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第1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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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梅兰芳在卓别林的别墅里，探讨起京剧中的丑角。
梅兰芳说道：“用中国戏曲界的行话来说，就是无丑不成戏。丑角分文丑和武丑，文丑以念白和做工为主，武丑以动作为主。说穿了，就是利用台词和动作的夸张性表演，进而取得特殊的戏剧效果。”
在翻译转述之后，卓别林点头道：“这跟西方的幽默喜剧很类似。”
梅兰芳说：“中国戏剧讲究火候，就拿丑角来说。火候不足，让人笑不出来，火候过旺，又难免让人出戏。”
“是的，幽默剧也是这样，”卓别林说，“用力不足，难以打动观众，用力过火，就会让人觉得尴尬。”
讨论了一番丑角和幽默戏，两人又聊起表演。梅兰芳说演员站在舞台上，就是另一个人生，卓别林对此很赞同，说这是对表演角色的全身份投入。
聊到中午，梅兰芳在卓别林家中用完午餐，两人相约去剧院看舞台剧表演。
舞台剧门票比电影票贵得多，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观众数量越来越少，只有百老汇那边的顶级演出还算红火。
看完演出，梅兰芳与翻译一起回到旅馆，张彭春见面就说：“鹤鸣，周先生又出新书了。”
“噢？《狗官》也在美国发行了吗？”梅兰芳坐下问。
“不是《狗官》，是《泰坦尼克号》，一部科幻爱情悲剧。”张彭春拿出崭新的小说笑道。
张彭春对梅兰芳的全美巡回演出贡献颇大，他担任梅剧团艺术指导，根据美国人的审美需求，建议梅兰芳对剧目做适当的改动。这种改动非常成功，引起美国观众的极大兴趣，如果按照原汁原味的京剧来演，可能效果会大打折扣。
梅兰芳拿过来一看，发现是全英文的，只能对翻译说：“钟小友，你能帮我读一下吗？”
“当然可以。”翻译叫钟鹏飞，是南加大的留学生，当场便捧着小说用中文念起来。
梅兰芳闭着眼睛听小说，刚开始的未来情节让他很诧异，但小说进入正题后，梅兰芳很快便沉浸在这爱情故事当中。
周赫煊在写小说时，对各种配角人物进行了扩展。比如老绅士、乐手、船长、暴发户太太等等人物，描写得更加形象丰满。特别是那个暴发户肥婆，简直堪称搞笑担当，每次出场的言行都让人忍俊不禁，她粗鲁、简单、直率，而又善良，角色塑造得非常讨喜。
让梅兰芳感触最深的，是乘客和船员忙着逃生时，船上乐手战战兢兢地演奏乐曲。当他们得知没有救生艇后，从害怕、担忧变得淡定，悠然地进行生命中最后一次合作演出。
晚饭结束后，翻译继续念读，一直读到晚上11点才停下。第二天上午，梅兰芳又继续听这个故事，直到半下午才把故事讲完。
梅兰芳说：“虽然故事发生在西方，但如此扣人心弦，中国人听来也大受感动。”
张彭春属于话剧专家，他说：“我在阅读《泰坦尼克号》后，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改编成舞台剧！”
梅兰芳开玩笑道：“也可以改成京剧演出。”
张彭春正色道：“我打算跟百老汇合作，将这出戏改为歌剧或者话剧，必然大受欢迎。”
其实不止张彭春有这个想法，美国民族戏剧奠基人、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此刻同样生出把《泰坦尼克号》改编成舞台剧的念头。
“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在奥尼尔之后，美国才有戏剧。”这是美国评论界对尤金奥尼尔的评价。
奥尼尔年轻时一直在流浪，去过南美、到过非洲。他淘过金，当过水手、小职员和无业游民，回美国后也做过临时演员，26岁跑去哈佛大学旁听戏剧技巧课程，就在半年前，41岁奥尼尔终于拿到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奥尼尔由于做了好几年的水手，他早期几年的剧作品，内容全都是讲述航海生活。在读完《泰坦尼克号》以后，奥尼尔再次萌发出创作航海剧的冲动，他甚至跑去中国驻美使馆和麦克…劳尔图书公司，希望联系到周赫煊，取得这部小说的戏剧改编权。
麦克早就得到周赫煊的许可，由他全权代理《泰坦尼克号》在美国的一切版权事务。双方很快就达成合作协议，奥尼尔花费1000美金取得戏剧改编权，以后这出剧的每场演出，周赫煊都要分润1％的商业演出收入，这笔钱从奥尼尔的编剧酬劳中扣除。
