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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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您这儿全是青椒啊，一点肉都不肯给我？”我问她。
“同学，这不是青椒，这是圆椒，甜的，不辣。”大妈自动把我后面那句话给忽略，为自己的青椒辩解起来。
“您好歹给我点肉吧，我一个大男生不吃点肉，大便都不顺畅。”我说。
“这是圆椒，好得很，也能通便。”
商陆表情微妙，似笑非笑，从我后面走开。我回头望去，已经没了他的踪影。
我端着盘子找到一个偏僻无人的角落，看着盘子上红的胡萝卜，绿的“圆椒”。我坐下来，方圆两米空无一人，凸显我的落寞。
圆椒，大妈怎么不说是“援。交”呢，看着鱼香肉丝模样的圆椒胡萝卜丝，我心中愤愤。
我端详圆椒胡萝卜丝，双手颤颤巍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想到临阵脱逃的商陆，我想起食堂大妈帕金森的双手，我丢下筷子，心中默念“噫吁息，食堂之难难于上青天”。
“真巧啊。”
我抬头望去，七分黑发，三分白发，蓬草似的头发下面压着两只深沉而忧郁的眼睛，眼睛在圆椒的青绿的反光下，像夜间的野狼。
“窦老师，你也在这儿吃饭？”我说。
“住得太远，不方便回去。”窦先生说。
窦先生坐了下来，联动我的凳子，咿呀作响。响声吵醒了水池下面和柜台下面午睡的老鼠，大部分是黑的，极少有白的。
我看到老鼠在阴暗处啃噬墙皮，啃噬瓜果蔬菜，啃噬臭肉烂骨，桌椅咿呀声不绝，老鼠们吱吱声亦是不绝。
我总是在想，我们学校最大的股东是不是纯正的印度人，所以禁止捕杀老鼠？据说印度某个寺庙专门用来供人们朝拜老鼠，朝拜的时候，人们如果有黑老鼠从脚边爬过，那么这段时间会逢好运，如果有白老鼠从脚边爬过，那么这一年都会有好运，如果不小心踩死了老鼠，按照老鼠的等级，要赔等大的金制或银制的老鼠。寺庙从早六点开到晚五点，朝鼠者络绎不绝。
如果我吃饭的时候，一只黑老鼠从我脚边爬过，我到底是踩住它的尾巴戏弄它，还是视若无睹放过它？还有，我到底会不会结交好运？如果结交了好运，又会是什么样的好运？
“你吃的什么菜？”窦先生问。
“圆椒胡萝卜丝，长得跟鱼香肉丝一样，真有欺诈性。”我说。
我把目光投到窦先生圆形的一升半大的饭盒里，也是花红柳绿，他红的是干切的牛肉，绿的是圆白菜和西葫。
“你这不是学校的饭菜啊。”我说。
“我老婆做的。她说学校的饭菜看着就没有美感，吃多了整个人都会俗化。”窦先生夹了一块牛肉到我盘子里，说，“你这菜确实看着不下饭，你吃我的吧，我这个菜太多，我向来吃不完。”
窦先生用不锈钢的筷子拨了一下饭菜，上面厚厚一层牛肉，厚厚一层圆白菜和西葫，足足五六厘米厚。
干切牛肉和红烧牛肉相比，更有牛肉的原味，却少了很多水分，喜欢自然的多半喜欢干切多于红烧。
“木槿说你经常喝酒啊。”窦先生说。
“没经常，隔三差五，酒不好喝，喝着也不舒服。”我说。
“那你昨晚喝酒的吧？”窦先生问。
昨晚，我在桥上，向东走是天津站，向西走能到我们学校，桥在我脚下，隔着鞋底，离我两厘米远。
天气预报说当晚有狮子座的流星雨，百年难得一遇，只有月黑风高，星稀云灭的大晴夜空才能看得清楚。
我打电话给竹芯说晚上有流星雨，难得一见，有没有时间一起看。她说要上晚修。我知道她今天并没有晚修，便把电话挂断，转而打电话给木槿，说了同样的话，木槿说要收拾打扮，让我站在桥上，不要离开。
桥上来往的人，男人都在抽香烟，女人都在捋头发，狗都在撒尿。我恨香烟的味道，抽不得烟，只好无聊，趴在桥栏上看滚滚东逝水。晚上月不明朗，月光也不够亮堂，以至于我看不清路上的人模和狗样，也看不清水里的虾兵蟹将，水被夜晚的黑映衬得更加深黯，带着自上游而来的虔诚和糊涂，悠悠然地，逆风而行。
春末夏初，气温高了起来，温差也大了起来，河面上的风凉快并且挟有废水脏物的恶臭，但是比起烟味，这不算什么。
这时候的河水勉强还是可以称为春水，就像三十岁的女人依然还可以称之为女生一样。水在我脚下流过，我伸出手，水的影子从我指尖流过，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走了，向东边走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我的时间向东边流逝。我低头看桥下的河面，没有光亮，照不出桥上我清晰的面容，春水晃荡，涟漪和水花，一个死在河的正中，一个死在河的两岸，透过它们的尸体，能找到河水片刻的暂停，通过片刻的暂停，能找到一面河水做的镜子，镜子里的我满脸褶子，眉毛稀疏，头发枯萎泛白，曾经饱满的脸颊像泄了气的轮胎，虽然丑陋，却始终让人无法生厌。
