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烧大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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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凌烟阁第一功臣】
长孙无忌，第一功臣
《环球人物》（2007－07－01第十三期）作者：萧让
长孙无忌是个胖子。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兴冲冲地叫来大画家阎立本，让他给24位开国功臣画像，排名第一的就是长孙无忌。
阎大画家抬头一看，文可安邦的长孙国舅，长得离“玉树临风”实在有差距，说“以胖为美”还差不多。于是，辛辛苦苦若干天，第一功臣的肖像活灵活现地挂上了凌烟阁：一个“面团团”国舅爷，冲着大家微笑，既温情，又孤傲。
两个不安分的少年
想当年，长孙无忌也是个英姿勃发的少年。
那时，隋朝正鼎盛，父亲长孙晟也在世。这位隋朝的名将、鲜卑皇室的后裔，给儿子取的名字，就和长孙家族“霹雳堂”的绰号一样威风：无忌。
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个喜讯，他替无忌的妹妹订下了婚事，李渊家的二公子李世民被他“抢”到手了。
奇妙得很，小无忌和未来妹夫李世民，十分投缘。
兴冲冲的长孙晟肯定没料到，这是他为一双年幼子女，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安排。很快，长孙晟一病而亡，长孙无忌和8岁的妹妹不容于异母兄长，两个小小孩儿，投奔舅舅高士廉。幸好高士廉是个厚道人，无忌不用愁吃喝，还潜移默化地学会了他的出众文才。
“小哥们”李世民也丝毫没嫌弃长孙兄妹，照样来找无忌一块玩儿。两个少年英杰，一文一武，在天下大乱的隋末并肩而行，风华夺目。
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正好给这两个不安分的少年，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公元617年，19岁的李世民怂恿着老爸李渊在太原“造反”；几个月后，李家军一渡过黄河，长孙无忌就正式和隋朝说“拜拜”了，跑到军中，成为“渭北道行军典签”，专门给妹夫管理小本子、小册子。
严格地说，隋朝要到第二年才算正式咽气。但对长孙无忌而言，“隋”在这一刻已经终止，“唐”正在他脚下展开一条鲜花大道。
当然，也有凶险的荆棘。
起兵不到十年，李家就开始内斗：李建成有太子名分，李世民有显赫军功，兄弟大战逐步升级，今天李世民才被人下毒，明天李建成就被人告密……双方各出奇谋，争先恐后收买对方的手下，安插“间谍”。
在极度敏感的夺嫡时刻，明知只有“杀了李建成”一条路，可就连房玄龄这样的心腹老臣，都不便说出口。毫不起眼的“小文书”长孙无忌，立即显示出他的关键作用：我来说。
谁都可以背叛李世民，长孙无忌不会。
公元626年六月初四，“不祥”的太白金星两次划过了白昼的天空。长孙无忌随李世民伏兵玄武门，长孙王妃亲自慰勉将士，舅舅高士廉坚守在李世民王府……整个家族生死与共。
“我有天下，多赖无忌之力”，玄武门血迹未干，李世民已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宣布，无忌就是他的姜子牙、管仲。
法律比进谏重要
然而，长孙无忌的官运，沉沉浮浮。
打天下的时候，李世民立功，他就跟着水涨船高，从小文书，到比部郎中、上党县公。
得天下了，长孙无忌是“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吏部尚书和右仆射的要职，自然而然交给了他。他在人事部长和国务总理的位置上只呆了一年，就大刀阔斧办完了三件事：精简机构，确定朝廷定员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远亲从“郡王”队伍中降级；调整外交，国力没有恢复之前要对突厥服软。
一年下来，得罪人无数。外戚的身份立刻敏感起来。
谦和的长孙皇后深感不安，屡屡要求哥哥辞官远祸。兄妹俩今天一个辞职、明天一个不妥，把李世民弄得头大如斗。他干脆写了篇《威凤赋》，传诸朝野，说当年夺嫡之时我连死的心都有了、要不是无忌哪有今天、他就是我最亲的人以后谁也不要罗嗦云云，亲自堵大家的嘴。
从此，长孙无忌就挂了一堆荣誉头衔：开府仪同三司、司空、司徒……不掌实权，只做顾问，更不屑于交结群臣。
奇怪的是，闲官长孙无忌，非但对长孙家的传家武学没啥兴趣，就是从舅舅那学的诗书文史，也不怎么用心，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到了“法律”上。从贞观元年开始，十年磨一剑，大唐《贞观律》问世。之后，又折腾出一部《大唐仪礼》。
1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惊叹：“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
然而，在贞观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