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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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胸有成竹，阎部长会有心思来参加我的婚礼？”周赫煊笑道。
阎锡山坦白说：“我是跟老蒋有些合作，但又觉得不对头，跟手下参谋讨论好几天都没头绪，所以决定来问问周先生。连英国的汤因比先生，都说你是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的问题肯定也有独到见解。”
周赫煊分析说：“常凯申并非蠢货，他敢提出裁军，必然拉一派打一派。中国人讲究远交近攻，必然是拉拢阎部长，而打压冯（玉祥）、李（宗仁）、白（白崇禧）。我说得对吗？”
“全对！”阎锡山佩服道。
周赫煊又说：“李、白二人的地盘，离常凯申最近，而且他们属于新进军阀，地盘小、底蕴也不足，因此常凯申必然首先对二人下手。等解决了李、白，下一个就好轮到冯玉祥。至于最后嘛，阎部长觉得会是谁？”
“可不就是我吗？”阎锡山笑道，他清楚这个道理，但却有自己的打算。
这就是当局者迷，或者说心存侥幸，总认为受伤的不会是自己。
冯玉祥在北伐战争中出力很大、损失最多，但半年前的分赃会议上，却被常凯申刻意打压，最后得到的好处竟不如阎锡山。
即便如此，冯玉祥还抱着幻想，希望在编遣会议上得到常凯申支持，从而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管是以前的北洋政府，还是现在的南京政府，都是合法的中央政府，占据着道统大义。军阀们是很看重这个的，因此冯玉祥和阎锡山都想谋得高位，在中央政府有了地位和影响力后，联合其他势力，通过政治打压的方式逼蒋下台。
周赫煊不想看到军阀混战，他建议说：“阎部长，你最好在常凯申对李、白二人下手时，就站出来反对，这样才能避免事态扩大。”
“这个嘛，容我再想想。呵呵。”阎锡山敷衍道。
周赫煊出的是好主意，也是唯一避免中原大战的方法。只要常凯申不能顺利压服李、白，就不敢轻易对冯玉祥下手。
可阎锡山不愿意，因为跟常凯申的密约，此次裁军他属于受益者。
到嘴边的肥肉，阎锡山不想放过，至于李、白二人的死活，他才懒得去管。
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轮到自己时，总还抱着侥幸和幻想。
阎锡山觉得，等常凯申解决了李、白，再对冯玉祥下手时，必然弄得天怒人怨。到时候他站出来振臂一呼，联合各方势力，就能轻轻松松逼迫常凯申下野，他自己则有机会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周赫煊提醒道：“阎部长，常凯申是绝对不会遵守你跟他的约定的，小心被人当枪使。”
阎锡山说：“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常凯申到底会玩什么花招？”
“过河拆桥，你当心就是。”周赫煊道。
阎锡山还想再问，周赫煊却闭口不言，因为说了也没用。直到阎锡山去南京开会，才终于明白什么叫过河拆桥……
在阎、蒋两人的密约中，常凯申和阎锡山各获得十个师编制，冯玉祥八个师编制，李宗仁、白崇禧加起来八个师编制，其余几个师归中央直属。
此计划由阎锡山主动提出，然后常凯申顺势答应，他们联手起来打压其他人。
可阎锡山万万没想到，常凯申突然临时变卦，莫名其妙把全国设为八个编遣区，常凯申自己就独自掌控四个。这个裁军方案如果严格实施，那么全中国的军队，有一半掌控在常凯申手中。
由于阎锡山在开会第一天，就表示出强烈支持中央的态度，到最后他都无法反对这个方案，只能含泪吃下自己贪心的苦果。
这笔买卖，亏大发了！
开会结束后，阎锡山对自己的随员感叹：“又被周先生料中了，我就不该支持老蒋，作茧自缚啊！”
283【断章】
1929年1月8日。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几大军事领袖，带着满腹怨气离开南京。
在动身离开前，李宗仁和冯玉祥有过多次密谈。二人都认为常凯申要玩独裁，他们准备拒不执行裁军计划，如果常凯申要动用武力，那么彼此应当互相支援，绝不屈服。
随后，李宗仁匆匆返回武汉，并让白崇禧把驻扎在北平和唐山附近的军队，全部调回武汉准备打仗。
常凯申注意到桂军的动向，也在湖北和安徽边境集结大军，蒋桂战争一触即发。
冯庸才不管那些，自顾自地修理飞机。无论南京这边如何裁军，反正管不着东三省的事情，那边有日本人虎视眈眈，东北军是不可能按照计划裁军的。
冯庸迫降的地方在上海郊外，他把飞机修好后，从当地请来几十个农民。
先是简单的修建跑道，用碎石块和沙土把道路铺平，然后冯庸坐进驾驶舱，冲旁边看热闹的周赫煊喊：“明诚，快上来！”
“这就可以了？”周赫煊傻傻的看着那简易跑道，平不平坦且不说，尼玛长度也不够吧，顶多也就百来米的样子。
冯庸笑道：“没问题，上来吧！”
