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帝国的历史-第2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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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三年多之前到广州出差，乘出租车的经历。
私家车对现在的兄弟们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出行多打打“的士”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塞车时代”，有时候省钱省事不说，还能和司机侃一侃，多少知道点各地的风土人情。
（古人曾讲过如何了解民意，那就是多听听“贩夫走卒之言”。玩笑话哈，可不是对有些兄弟不敬。）
因为到宾馆的路有点长，加上又是下班的高峰期，堵车严重，所以就和司机多聊了一会。印象最深的，是说着说着（好像是由观光、购物上），话题就转到了香港，而这位司机大哥当即就表达了对香港人的不满。按他的话说就是：“我这个广州人去了香港，他们竟然也称我是‘表叔来了’”。
（广东话在下了解不多，但大概还知道，这个“表叔”的称乎不咋滴。）
随后他很是不屑地撇了撇嘴：“其实过去是他们到广州，我们称他们表叔来了。”
至于最后一个，就是大概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共和国的立国初期，个人往来内地和香港之间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
讲这三件事，是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关联性。
可以肯定地说，在共和国的立国之初，香港不仅无法与过去的“东方明珠”上海比，连广州也不如。
中国以前的城市能被称之为“大”的，只有一个“大上海”。老话中还有，“雾重庆，雨桂林，夜上海”。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繁华。
香港是在1840年被英国强占的，这就说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成效其实并不咋样。
甚至在共和国立国之初，有些上海的工商业人士已经跑到了香港，结果又跑了回来，原因有两点：一个香港和上海相比太差，另一个和当地人语言上难以沟通。
很多香港商人都清楚，在过去的海洋贸易时代，上海能成为亚洲金融、贸易中心，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因素，这点根本是香港所无法相比的。
当时的外国资本（包括英资）进入中国，主要是在上海，而不是香港。你比如说以前汇丰银行，它的亚洲总部就设在上海。
资本是逐利的，英国自己的资本都往上海跑，由此可以想见其它。
那么香港是如何后来发展起来的呢？
首先就是有了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
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末、这个东亚之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对决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上流人士”、包括工商业人士逃到了这里，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以及和黄金挂钩的美元。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二战刚结束、黄金仍是货币发行的基础、各地资金均十分短缺的背景下，它给香港带来了宝贵的民间发展资金。
其次就是由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所带来的“地利”。这又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上海失去了亚洲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
二就是香港被共和国的开国者们刻意地保留，充当了共和国与外界沟通的一个“通道”或“桥梁”角色，这就给它带来了“地利”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后人现在其实无需什么内幕就可以推断出来。因为共和国“无法无天”的开国者们既然敢于收回租界，甚至在长江上向英**舰开炮，他们当然不会在乎再多个香港。将香港留下来，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之步骤。
其目的，大约既是为了保持一个和西方交流的“通道”，同时也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留有一个能够私下里直接沟通的“桥梁”。
另一个“澳门”怕是被掩人耳目地当作了一个陪衬，或者是当作了一个“备份”。
后面有许多已发生的事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乒乓外交”中的美国运动员访华，尽管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却可以通过“第三方”的香港进入内地。