尤金奥尼尔公开评价道：“《泰坦尼克号》是20世纪最经典感人的爱情小说之一。”
周赫煊的美国脑残粉、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去年提名周赫煊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同样在自发帮《泰坦尼克号》做宣传。他在《纽约时报》的文学专栏中提到：“最近发现一本有趣的作品，他是周赫煊先生的首部西方小说，它让人相信爱情的纯粹，将会成为伟大而经典的爱情作品。”
事实上，根本不用辛克莱刘易斯帮忙推荐，这本小说早就在美国火起来了。
麦克以“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噱头，疯狂宣传《泰坦尼克号》。美国人对周赫煊的印象颇深，《大国崛起》早就卖疯了，《泰坦尼克号》一出来，立即有不少老读者去购买。
碍于美国图书市场的大环境不景气，《泰坦尼克号》首周只卖出3000多本。但随着小说口碑的发酵，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谈论杰克与萝丝的爱情，谈论着泰坦尼克号撞冰山的故事。
结果到第二周时，小说新增销量暴涨到8000多册，并且引起业界和报界的广泛关注。
《纽约时报》独辟蹊径，在小说上市的第三周时，突然开始报道关于那艘已经沉没的大船信息。
美国读者这才知道，原来《泰坦尼克号》并非凭空杜撰，历史上居然真的有这艘船，而且确实是首航途中便撞冰山遇难。书中的船长等人物，使用的是真实姓名，沉船的过程也遵循了现实。
这些消息的报道，让人们对小说更感兴趣，甚至开始讨论男女主人公以及海洋之心是否真实存在。
终于，《华盛顿日报》也刊登出文章，分析小说中的“海洋之心”，应该是传说中那颗“厄运蓝钻”。这颗钻石在1642年发现于印度，成为法国国王的饰品。
然而诡异的是，将钻石献给国王的珠宝商，最后变得身无分文，在再次寻宝的过程中被野狗咬死。而钻石的第一任主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仅佩戴了这颗钻石一次，就染上天花去世。继承王位的路易十六，把钻石送给王后佩戴，于是路易十六和王后同样被砍头。接下来的钻石主人是兰伯娜公主，这位公主在佩戴钻石杯，也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杀。
之后钻石流落到民间，英国银行家将它命名为“希望”，结果银行家破产、离婚，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之后土耳其苏丹哈密德二世成为钻石新主人，结果他乘坐的汽车跌落悬崖，全家一起遇难。蓝钻被苏丹的亲信左毕德得到，但左毕德也被处死。
钻石最终被美国华盛顿邮政负责人麦克兰拥有，麦克兰夫人在佩戴钻石的第二年，儿子车祸去世，丈夫随即死去，女儿也因服用安眠药过量死亡。随后，这颗名叫希望的“厄运蓝钻”便没了消息此事发生在泰坦尼克号撞冰山的前一年。
此新闻报道一出，全美国哗然，居然还有这种诡异的玩意儿！
钻石最后的拥有者麦克兰夫人站出来表示，“希望之星”蓝钻依旧在她的首饰盒中，并没有卖给任何人。
虽然有当事人澄清，“希望之星”并非小说中的“海洋之心”，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厄运蓝钻的存在。人们对此更加疯狂，全社会都在探寻《泰坦尼克号》的隐藏秘密，各种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层出不穷。
甚至于，居然有个美国女人跑出来说，她就是当年幸存的萝丝。
这种热潮一旦被炒起来，《泰坦尼克号》的销量刷刷往上涨，连好莱坞的电影公司都来了兴趣，想要把这部小说改拍成电影。
340【莫斯科】
《泰坦尼克号》在美国热卖时，周赫煊等人已经抵达了莫斯科。随行的人很多，有李石曾及其随员、爱因斯坦和女秘书、柯布西耶和助手，还有蒋作宾派来的驻德外交人员。
东北军和苏军虽然暂时停战，但矛盾并未真正解决。
