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帝国的历史-第2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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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在反复考虑之后，他拿出了两张药方交给了张信。
“这是两个疗伤的方子，一内服，一外敷，你按方子先制成成药。……”
一月之后，张信遵照“弘一道长”的吩咐，用木匣装着一百粒药丸到了广州，且直接去了兵部，送上了这些药，并附上药效说明。然后他住进了一家客栈，在不安地等待了又近一个月后，得到了兵部之人的传唤。
“你的这些药，从何而来？”
张信小心翼翼的答道：
“此方是小民祖上传下。”
兵部之人点点头。
“每月可以制作多少？”
“如是成药，可有千粒。”
见兵部之人沉默，张信随即接着说道：
“如果军爷需要，小民也可以多置办些。”
兵部官员看了看他。
“此药经试用，符合军中所需。现在这样，这些药，今后你有多少，军中都将如数收下。但和你此次拿来的一样，所有的药丸要匣装、蜡封，且匣子的封口上还要有时日。”
张信连连点头。
随后兵部官员又拿出一份文书，肃然言道：
“这是朝廷和你就此事立下的契约，如无异议，现在就可签字画押。但你最好记住，今后一旦发现你送来的药有假，军中自会拿你全家是问。白纸黑字，此中的干系，你明白了吗？”
说到此处，兵部官员的面目已略显狰狞。
张信急忙回道：
“小人明白。”
就此，张信成为了某人和兵部所说的所谓“兵部供应商”之一。并且更在以后，在当地开了一个颇有点名声的药房，济世堂。
张弘正恐怕从没有想到，他那段莫名其妙的“军医”经历，竟然在以后帮助他和张信解决了求生之道。但他现在也真的是比任何人都清楚，某人一直在为某一“逆天”的目标做着各种准备。
当下，张弘正再次认真地说道：
“别人或许不能，但他却很有可能。小弟前来时，曾特意经过泗州，哪里已改为山阳郡。不仅战船云集，守备极固，而且还有众多军士在整修河道。兄长当知，他一直在准备，绝非是仓促行事。”
……
天已经大亮了，城门在守城兵丁的吆喝声中被打开。
野外，一辆马车跟在张宏略和“弘一道长”的身后，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却谁也没有说话。
终于“弘一道长”转过了身来，向张宏略一稽。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张宏略百感交集。
“回去看看吧”这句话一直萦绕在他嘴边，但他就是说不出口。同样，张弘正也心照不宣地一个字不提。
或许看看是没有什么，看过之后又能如何？
十年前他们就明白，张弘正从此将有家不能回，哪怕近在咫尺。
张宏略其实已经明白自己弟弟违背诺言、冒险前来的原因，那就是警醒自己。因为未来南北双方的激烈争夺，势必将围绕着运河进行。而自己曾经的官职恰恰就是淮东道宣慰使，过去驻守、鏖战于两淮、徐州之地。
（前面提到过，历史上的李璮叛元后，宋将夏贵曾乘机收复淮河以北数个州县，是张宏略从夏贵的手中再度夺回。）
然而，对于当初张弘正的这件事，事实上张宏略要远比张弘正这个当事人更能理解张弘范临死前的安排。这是由于他和张弘范都知道，张家自张柔死后，本身的地位于北元朝廷中就在不断下降。厓山之战如果张弘范胜了还好说，在败了的情况下，是断断容不得再出现任何差错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并非完全源于张家在朝廷中失去了靠山，而是私兵的性质所造成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张家的地位是建立在张柔当年拥有的私兵基础上。而任何朝代，即便没有来自朝廷、或者帝王的干预，私兵仍然会有衰亡的过程。
这里面的原因是，一方面随着人的衰老，一代能征惯战的私兵终将衰落下去；另一方面，当新的、统一的王朝建立之后，它既不会、也不可能再允许任何家族扩充或招募自己私兵。那样做，只能造成割据。
因此，尽管忽必烈建立大元朝后，甚至在李璮叛乱后，仍然保留了张家的私兵，可实际上，张家赖以立身的基础还是在不断弱化。
无论是张宏略、还是张弘范，均对此心知肚明。张弘范何以如此谨慎，张宏略自然清楚。
但是，此时仍然站立在哪里、目送“弘一道长”远去的张宏略，心中还有一个念头：自己弟弟所陷入的困局就真的无解了吗？也许还是有的，那就是蒙古人不在占据着这个天下。
这个念头让已经知道一切的张宏略心中禁不住一悸。
“弘一道长”和张宏略此次见面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张家彻底退出了这场争霸天下的游戏。
（历史上的张宏略是在至元二十九年告老还乡，此时其实他并非已年老，忽必烈就曾问他：“卿年未老，谢事何为？”）
而这，不能不说对不久之后宋元于东南之地的战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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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百家争鸣－－中国文化和思想之大成
