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回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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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太太也变了。
我还记得她脾气火爆，时常在门前的台阶抽烟，翘起一边臀部坐上栏杆，用双关语让我们男孩子听得面红耳赤，在她嘶哑的笑声中落荒而逃。或许因为萝西离开，或许因为戴利先生和二十二年的岁月，让她整个人泄了气，弯腰驼背，眼窝下垂，感觉很需要抗焦虑药振奋一下。
然而，最让我在意的，是我青少年时期没从年轻的戴利太太身上看出来的一件事：除去蓝色眼影、爆炸头和轻微的疯狂，她就是萝西的倒影。而我一旦看出两人的相似，便再也无法视若无睹，就像闪过眼前的全息相片，怎么瞄都看得见。假如萝西没死，多年下来可能变得和她母亲一样，想到这点我的神经不禁紧了一下。
不过，我越看戴利先生，就越觉得他像他自己。他身上那件格格不入的毛背心换过一两枚扣子，耳鬓毛发修剪整齐，胡子刚刮完。他昨晚一定带着刮胡刀到诺拉家，在她载他们回家之前刮好胡子。
戴利太太身体抽搐，呜咽一声咬住自己的手，看我翻动手提箱。诺拉深呼吸了两次，仰头用力眨眼。戴利先生表情完全不变，只有脸色越来越白。当我举起出生证明时，他脸颊的肌肉抽动一下，仅此而已。
凯文交代完毕瞄了我一眼，想确定做对没有。我将萝西的螺纹衬衫收进箱子，将盖子合上。屋里彻底沉寂了几秒。
之后，戴利太太呼吸困难地说：“但箱子怎么会跑到十六号？萝西不是带着它到英国去了吗？”
她语气里的确定让我心跳暂停。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瞪大眼睛：“因为箱子在她离开之后就不见了。”
“你怎么确定她去了英国？”
“当然，因为她留了字条给我们，向我们道别。莎娜西家的年轻人和莎莉·荷恩家的一个小孩拿来的，在她离开后第二天。他们在十六号发现的，上头清楚写着她去英国了。我们起先以为你和她……”戴利先生微微一晃，动作气愤僵硬。戴利太太匆匆眨了眨眼睛，没往下说。
我假装没注意。“嗯，我想大家都这么认为，”我语气轻松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没在一起？”
没人回答，于是诺拉说：“好久了，可能有十五年吧，在我结婚之前。我有天在店里遇见洁琪，她说她又和你联系上了，你住在都柏林。她说萝西自己一个人走了，没有跟你同行，”她目光从我身上飘向手提箱，又飘回我身上，眼睛忽然睁大，“你认为……你觉得她去哪里了？”
“我还没有任何想法，”我用最和悦的官腔回答，仿佛萝西是一般失踪女孩。“除非多知道一点信息。萝西离家之后，有给你们任何音讯吗？电话、信件或遇到某人于是托他向你们传话？”
这时，戴利太太脱口而出：“当然没有。我们当时还没有电话，她怎么可能打过来？后来装了电话，我就去找你妈咪、洁琪和卡梅尔，我说，要是你们家的弗朗科和你们联系，记得来找我，告诉他这个号码，要他叫萝西打电话回家，就算讲个一分钟也好，不管是圣诞节或——不过，我一听说她没有和你一起走，就知道她不会打来了，因为她根本不晓得这个号码，不是吗？她可以写信，但萝西，她做事总是按照自己的步调。不过，我二月就要六十五岁了，她会寄卡片来的，她不会错过的——”
她的语气变得又尖又急，带着一丝不悦。戴利先生握住她的手，握了一会儿，她咬紧双唇，而凯文似乎想融进沙发座垫里，希望消失不见。
诺拉轻声说：“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我们起初以为……”她匆匆瞄了一眼父亲。她应该觉得萝西和我私奔之后，她家一定会和萝西断绝关系。“但即使当我们知道你没有和她在一起，还是认为她在英国。”戴利太太微微仰头，抹去一滴泪水。
所以，就这样，我没办法速战速决，和我家人挥手道别，将昨晚从我心里抹去，回到我个人的“近正常”状态；我也没机会灌醉诺拉，哄出萝西的电话号码。戴利先生没有看着任何人，语气沉重说：“我们必须报警。”
我想藏住自己眼神里的怀疑，可惜差了一点。“对，是可以报警。我家人的第一直觉也是如此，但我想你们更应该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他狐疑看我一眼，问：“为什么不？”
