地灌入我冰冷的躯壳。我感到安心又感到悲凉，我想我已经在这场博弈中一败涂地，我很难真正地喜欢上指导员，他的存在却成为了我生存的意义。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谁安排的，但是他成功了。我无力阻止棋盘对面的赢家赚得盆满钵满，他彻底地打败我了，从肉体到精神。
然而我的赔偿仍旧没有结束。
指导员回来的那天夜里，在经历了漫长的失眠后，我无法抑制地陷入了深眠。午夜的三声钟响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将我从浑浑噩噩的梦境中拔出，模糊的意识阻止了我发出任何清晰的呼救，我像个濒死的瘾君子一样瘫在草地里，攥紧右手里的杂草已经成了我最后的念头。
我数不清有多少铁棍落在我身上，数不清有多少人发出刺耳的嬉笑，数不清校园里的钟声究竟响了多少次，只觉得每一声钟响，都像敲在我的骨节上。
我觉得疼，非常疼。肉体的疼痛并没有比精神折磨好到哪里去，它们犹如附骨之疽，一寸寸抠挖着我的骨髓，钻磨着我的心脏。
我在承受暴行的中途昏了过去。
再醒来时，正好听见六声钟响。
凌晨六点，我被人敲折了右手的每根手指扔在校医院后阴湿的草地上。苍白的黎明照亮了我染满污血的指缝，和指缝间已经被连根拔起的杂草。
我被打了。
被人在大半夜拖出来打得五指尽断，喉咙里满是咽不下吐不出的血腥。
我想不通，我究竟做了什么，值得别人这么对我。
熹微的晨光中有人跑进我的视野，他搭着我的肩膀将我背到背上，刻意地避开了我血肉模糊的右手。他的嘴唇在颤，哆哆嗦嗦得像是哭了一样，我隐约意识到他是在安慰我，然而痛到麻木的大脑拒绝接受任何语言，也拒绝记录任何安慰。
我什么都听不见，就像被关进了一个透明的箱体里，风声钟声呼唤声全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我的眼前演绎着杂乱的默片，污浊的右手伴随着指导员的跑动在视野中不断出现，我感觉不到疼痛，大脑中一片空白，有人趴在我耳边声若蚊呐，待我注意到时，它便突然用尖细的声音质问。
它像个孩子，它的语气单纯且残忍。
“他是施暴者的共犯吗？”
我听到它这么问。
我想起夜里我锁了门，宿舍的另一把钥匙在指导员手里，而在我被拖出宿舍的时候，我的指导员就睡在离我不足三米的另一张床上。
“他是施暴者的共犯吗？”
我想起在我被孤立的时候，我的指导员一边阻止其他人接触我，一边阻止我接触其他人。
“他是施暴者的共犯吗？”
我想起他在成为我的指导员之前，这个少年，我“唯一可以信任”的少年，首先是这所学校的学员。
那个尖细的声音发出刺耳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