我想到匆匆到来，匆匆离开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以及来去之间的匆匆过往，匆匆过往里的洗脸漱口，吃饭喝水。孔子在大川之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在成熟，紧接着就是不可阻挡的衰老。我突然害怕起时钟分秒间的滴答声响，害怕咽水下肚的水流声音。
所以，我需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想，只能喝酒，酒太难喝了，可是正因为难喝才必须要喝。我对岁月如梭感到畏惧，我对如梭岁月深表敬意，它崇高无比，所以我要用啤酒下肚的苦痛唤起与之相配的崇高感。因为崇高感就是并不紧迫的痛感，我是这么想的。
车在桥上吐出烟雾，升到空中成为PM2。5。我想到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之后痛哭流涕，说：“我游荡了这么多国家，只有在中国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在这世上，我能清楚的看见自己嗅着的空气，空气里有颗粒，浮浮沉沉，清清楚楚，比什么狗屁哲学都要有说服力。”
我用诺基亚专属的功能打电话给最近的小卖部说，给我拿一瓶哈啤来。
老板是天津人，一向能侃，牛皮吹得能飞上天，我趁他没开口，给了他十块钱，跟他说，不用找了。他走之后，我瞅着他的背影才想起来，我明明可以花十块钱买两瓶啤酒啊。
哈啤还是一样的苦涩，还是一样的尿液颜色，我感到一如既往的难喝，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喝。
木槿从学校到桥上，花了二十分钟，于晚上九点半出现在我的眼前。
“你又喝酒？”木槿说。
“我这不是不知道该干什么吗？我这手机应用太少，没东西玩，不做点别的事，就像个乞丐，会丢了你的面子。”我说。
“今晚狮子座流星雨，天气预报上说，百年难得一遇，要在光暗，高楼少，一望无垠的地方看，我找了半天，就这儿最符合了。”我接着说。
“狮子座的流星雨三年前就下过了，哪是百年难得一遇。”木槿说。
“三年前是前一百年，今年是这一百年，不冲突。对了，今天晚上虽然星星不多，但你能看到狮子座不？你能看出来哪些流星是从哪儿下的不？”我说。
木槿坐在桥墩上，我护着她，她往天上望去，然后指着几颗若即若离的星星跟我说：“你看，按理来说，这个应该是狮子座。”
我站在木槿旁边，木槿坐在我的身旁，她扯着我衣服担心掉到河里，我扶着她的肩膀，同样担心她掉到河里。
天色越来越暗，微弱的路灯渐渐派不上用场，风紧了，星没了。
“十点半了，再不回去就门禁了。”木槿说。
我很失望，百年难得一遇，竟然真的难得，难得的以至于看不到。
我极不情愿地向宿舍楼下挪去，突然一颗星从我眼前划过。
“看到没？”我指着流星划落的方向。
木槿转过头，又有两颗流星划过，一颗映入左眼，一颗映入右眼。
☆、佩兰 一
我认识佩兰是在大一军训的时候，比追求过她的赤松还早，比最后和她在一起的商陆还早。
我们学校的军训总在大一下学期结束的时候，往前挨不着和别的学校同一届一起军训，往后等不到和下一届的新生一起。我们抢在三伏天，太阳最大，最热，最持久的那两个星期，向死而生。
佩兰和木槿同班，比木槿高，高半个头，比木槿胸大，我估摸着，得大一个罩杯，屁股比木槿的大，我看了看我的手，估计握着吃力。
我不单单是因为这些东西而认识她，她之所以被我注意到，是因为她走正步时候坚毅而又执著的眼神，像冬天雪地里燃烧着的柴火，不可思议，却实实在在。她穿的是草绿色的军装，戴的是草绿色的帽子，踏着的是草绿色的军鞋，从她伸出鞋帮，又隐于裤脚的脚踝骨上，我能很确切地推测出来，她的鞋子里没有垫卫生巾。
从我上一级的学长那儿我学到，军训的时候，不管男女都需要垫卫生巾，女生垫在胯。下，男生垫在脚下。女生胯。下垫一层，男生脚下多多益善。卫生巾垫得到位，站军姿能比别人站更长时间，走正步能比别人迈更正的步子，总之，卫生巾是军训时候比矿泉水和老冰棍还要重要的东西。