我叹息一声，伸手拂过头发。“听我说，”我说，“我也很想告诉你们警方会非常重视这件事，但没办法。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箱子能够接受指纹和血迹鉴证，这还是最起码的——”戴利太太将脸埋在手里惊声尖叫。“但这么一来，得先有案件编号，好让案子分派给某位警察，而警察必须提出申请才会进行鉴证。但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投入大量资源，去办一个或许连犯罪都算不上的案子。悬案组、失踪人口组和一般勤务组肯定会互踢皮球，踢上好几个月，直到他们觉得无聊为止。他们会双手一摊，将它扔到地下室某处的档案柜里。你们必须有心理准备。”
诺拉问：“但你呢？你难道不能申请鉴证？”
我遗憾地摇头说：“照规定不行，没办法。这件事再怎么牵，也不可能由我组里负责。只要进入警察系统，我就无能为力了。”
“可是，”诺拉坐直身子，一脸机敏看着我说，“万一不走警察系统，只交给你呢？你能不能……有没有办法可以……”
“你说靠关系，私下进行？”我扬起眉毛，作势思考。“嗯，我想应该可以，但你们必须确定想要这么做才行。”
“我想。”诺拉说得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和萝西一样。“除非你不愿意帮忙，弗朗科。但假如你有办法，那就拜托了。”
戴利太太点点头，从袖口摸出纸巾擤了擤鼻子。“难道她不在英国？真的吗？”
她在求我，语气令人心痛。凯文身体一颤。“有可能，”我柔声回答，“没错。假如你们将这件事交给我，我想我应该可以顺便调查。”
“哦，天哪，”戴利太太悄声说，“哦，天哪……”
我问：“戴利先生？”
漫长的沉默。戴利先生双手交握夹在两膝之间，静静注视着提箱，仿佛没有听见。
最后他终于开口，对我说：“我不喜欢你，讨厌你和你家人，这点不用掩藏。”
“嗯，”我说，“我发现了。但我今天来，不是以麦奇家的身份，而是以警官的身份，或许我能协助您找到您的女儿。”
“暗中、台面下、走后门，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是啊，”我说，对他温和一笑，“人不会变，但情况会变，这一回我们站在同一边。”
“是吗？”
“您最好这么想，”我说，“因为我是您手上最好的牌了，要不要随您。”
他抬头和我四目交会，用探寻的眼神看了我许久。我挺直腰杆，挤出参加家长会时的正经面孔。最后，他用力点了点头，用不是那么感激的语气说道：“好吧，尽你所能去调查吧。麻烦你。”
“好，”我掏出记事本说，“我需要你们说明萝西离开时的情形，从她走的前一天开始，请描述得越详细越好。”
与所有孩子走失的家庭一样，一切往事都牢记在他们心里——曾经有一个男的死于吸毒过量，他母亲拿儿子当天早上喝水用的杯子给我看。那一天是降临节，星期日，早晨寒气逼人，天空灰白一片，呼出来的空气像雾一样浮着。
萝西前一天晚上很早回家，因此和家人一起参加早上九点的弥撒。如果她周六玩得很晚，就会睡到中午才去参加礼拜。回家之后，他们炸了点东西当早餐。那年头要是在弥撒之前吃饭，下回就得向神父告解个没完。萝西从后院拿衣服进来烫，她母亲洗碗盘，两人讨论什么时候该买圣诞晚餐要吃的火腿。听到这里，想到她冷静讨论一顿她不打算吃的晚餐，心里其实想着与我共度两人圣诞，让我不禁屏息。
接近中午，姐妹俩走到新街去接奶奶来吃周日大餐，之后全家看了一会儿电视。戴利家比我们这些老粗高出一截，这就又是一个例子：他们有自己的电视。反向观察有钱人家很有意思，许多细微的差异我几乎都忘了，这会儿却又重新发现。
那天剩下的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女孩送奶奶回家，诺拉去找她的同伴玩，萝西回房间读书，也许是打包行李和写字条，也可能坐在床边不停深呼吸。之后是下午茶、继续做家务、看电视，还有教诺拉写数学作业。
那一整天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萝西心怀计谋。
“天使，”戴利太太黯然说道，“一整个星期，她就像天使一样，我早该看出来的。”
诺拉十点半左右上床，其他人十一点过后。萝西和她老爸第二天一早还得工作。姐妹俩共用后面的卧房，父母亲睡另一间。戴利家没有沙发床。
诺拉记得听见萝西换睡衣的窸窣声，还有她上床前说的一句“晚安”，之后就印象全无了。她没听见萝西下床，也没听见她换衣服、溜出房间走出公寓。
“我睡得像个死人似的，那几年，”诺拉语带反驳，仿佛这些年承受了许多责难，“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你也知道青少年是什么样子……”第二天早上，戴利太太去喊女儿起床时，萝西已经不见了。
