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商人之强国梦-第1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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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担心以后反而引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维逻辑恶果。”
“你担心现实中快速建成的长江大桥，会成为革命‘妄想派’的证据和底气？”
“有这种担心，现在全国义务教育刚刚开始。别说百姓了，普通的基层干部也只是多认识几个字或啥字也不认识。什么物理、几何、化学之类的更想也甭想了。而且哪怕到了后世，已经完成基础教育普及工作的80、90年代，有人抛出拥有‘水变油’技术的时候，仍然有不少百姓深信不疑、上当受骗。所以对于几天几周内盖好长江大桥的这种‘奇迹工程’，我一直很犹豫。”王凡解释道。
“那你要是缓缓建设呢？”雅迪建议道。
“时间上有些来不及。我的计划是炎黄大陆在1944年，完成全国绝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得以让国家税收70％以上投入日常民生领域，实现真的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一生贫困的老百姓过上真正好日子。当然也是为了练好内功，从1944年下半年或者1945年处开始逐步加入世界博弈。”
“所以交通运输就是个大问题。”雅迪接话道。
“对！构建和完善南北物资通道非常重要。即使没有我的参与，主位面炎黄共和国成立后，也拥有全长一千二百二十公里的京汉铁路，和全长一千一百零二公里的粤汉铁路。但是就因为武昌汉口隔岸相望，只能依靠木船和轮渡来运送南来北往的物资和行人。使用木船和轮渡的话，一个载重量小，另一个特费时间，再加上天气造成的原因，时不时会停摆断航。我查过资料，主位面真实历史仅仅1956年，铁路轮渡往返载运的货物就有六百多万吨，更何况现在有了我的影响呢？加个零达到六千多万吨一点都不夸张！再者，仅仅一个一百余万人口的武汉市，每日依靠轮渡、木划来往的市民人数平均也达十一万多人次。没有桥，宏观和微观都很不方便。”
“如果是纯行人和公路，我建议修过江隧道。后世的武汉长江隧道就是现成的例子。技术上对我也没什么难度，施工的话，机器人在地底也不会被人察觉什么，主观上的震撼和影响也较江面上的长江大桥小得多。”雅迪提出了一条解决方案。
“过江隧道？这倒是个办法。”王凡听到过江隧道这个词，眼睛不由得一亮。
“至于长江大桥，你自己定吧，反正现阶段，靠红党自己修不太现实。”雅迪建议道：“我刚查了数据库资料。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修建虽然只用了两年时间，但是这两年可不简单。”
“不简单？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武汉长江大桥说是举全国之力也不算夸张。当时情况是，中央重工业部尽可能无误地供应质量合乎规定标准的压延钢材。中央交通部大力尽可能供应建桥中所需要的船舶，在施工中并就有关航运方面予以配合，中央林业部尽可能供应建桥所需的木材，中央燃料工业部保证大桥施工有足够的电源，中央水利部保证供给大桥设计所需的水文资料等等吧。当然这些有了你，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最麻烦的还是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
“恩，根据滕代远子女的回忆文章，武汉长江大桥使用的‘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提出来的。然后最为关键的，苏联派出了大批经验丰富的水利专家和技术工人过来指导帮忙。虽然我们现在用各种方法拐带来不少苏联工人和专家，但是和后世‘成系统’的‘传帮带’，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打个比方吧，我们手里有小学到大学全套数学课本，可是学生大部分是小学三四年级水平，初中高中老师奇缺，如果直接给小学生全套课本，让他们自学至大学水平，你觉得所耗费的时间和效果，与有老师教着学，会有多大差距？”
“我明白，所以我才头疼，又是人才问题！每次总是卡在这里。奶奶的~~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先建设先使用再学习吧。”
“你的意思是？”
“按照你提醒我的，多建设些过江隧道，然后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建设长江大桥，解决铁路和货运公路的问题。至于民生方面的长江大桥，可以让红党工人边摸索边实践边自己建设，从而踏踏实实的掌握住这项技术。”
两天后，陕西西北工业大学。
希科夫，原苏联水利专家。由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等原因，一家子都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监狱，后来被红党用粮食换人才等方式引入国内。从第一次踏上炎黄土地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希科夫本人和一家子，已经习惯了炎黄的生活，恩，应该说，习惯的很享受。