周赫煊战战兢兢地爬上去，戴好飞行帽说：“五哥，我这条小命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哈哈，准备起飞了，”冯庸扭头对后方的农民大喊，“用力拉住，我喊放才放！”
几个农民拽住绳索，绳索的另一端套在飞机尾翼上。
冯庸立即启动飞机，拖着那几个农民前进了好几米。等发动机达到预定转数，只听他一声大吼：“放手！”
咻~~~
飞机犹如弹射般前进，只在简易跑道上行驶大概80米，便快速的离地飞起，擦着前方的小山包升上天空。
“我草！”
周赫煊抹了额头的一把汗，惊魂未定道：“你这是玩儿命啊！”
“放心，我有把握，”冯庸自信地说，“上次那架飞机要小一些，才助跑50米就飞上天了，这120米的跑道绰绰有余。”
“你厉害。”周赫煊无语道，心里发誓再也不坐冯庸开的飞机。
冯庸很快就把飞机开到城市上空，没事瞎兜圈子玩，发动机的隆隆声吸引了不少上海市民驻足观看。
不多时，下方居然又飞来一架飞机，冯庸立即朝人家飞过去，还冲对方挥手大喊：“嗨，下午好！”
可惜听不见，招呼白打了。
跟冯庸一样，对面那架飞机也在城市上空盘旋，不过他们并非在玩，而是往城里扔东西。
成百上千的小型降落伞，如同蒲公英的种子，在天空中到处飘荡，模样煞是好看。
“这啥玩意儿？”冯庸诧异道。
周赫煊想了想说：“可能是在发传单吧。”
“你捞一张看看。”冯庸说完就开着飞机俯冲下去。
飞机两侧没有封闭，周赫煊顺手一探，就捞到只飘扬的小降落伞，伞下还缀着印刷纸张。
周赫煊将那印刷物打开，上面的内容让他瞬间无语。
“写的什么？”冯庸问。
“广告，”周赫煊满额头黑线，“唐驼的卖字广告。”
咱们说袁公子登报卖字，已经非常有个性了，可唐驼更牛逼，居然用飞机散发卖字广告。
唐驼是谁？
就是本书前面章节里提到的，六年内写了3万副对联，雇佣两个助手磨墨还不够，自己发明磨墨机那位。
冯庸听了大笑：“哈哈，有意思，头一次见用飞机发卖字广告的，我得去拜会拜会。”
周赫煊只能表示：民国的疯子真特妈多。
由于飞机的油不太够，冯庸只转悠了几分钟，便前往虹桥机场降落，然后两人坐车返回海格路宅子。
当晚歇了一夜，冯庸便开着飞机前往北平，然后转飞奉天向张学良复命。
在上海逗留数日的汤因比，也带着女秘书前来辞行。他要去南京拜访常凯申，然后前往湖北和山西，四处考察中国的文化和政局。
汤因比问道：“周先生有兴趣到伦敦大学授课吗？”
“太远了。”周赫煊直接拒绝。
汤因比发出邀请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周先生能去英国做学术交流，那边的学者肯定很感兴趣。”
“以后再说吧，”周赫煊拿出一沓稿件道，“这是我的文章，已经翻译成英文了，汤因比先生你可以替我带回英国。”
“荣幸之至。”汤因比笑道。
那些正是《历史研究》稿件，不过周赫煊讲课的时候，改成了《人类文明史》。内容与讲课时大同小异，不过也有些修改，是他跟汤因比讨论后定的稿。
两人已经约定，这一系列学术论文，观点不同的各自撰写后署名，观点相同的则共同署名发表。
汤因比走了，沈从文也赴任了，被胡适邀请去中国公学当老师。
结果上课的第一天，沈从文就闹出大笑话。他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学生久久不语，脑子里一片空白，脸和脖子都憋得发红。
学生们有些懵逼，不知道这位新老师想干啥。
只听沈从文说：“给我五分钟时间！”
好嘛，沈大作家是脑袋宕机了，第一次讲课有些找不到北。
中国公学就在上海，周末大家出来聚会时，沈从文自然而然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沈从文表情显得很尴尬，胡适安慰他说：“没事的，慢慢就好了，第一次难免出差错。”
“我们还是聊文学吧。”沈从文掩面道。
徐志摩问周赫煊：“明诚还是没写新诗？”
周赫煊想想说：“有一首。”
徐志摩找来纸笔，迫不及待道：“快写出来看看。”
周赫煊这次抄的诗很短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徐志摩反复咀嚼着其中意味，猛的赞道：“好诗！好灵性！回味无穷！”
“有点禅意。”胡适微笑说。
沈从文细细体会着那意境，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似乎想起了他的湘西往事。
就在《新月》将这首诗刊载时，周赫煊的作品终于在法国出版了，而且一出就是好几部。
284【年鉴学派创始人】
斯特拉斯堡市，隶属于阿尔萨斯大区，位于德国和法国边境。
这里的历史变迁很复杂，它原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并入法国，接着又被德国占有，一战后又被法国抢回来。
记性好的朋友，应该还对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凡尔赛合约有印象，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德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法国。