而两岸之间私下里通过香港的信息沟通和人员往来，更足以给人以想象。这实际上都不需要什么披露，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集团，表面上斗归斗，私下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个字，“盘根错节”。
香港的这种“通道”或“桥梁”角色还反映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著名的广交会上。一般来讲，这种大型的对外贸易交易会本应该放到既是海运中心、内陆交通也更便利、当时实际上还是全国制造业中心的上海，却将它落户到了广州，显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要对当初在棋盘上落的子加以利用。
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香港在“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起飞，而且也当然不能否认香港当地众人的努力。只不过还应该看到，香港的繁荣是与这个“通道”或者“桥梁”的角色绝对分不开的。
会不会有后人来问：香港在这一时期从共和国的转口贸易中得到多少利呢？
无论如何，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以至于“亚洲四小龙”差点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某种神话。
当共和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通道”或者“桥梁”的角色，它更取得中国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在地区经济的中心地位上达到了顶峰，整个华南地区有太多的经济活动与之有关，而且其影响力还扩大到了更深远的内地。
恐怕今日仍有很多人对当年的“港商”记忆犹新。
但理性的讲，香港的这种中心地位很快就开始弱化。原因仍然与它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在“贸易”或“交往”中，如果开始的时候因陌生，双方还需要一个“中介”，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中间环节必然会被双方跳过。
更何况共和国后来施行的是全面开放政策，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如邮件、视频等等愈发加速了这种进程。
如果能回看历史更远点，甚至都还可以说，当中美在七十年代开始重新交往时起，这种趋势就已经预定了：上海注定要回归它本来的角色和地位。
香港其实是幸运的，因为随后它就遇到了九十年代末西方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只不过这时候它已“回归”，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扶持。
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属于这个东亚之国的领地，它的好与坏、繁荣与衰落与这个东亚之国又有何关系？
香港前段时间很热闹，但这种“热闹”，不仅失去了“人和”，而且不知道是否预示着另一个历史的回归。
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人口、地理等因素来看，中国南部的中心本应该为广州。但由于种种因素，广州的这个中心地位至少于经济上，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里被香港所取代。
据说当初还曾经有过香港－深圳大特区的想法，后因香港方面担心内地人的涌入，就此反对，此议作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着如此狭隘想法的香港，是担不了这个东亚之国南部中心重任的。
相反，从外人来看，要想突破香港环境、空间上限制、发展的困局，就只能更多地融入到珠三角大经济圈当中去，而不是排斥。
《三国演义》有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当“天时”不再被独享，“地利”也已不明显，假如再失去“人和”，那么，某种历史的“回归”恐怕就未必不会成为必然了。
香港的某些人似乎颇以能认、能写、还在使用繁体字为荣，且还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但在个人看法中；不说这个能认、能写繁体字的内地有很多，更关键的是；真的懂得这个东亚之国文化中的精髓了吗？
最后说一句，所谓特区的政府，完全可以视之为对唐、宋“羁縻州”制度的一种现代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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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0三章 序幕
东坐在兵部的作战室里，眼睛望着悬挂的地图，一直默不作声。见他如此，其他人心里已经了然，有人怕是又想到什么其它事了。
这么多年了，某人的脾性已经被人多半了解。
今日兵部的作战室里均为大佬，除了朝廷的首席大臣陆秀夫，还有从鄂州赶回的参谋总使张世杰，只有远在四川的文天祥没有到场。
但眼下这里也有一人是第一次踏入此地，这个人就是久违众人、愈发仙风道骨的道长。
牛鼻子老道此时望向帝国陛下的眼神多少有点别样意味，因为尽管他随某人前来兵部没有什么过去“圣驾光临”的仪仗，然而某种整肃，即使还未进门，就已经给他扑面而来的感觉。