由于他属于红党国内急需的技术型人才，所以他们一家享受各种待遇优先分配。希科夫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一间三室两厅的大单元房里。里面家具、厨具、卫浴生活、小家电设施齐备。希科夫自己在西北大学教书，妻子在纺织厂上班，两个孩子免费就近上红党建成的免费义务制公立小学。
每个月希科夫的工资是80功勋币，两倍于老mao等人的收入，妻子是25功勋币，加起来105功勋币（相当于后世月入10000元，但因为物价便宜，购买力则相当于20000元），由于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要1元功勋币，所以他们每个月可以有很多余钱，购买喜欢的吃食、衣物和书籍玩具。每次去购物看着商店里柜台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希科夫总是不禁感叹，炎黄这个“落后”国家在民生领域各种产品生产力之发达，强大的令人难以置信。
“希科夫同志，打扰了。我想问问你在苏联时，是不是参加过修建大型跨河桥梁工程？”进屋后的学校总务处处长赵刚问道。
“啊？赵刚同志，你好！”正在批改作业的希科夫抬首看见来人，赶紧打招呼答话道：“我是参加过几个工程。不过没有大型的，只参加过2各中型桥梁和3个小型桥梁的设计建造。”
“那也行，太好了！是这样，中央要求上报各单位有桥梁工程经验的专家人员名单，我记得你简历上写过，就打算给你报上。不过以后可能需要经常出差，可以吗？有困难吗？”
“没有，没有，当然可以。”一直觉得这半年享受过于‘美好’的生活，内心非常不踏实的希科夫，听说到了需要自己“奉献”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和二话，立刻表态道。
“那就先这样，我先给你报名，有消息再通知你。”
“谢谢！”
几天后。
接到书面通知的希科夫，提着两个行李箱和其他学校和工厂的苏联、炎黄专家一起，坐上了西安开往南方的列车。
汉口城外，靠近长江的一处小山边，一座工程施工人员临时营地。这里也是王凡动手修建完成的大型综合建设基地：里面彩钢房整齐排列，通行道路地面全部用水泥铺设，路灯照明设备100％到位，至于存放大型打桩设备等防雨仓库更是一座座林立，像一群威武雄壮，随时准备出征的战士，等待指挥官的到来。
工程基地内大型会议室，赶到的各位国内外桥梁专家，开始翻看长江大桥设计方案和施工技术资料。王凡考虑到施工难度和技术人员素质水平，选取了大体延续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方案，不过考虑后世的通航要求，王凡大幅提高了每座桥墩的高度，以防止出现三峡建成后，大型轮船因为桥墩高度无法通航的情况。
“我同意利用长江两岸的山丘，以缩短引桥和路堤的长度。只是方案里提到的钢材性能参数是不是过高了？国内能生产吗？国外能买的到吗？即使买到，现在打仗能大批运进来吗？”有专家好心的提问道。
“材料方面的问题，请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全部找好了货源，并妥善解决了运输问题。”负责协调工作的李贺笑着解释道。
“辅助施工的木桩数量是不是太多了？这样会不会造成工程成本大幅提升？”苦惯了的国内专家，心疼的问道。
“我们出于安全考虑，一律按照120％的冗余度配备，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至于为此多花费一些预算，最高总指挥部是认可，并认为是可以很有必要的。”
“这个‘管柱钻孔法’我从没有听过？如何保证其可行性？为什么不用‘气压沉箱法’？”
“‘气压沉箱法’危险性太大，工人在深水中作业，承受气压和水压变化，容易发生血液中毒现象，也就是俗称的“沉箱病”，现在这种病国内外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因而我们选择了一种新技术‘管柱钻孔法’。”
“可未经证实的新技术，危险性更大！”
“关于新技术的验证，我们已经在在岸上和江心进行多种试验。各种结果资料已经整理完毕，大家随时可以查阅。并且需要重新设计制造的大型机械设备也已经生产、安装、调试完毕。这其中包括钻头、钻机、震动打桩机等。”
“虽然你说的很有把握，但我觉得还是要先去实地现场看一看，重新计算一遍后，再下结论。”一直没说话的希科夫，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当然可以，车辆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随时可以出发。”李贺笑着说道。
就这样，提前近10年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就在炎黄内外各国专家、技师的磕磕碰碰合作中，慢慢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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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五章 民盟、民主党派与思考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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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标位面四川省重庆市。