周朝在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地位，就是纯正的中国哲学、文化、以及各种思想，均在此期间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就是“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大讨论。
当时周天子已经被所有人事实上摆在一边了，各国君主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社会的大变动，外部还有激烈的竞争压力。在急于图强的情况下，对这些讨论采取了再也没有过的包容态度。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纯正”。这个纯正，一是指这种讨论或辩论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思想的影响，二就是也没有任何宗教思想文化的背景。
汉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遭到了第一次“入侵”，也就是佛教思想的传入。
这几个条件在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讲纯正的中国文化和思想，就必须追述到秦汉以前。
虽然“百家争鸣”的当时有“百家”，但真正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着眼的，其实只有儒、道、法、墨四家。
其它的“各家”所涉及到的，更多的只是社会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比如兵家讲的是军事；农家关注的是农事；至于其它的什么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小说家等等，格局上显然无法和上述四家相提并论。
而在“儒”、“道”、“法”、“墨”四家当中，更早出现的，是“儒”和“道”。“法”和“墨”两家其实是在借鉴了他们的理论基础上才出现的。
墨家的祖师墨翟，早年学的是儒术，后脱离单独立派。他这一家除了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当时还在科学和工艺上独步天下，本应在后世占有一席之地。但可惜的是他们似乎走偏了，其所形成的组织类似于后世的帮会，这大约是除汉代“独尊儒术”之外，墨家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
（帮会的真正鼻祖，其实应该是墨家。）
法家与道家的关系，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最后写得很明白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於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司马迁认为，法家的思想和做法，从根本上来说，仍源自于道德。因此，如果法家讲的是“帝王之术”，那么老子所讲的，就是“帝王之道”。而这，恐怕也是汉初“崇尚黄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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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0八章 出鞘 上
野外。
绵延的军帐，壁垒般的大营。
伯颜骑在马上，望着不远处的那座城池，脸色既十分阴沉，又仿佛在想什么。而周围的元军将领则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惹怒了这位主将大人。
不过有人还是能被伯颜另眼相看的。良久没有开口的他就问道：
“士选，你怎样看”
众将之中的董士选应声上前。
“回大人的话，末将以为，城中之人是在困兽犹斗。”
听了他所言，伯颜再度沉默。又过了片刻，他才接着问道：
“若依你，如何取之？”
这回董士选稍微迟疑了一下。他的迟疑是不想给伯颜留下自己畏战、避战的想法，但他随后还是答道：
“攻城之法，上佳莫过于围三阙一，迫敌离城，然后野战歼之，城池自然可下。次者绝其援道，围而困之，再图取之。”
伯颜对董士选的另眼相看，自然是由于董文炳的缘故，他当然也知道董士选的所言不虚。但他之所以向董士选问话，更多的是身为主将者，在遇到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被迫要改变既定计划，心中仍有一丝犹疑时，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以助其坚定决心罢了。
和林战后，在与大汗和安童的密议中，伯颜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