当他再踏入了这个所谓的作战室，看到了里面的格局，以及众人相应的举止后，不禁暗自叹息：治军若此，怕是当初以武夫晋身的太祖，亦当叹为观止吧？
只是这一切，那个人是从何学来的呢？
有些事情也由不得不让道长多想，但没等他把自己的心思转完，某人的眼睛已经从地图移到了众人的身上，打破了屋里一时的沉闷。
“如何？”
听到他发话，高桂在看了众人一眼后，率先开口：
“臣以为，和林乃北朝旧都，亦可算是他们的龙兴之地，元主断无轻弃之理，在此一战势无可免。”
高桂身为参谋院副使，始终坐镇参谋院，可以说实际统揽全局。陛下发问，自然要由他先来回话。
张世杰、刘师勇则对视了一眼，随后张老大淡淡地又问了两个字：
“胜负？”
高桂迟疑了。
今日赵与庆到这里，而且还有陆秀夫在场，自然是帝国陛下要让他向众人解说一下北方的局势。因为在这时代讲到草原上当探子，大约没多少人能比他这个牛鼻子老道是更合适的人选了。
当年丘处机这个被成吉思汗钦命的“活神仙”西行万里，横穿草原大漠，所经之处不仅轰动一时，受到众多的膜拜，而且还留下了许多的传说。那么，假如有“神仙弟子”，不管是传教也好、修行的借口也罢，再度进入草原大漠，自然要比任何人、甚至是这个时代的商人，更不易于引起他人的怀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吃得起其中的苦。
不幸的是，我们的道长既有仙风道骨的气场，也并非不能吃得起其中苦，至少是一时之苦。而杜浒这个帝国“情报局长”，又迫切希望能为帝国打探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在他的策划和鼓动下，道长就作为“神仙的再传弟子”进入了草原。
自然，不管这一路上如何的迂回曲折，在道长西行的途中，也必定会经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和林。
至于杜浒他自己，理所当然的是和另外几个人，作为“神仙再传弟子的弟子”，随侍在“师傅”身边，就像当年的丘处机西行同样携带了十八名弟子。这也并不复杂，只要从全真教哪里拿来几个度牒，再穿上一件道袍，杜杀手等人自当可以光明正大地随行。
道长和杜浒一行人进入草原大漠，个中的甘苦对外人来说自不难想像，但总体来说，此行也还算得是颇为顺利，因为质朴的草原上并不乏迎接他们的人群。
当初丘处机在西行的途中，不仅多方受到敬仰，还遇到了“远嫁”的金国公主，当金国公主见到来自故土的“神仙”时，久已远离家乡的她禁不住撒下思乡的泪水，更几乎罄尽所有资助这位“仙长”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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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的角度说，不管是远古的人类还是现代的人类，其社会或者后来的国家、包括人的本身，都是因种种原因，在久远的时光中，由不同的族群不断融合而产生的。因此，任何宣扬所谓的极端纯正，早已不合时宜。
现代的人至少应该看到，二战中的德国，就为此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有些小说中所言，还请兄弟们不要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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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长和杜浒的这一路上毫无例外地遇到了各色人等，既有过去大金国的后人，也有很多“流落”到草原上的汉人工匠，以及一些商人。至少在这个时代，他们对远赴大漠修行的“仙长”是亲近和敬重的。
也正是这些人，当道长和杜浒他们越来越接近和林时，频频被好心地劝告先行离开或者暂且回去，因为看似平静的草原很快又将不再安宁了。
道长和杜浒一行人最终在劝告下没能到达和林就回转，但他们一路上所听到的、或看到的，已经足以让宋帝国兵部参谋院的众人勾画出北元在西北方向大致的局势。
只是这一切对宋帝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就像张世杰更直白地所问：双方的胜负会如何？
如果北元败了，或是双方战事形成了胶着，不用说自然对宋帝国这边是上上大吉；而若是北元赢了，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他们会转向那里，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
但是，判断这场较量的胜负对在座的众人来说其实也并容易，这还是由于时代资讯缺乏的缘故，使得众人不好判断。
如果北元的军力详情都难以查明，就更不要说地处遥远的海都了。
只有细致入微的人，才能看出其中的蛛丝马迹。
也除了某位心知肚明的某人，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了某种结局。
高桂的耳边已经传来了那个人的语声。
“无须顾虑，放胆直言。”
迟疑中的高桂顿时一振。
“臣以为，从总体来看，还是北朝的赢面比较大。”
刘师勇的追问也是两个字。
“理由？”
“当初辽东乃颜为乱，若海都同时东下，北朝势必危矣。末将据此以为，海都不仅在实力上不如北朝，且必对元主心存忌惮。”
茅湘不确定地问道：
“会否如今的海都实力大增，已有信心压倒北朝，所以他才大举东下？”
听了他所问，高桂再度显出了迟疑。
“有可能，但乃颜为乱距今不到三年，在此期间海都固然实力会有所增长，恐怕还不足于超过北朝。他此次大举东下，应当是他认定北朝有我大宋在南边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