1944年1月初，此时后世非常有名的民主党派——民盟，还叫做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如果按照主位面历史的正常发展，一直到1944年9月19日；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名称由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改为“炎黄民主同盟”，也就是说要到1944年9月，“民盟”这个词才诞生。
此时的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是由炎黄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炎黄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炎黄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救国会组成的，号称”三党三派”。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在抗战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着实干了几件事：
1941年10月，委托梁漱溟在香港出版《光明报》（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发出自己的声音；
1941年11月，在秃头党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正式由暗转明，走上前台，成为炎黄大陆影响力最大的中间党派；
1943年9月18日，张澜发表《炎黄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炮轰秃头党提出的“宪政”口号，同时《宪政》、《民宪》、《自由评论》等多期刊、月刊开始出版。
由此，民主政团同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其提出的”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得到炎黄国内，越来越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赞同。
重庆某地，一处较为偏僻的私人住所，民主政团同盟正在这里开会。
“张老，红党已经打过长江，根据红党代表处吴玉章和我们在香港派驻同志传回的消息，现在不但上海、南京已被光复，而且原来的中央苏区，即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也基本被其解放，此时他们的前锋部队应该已经抵达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处，正在积蓄兵力，准备向福建和广东进军。”民主政团同盟，组织部长章伯钧低声说道。
“哎~~想不到啊，不到一年的时间，陕西炎黄红党如暴风骤雨一般，席卷了整个炎黄大地。”主席张澜感慨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宣传部长罗隆基问道。
“现在秃头党对我们的监视如何？”张澜没有立刻回答，反而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很严密，应该说越来越严。”出身青年党，主要负责民主政团同盟，平时联络事宜的李璜答道。
“而且现在秃头党对于我们《民宪》、《自由评论》等各出版物的审查和搜查也越来越频繁。甚至有时会直接派人，抢夺烧毁我们的杂志。”负责出版部分业务的周新民答道。
“这是可以想象和肯定的。有些人越是末日当头，就越是疯狂。”张澜跺了跺手里的拐杖，大声的说道。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人身自由的限制。”总书记左舜生此时接话道：“我从吴玉章口里和从报纸电报中汇总的消息来看，最早今年3月，最晚今年下半年，红党就会自行建国。可我们这么多人被困在西南一隅，少数几个人离开问题不大，想全体都走就十分困难了。未来红党建国如果我们无法参与其中，实在是一重大损失。”
“大家先看看这个，这是我能拿到的最新一期炎黄红党《人民日报》，从时间上看，应该是他们半个月前的刊物了。”宣传部长罗隆基小心的从自己的大衣里，取出一张叠的四四方方的报纸，拿给众人观看。
“论中间党派的必要性——民主专政需要时刻有一面镜子来正衣冠。”张澜看到题目很是惊讶。
“我看了看，文章中心思想有几点：第一个，坚持一党专政，这个他们没有丝毫松口与退让；第二个，必须保证民主党派的独立性，民主党派需要给主政党提出有思想、有见地的意见，这是防止绝对权力带来绝对**的苦方良剂；第三个，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相对独立性，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民主党派拥有一定的财权、人事任免权和行政权；第四个，民主党派自身，不要为了提意见而提意见，搞扯大旗为私利；第五个，要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