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秋-第6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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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关键的一条，也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一条，就是保护丝路。
丝绸之路漫长，金国没有实力保护，所以孙可望将丝路划分成几段，每个藩属或是贸易同盟境内各一段，税率根据道路的长短等因数来规定，收多少税需要由安西都督府和各国商议之后，该段丝路的控制国才能收税。
每一段丝绸之路，安西都督府只给一家征税的权力，但这一家征税之后，便有义务来维持丝绸之路的通畅，打击沿途的盗匪。
如果不能胜任，则由安西都督府出兵帮助解决，但出兵的费用和粮草，须要从该段丝绸之路的关税上扣去。
这样一来，各藩属和贸易联盟国，为了保存能够收取关税，便只能尽力维护商路的通畅。
之前，金国的货物，从关中到西域，再到中亚经过撒马尔罕入莫卧儿北部，因为沿途部落打劫，或者是各地乱收关税，征重税，让一匹上好的棉布，中途税钱就要两三两，但现在可能过路税便只要一两，或者更少了。
如此商路安全，加上税制健全之后，防止乱收税增加运送成本，那金国货物的竞争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能运送到更远的地方，而商路通畅，关税统一规定之后，商道上的商人和货物也会增多，对于沿途各个势力而言，收入可能不比之前少，甚至还会多一些。
当然，如果有些国家，见商人和货物多了之后，起了贪心，硬是要多征税，不按金国的规矩来，那金国就只能发兵攻打，武力解决了。
这一次孙可望内政能力，在一次体现出来，他的目标和意图十分明显，执行能力也很强。
设四镇是保证金国的武力威胁，能够震慑西域，给予军事上的保证，让西域有个安稳的环境，而对于丝绸之路的规划，则是把西域给部用利益串联起来。
他是一手大棒，一手拿糖来，用利益将各部拧在一起。
在孙可望力图在西域建设一套完整的行政和统治体系，规划他的商路之时，明朝则迎来了又一次秋闱。
从甲申国难之后，明朝科举考试举办的时间，便一直比较混乱。
当初被清打得偏居西南时，为了与满清朝争夺人才，明朝再逃难之中也没有停下科举，相反举办的还相对平繁。
光复南京后，为了普天同庆，也为了弥补官员的不足，也开了恩科，至此之后，科举便基本恢复了三年一次的正常节奏。
从共治四年举办了共治朝的第二次科举之后，一晃共治七年，又到了秋闱的时间。
八月初开始，各省的秀才，便已经纷纷赶到了省城，准备参加考试，若是中了举人，便可以乘船前往南京，参加来年的春闺。
时间到八月七日，距离九日的一场考试，已经只剩下两天时间，南直隶赶考的秀才们，大多已经到了南京城。
江南之地，文脉鼎盛，本就繁华的南京城，立时就人满为患，各个客栈酒楼都住满了来赶考的士子。
一般有钱的士子，大都自己选了上好的客栈，不上进的甚至住进了秦淮河上的花船。
那些穷苦出生的士子，也有地方去，苏松或者南直各商号，早为他们建立了不少同乡会馆。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一个的圈子，最里面是的核心是父子，外面一圈是有血缘的亲人和同宗，再外面就是乡党，除了这种圈子外，还有是师生同门之间，也是一个个的圈子。
这些个圈子组合在一起，围绕着中央政府，成为大明朝这样一个大圈，但是大圈里面的小圈，却也各有各的利益与竞争。
秋闱对于各省来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以明朝现在的政治生态，哪个省出来的举子多，今后哪个省在朝廷就能分得更多利益，所以南直隶的商贾们对于南直的士子，可以说是十分照顾，各种酒楼和店铺都给予士子一定的优惠。
一些商人甚至专门拿出一些钱来，支持那些穷困的士子，进行政治投资。
这时临近考试，许多士子都放弃了温习，要么去拜见老师，要么便三五成群的去吃酒放松，打探下关于考试的消息。
一时间，各个酒楼里都有他们的身影，走到街上都能听到他们的高谈阔论，使得整个南京城，格外热闹。
南京城西一座还不错的酒楼内，因为靠近太学，里面生意十分火爆，还没到晚上，就已经坐满了许多士子。
王彦坐在一个雅间内，便听见两面房间里，士子们的交谈声传过来。
“张兄，朝廷在科举上，是三年一变，从不考八股，到加入放箭和射铳，到现在又分什么政试和事试。你是官宦子弟，可知道这个政试和事试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声音传来，笑道：“几位兄台不用紧张，当初朝廷说不考八股，多少人反对，担心士人不能适应，会影响科举，后来朝廷加入射艺，也是多少人说有辱斯文，但你们看现在怎么样？大伙儿不是都适应过来了么？这个政试和事试其实也是一样，我从家父哪里有些了解，其实也简单，就是政试出来的，今后担任的官职可能是以政务为主，而事试出来的则是精于一事，比如河道治理，比如工部造船造炮等事宜，具体去执行某一件事。”