尽管自己也不是没在留意，但身处西北的自己，还是低估了朝廷面临的南方危机严重性。
这个严重性就在于，自临安的宋室在琼州死灰复燃后，趁着北元内乱、无暇南顾之机，他们已不断壮大，不仅在南方站住了脚，现在更在事实上与北元重新形成了南北对峙之局。虽然从总体层面上看，北元帝国仍然占优，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而更为可虑的是，正由于前段时间为了应付西北的危机，北元在东南地区的力量相对来说就较为薄弱，给了对方以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一旦继续发展下去，双方的主动权就会易手。
伯颜是明白的，北元今日所面临的局面，自己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自己当年在临安没有让宋室的益王、广王逃脱，也就不会有如今之事。因此他立刻向大汗请罪：
“今日之事，实为臣的过错。”
忽必烈则显得很大度：
“这不过就是朝廷前段时间有乃颜、海都为乱，赵昰小儿在乘机落井下石罢了。爱卿不必自责。”
忽必烈的大度，是他自己同样清楚，当初宋室余孽还未剿尽，自己就将南征大军招回，于是才有了今日的死灰复燃，这事并不能全怨伯颜。
他内心里更知道的是，无论怎样，他都必须首先对付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根本没有别的选择。真的要怨，还是要怨那几个草原大漠上不知天高地厚的“竖子”。
何况在此用人之际，实也不能对伯颜多有怪责。
但他说归这样说，无论是伯颜、还是安童，却都不能不有所表示。
伯颜就说道：
“大汗仁慈，臣内心难安。”
而安童虽在朝廷中不掌军事，且灭宋之时，他本人还被扣押在草原大漠上。可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他知道，为人臣者，理当为君分忧。故此他也说道：
“臣不能为陛下分忧，臣实有过。”
听了他们的答话，忽必烈摆了摆手，神情则有些怅然。
忽必烈没有将责任推卸、或者怪罪到伯颜和安童身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近来常常想起另一个人。这人就是他曾经的大兄董文炳。
因为在忽必烈看来，尽管当年自己把南征大军的招回显得有点仓促，可慧目如炬的董文炳，也远在十多年之前就提醒过自己，西北乃腹心之患。他临终前给自己上的最后一道奏章，尽管只有寥寥的两句话，可背后的意思，无疑是希望自己能早日解决。如果自己当初能听他的，当机立断，怕是也就不会有眼下的局面了吧？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就没有如果。
忽必烈内心里的有些所想，自不会都在伯颜和安童面前提起。这也不是他在此召见安童和伯颜的目的。所以，收起了思绪的他很快就说道：
“现今草原上的诸事均已平定，故此朕决意，立刻整顿兵马，转兵向南，收拾赵昰这个小儿。”
他看着伯颜。
“只是伯颜，朕又要劳烦你了。”
伯颜则毫不迟疑地一躬身。
“大汗所命，臣责无旁贷。”
忽必烈如此的迫不及待，是他清楚的知道，有些事必须要自己来解决，可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这也正是他驾临草原的另一重要原因。
让他更无法忍耐的是，自赵昰于琼州崛起以来，在他和这个小儿的交锋当中，他屡屡落到下风。或许在此期间如果没有乃颜、海都等人的“干扰”，他可能心理上还能平和些，但当赵昰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时，他心中的怒火就真的无法抑制了。
他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伯颜。
因为不同于其他人，伯颜并没有被某人的庞大计划所吓倒，相反，在他看来，这个谋划不是不能破解。只要北元集中力量击破襄阳的当面之敌，顺流而下的元军，将直接威胁沿运河前出的宋军后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迅速后撤，根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事实上，有着当年领军南下经历的伯颜，的确更倾向于从荆襄下手。因为他还认为，如果首先击破了荆襄之敌，再顺流而下灭掉东南宋军，赵昰小儿前些时候所整的热闹，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可忽必烈的急、他的无法忍耐，使得伯颜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接受了忽必烈出兵东南的计划。
伯颜知道他的大汗无法容忍赵昰威胁到他的“腹里”，甚至就是他自己，同样无法容忍过去的手下败将现在挑战到家门口，并且他还不能说忽必烈的盘算没有针对性。
因为宋元在荆襄的对峙，于事实上对双方都形成了牵制，在这种情况下，谁在东南之地取胜，谁就会先腾出手来。反过来，失利的一方势必在荆襄地区陷入独木难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