他们起初并不担心，和马路对面的我家差不多。我认为戴利先生对于现代年轻人毫不体贴颇有微词，但他也仅是如此而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都柏林安全得跟家里一样。他们以为萝西有事提早出门，为了女孩子才有的神秘理由去和其他女孩见面。就在萝西刚刚错过早餐之后，莎娜西家的两个男孩和贝利·荷恩带着字条出现了。
大冷天的星期一清晨，他们三个一早跑到十六号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不是大麻，就是黄色书刊。那里藏了两三本珍贵的杂志让大家轮流分享，是一年前某人的表哥去英国弄回来的。总之，事情就是那时暴露的。戴利家的说法没有凯文的生动，他们描述期间，凯文瞄了我一两眼，但大致内容是一样的。
我朝手提箱努了努下巴：“手提箱放在哪里？”
“女孩的房间，”戴利太太捣着脸说，“萝西拿来放她多余的衣服和旧玩具之类的，我们那时还没有壁橱，没有人有——”
“你们回想一下，有谁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箱子是什么时候？”
没有人记得。诺拉说：“可能是好几个月前，萝西将手提箱放在她床底下，只有她把箱子拖出来拿东西的时候我才会看到它。”
“箱子里的东西呢？你们还记得最后一次看到萝西使用箱里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例如放那些录音带，或是穿那些衣服。”
一片沉默。接着，诺拉突然脊背一直，音调拉高一截说：“随身听。我星期四看到，就在她离开三天前。我放学回家会从她床头柜拿出那台随身听，放她的录音带，直到她下班回来。要是被她抓到，她会拍我耳朵，不过还是很值得。最好听的音乐都在她的……”
“你非常肯定是星期四看到的，为什么？”
“因为我是那天向她借的。每周四和周五，萝西会和伊美达·提尼一起走路上下班——你还记得伊美达吗？她在工厂做缝纫，和萝西一样——因此不用随身听。其他几天，伊美达和萝西不同班，萝西自己走路去，所以会带着随身听。”
戴利先生漠然地说：“她当然记得，因为萝西跑掉之后，我隔了很久才允许诺拉出去闲晃。我们管得太松，结果失去一个女儿，我可不想冒险失去第二个。”
“有道理，”我点头同意，仿佛这么做再正常也不过。“星期四下午之后，你们都不记得再看到箱子里的东西了？”
全部摇头。假如萝西星期四下午还没打包，那要亲自去藏手提箱就有点难度了，尤其她老爸又像只杜宾犬。虽然差别不大，但有人替她藏匿箱子的几率似乎越来越高。
我问：“你们有没有察觉谁在她身边出没，会去骚扰她的？有谁让你们担心的？”
戴利先生的眼神说：除了你还有谁？但他没有讲出口，而是平平地说：“我要是发现有谁骚扰她，早就处理了。”
“有和谁起过争执或闹出问题吗？”
“她没跟我们说过。这种事，你应该比我们清楚。谁不晓得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对父母亲向来三缄其口。”
我说：“最后一件事，”接着伸手从外套捞出一叠大小刚好装得下快照的封套，递了三封给他们：“你们有谁认得这个女人吗？”
戴利一家瞪大眼睛，但没有“啊”的反应，或许因为相片里的女人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高中代数老师，而相片是我从网上下载的。我到哪里都带着菲菲（相片里的女人），相片白边很宽，不用小心翼翼捏着边缘，加上她是地球上容貌最模糊的人，让人非得仔细看（或许还得用上拇指与食指）才能确定不认识她。我一直没给菲菲一个确定的身份，而她今天要帮我查出戴利一家是不是碰过那只手提箱。
虽然几率微乎其微，但我的侦探嗅觉告诉我，萝西还是可能决定和我一起离开。要是她信守我们的计划，不用躲我，她的行动路线应该和我一样：踏出家门，走下楼梯，直奔忠诚之地。但是那一整晚，路上的每一寸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始终不曾看到那扇门打开。
那时，戴利家住在三号一楼，顶楼是哈里森姐妹，三个很容易激动的老处女，只要帮她们按摩就能拿到糖和面包。还有薇若妮卡·克洛帝，这个又病又可怜的小女人和又病又可怜的儿子住在地下室，她丈夫是业务员，经常出差。也就是说，要是有人能在萝西出门和我碰面之前拦下她，这人此刻一定坐在我和凯文对面。
戴利一家三口看来确实非常惊讶不安，但这也有许多种可能。诺拉个头不小，又正是难相处的年纪；戴利太太已经有点疯癫；戴利先生有百分百的火爆脾气，和我百分百不合，而且浑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