“这么说来，那这个事试肯定会考些杂学之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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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4章 政务官和事务官
科举制度本身而言，是中国发明最伟大的一项选官制度，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阶梯。
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可同时他也存在许多问题。
单就制度而言，他已经十分优秀，在同时代找不出比他更好的，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制度，但他并不完美，因为任何制度和规定，都是聪明人和统治者，来限制普通人，维护他们利益的。
科举也是如此，考试选官的方式，并没有错，但是考试的内容，以及考什么，却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如果皇帝开明与士人共治，那考试的内容也就相对灵活，但是如果遇见独裁君主，只是为家天下，那考试的内容自然也会有所限制，考试的内容会过分的去强调对君王的忠诚，限制考试内容，僵化人的思想。
王彦的位置现在有些尴尬，上不上，下不下，他肯定是不能再去为皇帝选官，去强调对皇帝的忠诚，所以原来的八股废掉，原来考试内容只限于部分儒家经典，重孔轻孟，现在重视孟子，加入杂学。
这些都是为了冲淡忠君的思想，让人们也读一读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推广心学。
这都是在为王彦眼下的行为和所处的位置，来找合法性，王彦不希望背上骂名。
当然他这样做或许也是徒劳的，但人哪能看到以后，不管后世怎么说，他该做的还是要做的。
不过明朝向来家国不分，一味的去打压忠君，同时也就不可避免伤害了整个大明朝的凝聚力。
原来所有人都有一个效忠的对象，现在突然没了，被压制了，那该效忠谁？
现实是很残酷的，人就是生而不平等，一百个人里面，总会有聪明的，有笨的，而且笨的还占了大多数。这还只是资质上的不平等，还有家庭的不平等，身份的不平等。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这让他们的内心感到安稳，也是天下凝聚力的所在，如归冒然摧毁，那就只能形成思想上的混乱，让大多数人失去归属感。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历史上又是如何解决呢？
大多数王朝最后都是用效忠于本民族，效忠于国家，用一种想象共同体，来代替国王或者教会，完成了这个转变。
此时的明朝也正处于这种思想转变的时刻，王彦对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便十分推崇，正用忠于大明，忠于天下来取代忠于皇帝一家。
这种思想上的改变，特别是心学和孟子学说的兴盛，让部分人开始质疑皇权，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效应，他们也会质疑王彦，质疑楚王这个监国。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既然君都轻了，那王彦这个监国，也重不到哪里去，甚至有人还研究起了墨子。
这就让统治者，感到恐惧了！
这不仅仅是质疑皇帝，也是质疑王彦，质疑内阁，质疑所有的当权者，这才是思想上真正的解放，是士人们自己想通了，顿悟了，而不是谁来教他们怎么做。
如此一来，按着民贵的思想，王彦要保持他的合法性，就得为民多干点好事，这样才能得到认可，否则他霸占监国的宝座，却不干人事，那就与他所提倡的东西背道而驰了。
不管王彦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总归需要为民做事，得到天下的认可，这成了王彦改革做事实的动力。
皇帝对待科举，挑选官员时，多半是有没有能力先不说，先挑对皇帝忠诚的，而眼下没有一种忠于权臣的思想存在，王彦只能选能干事的。
他将有能力，能干事的人才选拔上来，天下安定，百姓富足，百姓脑壳有包才会倒王。这样一来，监国之宝，王彦也坐得踏实。
这次科举考试的进一步改革，其实是整个明朝官制改革的一个基础，也是今后改革的第一步。