我让木槿给我买卫生巾，要最便宜，质量最差的，又厚又结实。我算了算宿舍一共五个人，一脚垫三个，于是我让她替我买了六十个，多出三十个防范于未然。木槿把卫生巾拎到宿舍楼下的时候，我看到她左右手各有一个半人大的塑料袋，里面全是卫生巾，“小护士”牌的，两块钱一个。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跟我说：“你知道我在商店里买卫生巾，说要六十个的时候，店员怎么看我的不？”我大概，也许是能想象到店员的惊讶以及她巴掌大张开的大嘴。
六十个卫生巾，我们拼了老命终于没能用掉，扔在塑料袋里，随手堆在墙角。
石韦跟我说：“要不我把这些鞋垫卖掉？”
我看着他尖瘦的下巴和高耸的额头，随口说声：“行。”
三伏天的白天比夜晚长两倍，晚八点钟才能见着黑。晚上我听的到从渤海湾呼啸而来的海风，感觉的到海风到南开区就成了的汽车尾气及家家户户空调外机吹出的暖气。
每天军训结束的晚上，空气特别新鲜，仿佛操场上的不是人工草坪，而是西双版纳的苍天大树；跑道不是塑胶做的，而是海天之下的黄金沙滩。我坐在操场上，抬头看天，能看得到繁星点点，木槿会指着天空告诉我，哪几颗在一块儿是大熊星座，哪几颗在一块儿是狮子座。我的画面感相当差劲，比之乐感有过之无不及。我总是一头雾水，看她饶有兴趣地指指点点，听她妙语连珠地口若悬河，我始终没有长进。
我看到操场上穿着绿色军衣的女生，全都扎着马尾辫，全都红着脸庞，全都挺着胸膛。她们大多三五成群地围坐在草坪上，谈论各自教官的帅气，裤子上和衣服上粘上不少黑色的塑胶石子。还有少数几个女生约好教官，两人遛操场，若即若离，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做“暧昧”，管那样的女生叫做“淫。荡”。这时候九成的女生对军人有种莫名地爱慕，晚上做梦都梦得到和军人滚床单，不出意外都是各自的教官，或者隔壁班的教官。后来大学征兵的时候，不少男生都因为这个投了行伍，有的延误了必须为之奋斗终生的医学事业。
木槿总是让我听她说天上有几颗星星，几颗参北斗，几颗参南斗，每次说到我快睡着，就让我送她回宿舍。她的宿舍离操场很近，一百米不到，路程中间还有一个小卖部，除了避孕套什么都有卖。我问过小卖部的大妈，为什么没有避孕套。大妈笑呵呵的，似乎人畜无害，明显是个生意人，她说：“你们学医的，洁癖，总觉得我这儿的不安全，都去药店买，我这儿卖不出去啊。”我抱着为全校艾滋病的防治做贡献的心理劝了大妈很多次，让她进货。
我送木槿回宿舍的路上总会碰见佩兰。她每天晚九点准时在小卖部这儿买矿泉水，每次都买怡宝，555ml的，两块五毛钱一瓶，一买就是四瓶。
她一直穿着军装，一整个军训，她几乎没在户外穿过便衣。透过帽檐下的眼睛，我能清楚地看到坚毅和执著。我指着她，问木槿：“她是谁？你认识不？”
木槿看看她，看看我，再看看她，然后说：“我想吃冰淇淋，那个五块五的，牛奶味的。你买了，我就告诉你。”
我把冰淇淋递给她，她说：“这是我同学，叫佩兰，她是个奇怪的人，但很有才，会诗词歌赋，她写的诗比不少作家的好，我读书不多，不知道太多诗，反正，她的诗，我看着舒服，读着顺口。”
“她怎么奇怪？”我问。
“我不知道。”木槿说，“这是女人的直觉，你们男生不懂。”
佩兰一手拿两瓶怡宝，转身回宿舍，没看我一眼。
我到宿舍的时候，石韦笑没了眼睛，用肚脐眼看着我，用肚子跟我说：“全卖完了，五块钱一个，二十个一百块。”
我吃惊，震惊，还有哑然一惊，仿佛站在我眼前的不是石韦，而是一个大商人。他头发不多，脑门又高又大，眼睛不大，眼珠咕噜直转，透着贼光，和很多大商人一个模样。
毕业之后，我们各奔东西，他回了老家，没去医院，开了个小工厂，做鞋垫生意，一年能赚几百万，奔了小康。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我之后又问他卖给了谁。
他说：“隔壁宿舍的胖子，他身子重，一只脚得垫八个，二十个不够他两天，他还预定了不少。”
“你还卖不？”我问。
“不卖了，二十个卖完就够了。”他说。
学校被市区高耸入云的楼房包围在半亩方塘大小的地方，早晨听不到鸡鸣，除了闹钟，还可以计算时间的就是六点钟学校门口站台的第一声尖锐刺耳的公交车喇叭声。
军训时候，我们总没能听到喇叭声就得起床，晨跑三公里。据说我们这届之后再也没有晨跑，因为污染太大，每跑三公里能吸进三斤的污染物到肺子里。其实污染最重的是我们军训那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