吕西安费弗尔，此时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当教授。
他最近正在筹备创办一本杂志，叫做《经济社会史年鉴》。我们以未来者的视角来看，这份杂志开创了年鉴学派，改变了世界史学界的面貌，为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好吧，说起来很牛逼，但此时的吕西安费弗尔还属于“非主流”。
二十世纪20年代的欧洲史学界，主流派别为“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
这种史学流派兴起于19世纪后期，当时自然科学爆发式进步，科学家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成果。整个西方社会，都陷入对科学的无限崇拜当中，史学家们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议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通过各种心理分析，以及对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关注，用来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把所有历史都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大要素。史学家们利用自然科学思维，总结出一套“科学公式”，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有其先进性，促使传统史料去伪存真，让历史研究更加严谨。但局限性同样很大，史学家们这么搞下去，导致史学朝着自然科学靠拢，忽视了历史研究的独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都充斥着颓废、迷茫和反叛，从而酝酿出多种多样的新流派。
质疑实证主义史学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暂时还无法将它推翻，吕西安费弗尔就是反对者中的积极分子。
“杂志稿件还没收齐吗？”马克布洛赫走进办公室问。
吕西安费弗尔笑道：“还有一份在邮寄途中，可能最近几天就能收到。”
马克布洛赫苦恼地说：“我前后联系了五家出版社和发行商，没人愿意帮忙发行我们的杂志。”
“很正常，”吕西安费弗尔比喻道，“实证主义史学是风车，我们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难得到主流群体的重视。”
“那怎么办？”马克布洛赫问。
吕西安费弗尔说：“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过交道，或许他能帮忙发行杂志。”
等到周末，两人把杂志创刊号的内容编好，拿着粗糙印刷的样刊结伴前往巴黎。
……
20世纪20年代，被西方世界称为“疯狂的20年代”。
特别是法国这边，一战的糟糕状况已经结束，经济在20年代全面复苏，呈现出耀眼的繁荣景象。
但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却刻在每个人骨子里。于是有钱人尽情享乐，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艺术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则各种反叛传统，创造出乱七八糟的新流派。
穷人们也顾不上闹革命，虽然他们过得比以前还困难，但劫后余生让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0年代末期，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也让底层人民稍稍有了点希望。
这似乎是一个盛世！
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两人，行走在巴黎街头，看着那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心情变得好了许多。
由于阿歇特出版社在巴黎西郊，时间太晚赶不上，他们干脆在旅店住下。
此刻已是半下午，费弗尔闲得无聊，于是提议去逛书店，布洛赫欣然同意。
跟美国那边情况一样，20年代的法国出版业也正处于繁荣时期，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