房间内，两侧的声音，不时的传来，王彦与顾炎武、钱谦益坐在一张桌子前，上面摆着几碟子小菜，还配了一壶好酒。
几人听了一会儿，钱谦益拍了王彦一个马屁，“监国，这次将科举分为政科和事科，实乃千年来一大创举。”
科举刚开始时，分了许多种类，后来才逐渐统一，王彦着根本不是什么创举，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士林领袖的马屁。
王彦将筷子放下，“党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最耗国家元气，损耗人才，耽搁政事，多少名臣毁在党争上。”
王彦顿了下，自嘲道，“当初孤为官时，对此十分厌恶，还谏言高宗皇帝，要废除党争，禁止党争，然而事实上孤却是一路党争，才走到今日。现今回想起来，当初未免太过理想，这党争是禁止不了的。”
说到党争钱谦益比王彦的感慨还要多一些，一旁的顾炎武却笑道，“监国正是考虑到党争不能禁止，所以才想将朝廷官职改变，分为从政的政务官和具体做事的事务官么？”
王彦也笑了笑，“不错，党争既然不能禁止，那朝廷也没必要遮遮掩掩，今后政务官可以明面属于何党，但是事务官，还有武官则禁止结党，这样就算党派斗得厉害，朝廷的具体事务，却不会乱！”
钱谦益开口道：“之前党争，往往牵连一片，好多将领或者地方大员都被牵连，有能力之人被罢官，造成朝中能人匮乏，只能让些会说不会做的人接替，结果酿成大祸，让朝廷和百姓蒙受损失。监国将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臣以为是一大善政，不过这个事务官和政务官要怎么划分，还得精细一些。”
王彦与顾炎武两人都微微颔首，后者对王彦和钱谦益道：“监国，钱大人，这个划分确实应该弄清楚，比如刑部、大理寺和谏台，要怎么划分，就至关重要。”
官制的改革，是一件大事，牵扯的事情太多，王彦也是摸着石子过河，只是有了这么个想法，连内阁都还没通过。
“这个具体的划分，会有内阁和朝廷具体进行商议。”王彦将他的想法说了出来，“不过，孤的大概设想是，政务官争论朝廷的各种预议，决定朝廷要做什么事情和发展的方向，做出计划和目标，而事务官则具体去执行！”
王彦的大概意思就是党争既然不能避免，那就想法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之前的议事堂制度，其实已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争的规模，改变了党争的模式，但王彦觉得还不够彻底，更主要是他不想看见一党把持朝廷中的许多部门，行成贪腐，希望对各派有一个限制，所以弄出个禁止结党，又具体执行事务的事务官出来。
他的设想是，各派主要在内阁和议事堂争斗，来决定朝廷的各项大事，然后再交给各部的事务官去执行。这样就剥夺各派，参与具体事务，可以减少贪污和官官相护的局面出现。
特别是刑部，谏台，大理寺，这些重要的部门，绝对不能被某一派控制。事务官没有党派背景，贪污起来，不容易被庇护，而如果是党派之人，则有可能被隐藏下来。
当然这需要制定规矩，将明朝各部的官职进行划分，一旦被分到事务官，就必须严厉禁止加入某党，如果违反，就的罢官，甚至要拿下审判。
王彦会有此想法，主要是因为锦衣卫和兵部内斗，牵扯出了兵部的一件贪污案，牵扯数名兵部官员，但刑部却想压下来。这件是让王彦惊醒，对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言，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人。
不过要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牵扯到了朝中楚党、浙党等党派的公开化的问题，可以说操纵起来十分复杂，怕是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都理不顺，也弄不明白。
三人正说着，两边士子的声音，又传了过来。那个姓张的士子，继续说道：“李兄说的不错，事科是偏重杂学，对于经传的要求低一些，录取的人也多一些，相对比较好考，容易中举，但是这个事科今后为官，却有些瓶颈，我听国子监的同仁说，事科到顶就是一部侍郎，但政科出身的却有机会拜相。”
“张兄的才学，想必是靠政科了！”
“确实，家父希望我考政科，那李兄你呢？”
“我原准备考政科，但听张兄的话，到觉得这个事科的把握要大一些。我经学只是马马虎虎，比不上张兄，到不如考事科，今后专心为天下做点小事。”
听着谈话，顾炎武道：“监国，看来士子们对于这次改革，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啊！”
钱谦益笑道：“自古以来，都是朝廷考什么，天下的读书人就学什么，就是有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