就在1929年12月，东北的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与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签署《伯力协定》。苏方要求：中东路恢复到冲突前的原状，所有被捕的苏联侨民一律释放，中方解除在东北避难的白俄武装并驱逐其首领，恢复双方的领馆和商务机构。双方就如何履行协定问题，定于193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协商。
张学良是很想赶快解决争端的，毕竟苏联军队还在东北驻扎着，早点把这些瘟神送出去才好。
但常凯申却故意拖延，他正在对付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不想张学良掺和进来，因此想用苏联人把张学良拖在东北。
于是乎，南京国民政府迟迟不派外交人员去莫斯科谈判，导致局面就僵在那里。
苏联也是比较头疼的，大军在外每天都要花钱，一直拖着不解决也不是个事儿。在常凯申的故意拖延下，苏联只得主动撤兵，但却保留了对黑瞎子岛等边界岛屿的占领这个边界纠纷一直持续到21世纪。
事实上，如果南京政府赶快派人去莫斯科谈判，黑瞎子岛很有可能轻松收回。但常凯申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东北的死活，也不管中国领土是否被霸占，他的注意力都在对付阎锡山、冯玉祥上。
驻德公使蒋作宾，做为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外交人员，纯属皇帝不急太监急。他这次居然瞒着国内政府，私自派人去跟苏联接触，想要促成中苏两国恢复邦交。
蒋作宾甚至还拜托周赫煊，希望他能够与苏联重要官员对话，为恢复中苏邦交贡献力量。但周赫煊对此却没啥兴趣，因为南京政府不拿出态度的话，他说再多也无济于事。
等到日本武力入侵东北后，到时就该苏联人着急了，自然而然就会恢复正常邦交。
周赫煊的想法就是等待好机会，到时苏联急于恢复两国关系，说不定就能将黑瞎子岛给收回来，不至于把边界问题拖到几十年后也无法解决。
苏联政府对周赫煊还是很重视的，更何况随行的还有爱因斯坦和柯布西耶。众人一抵达莫斯科，苏方立即派专人陪同，带着他们去参观了工厂、学校和农场等单位。
在莫斯科的一所中学里，苏方官员得意自豪地介绍道：“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对17岁以前的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通和综合技术教育，实行教学与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方法。”
李石曾惊问道：“贵国的免费义务教育，已经扩展到17岁以前学龄儿童了？”
“是的，苏联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苏联的学校，也是劳动人民的学校。”苏方官员微笑道。
李石曾又问：“教育与劳动如何结合呢？”
苏方官员道：“我们把学校里必须学习的全部知识，分为自然、劳动和人类社会三个单元，称为综合教学大纲。教育和社会劳动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建立了很多工科、工程经济和其他高等学校，能够培养出大量基层技术干部。学校里走出去的学生，可以马上投入社会劳动。”
“贵国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和执行力，真是让人惊叹啊。”李石曾由衷感叹道。
李石曾也是主张教育与劳动结合的，他跟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中，劳动教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劳动大学，级别跟清华、北大这些高等学府相同。
突然，一个老师带着几十位学生，兴高采烈地从众人面前走过，然后坐着开车离开学校。
李石曾问道：“这些学生要去哪里？”
“工厂，”苏方官员说，“苏联的教育注重劳动实践，学生每周都有机会接触实际的生产。他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优秀的操作技师和工程师了。”
李石曾转过身来，对周赫煊说：“明诚，苏联的教育模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周赫煊很想回答：老先生，你可别被苏联人忽悠了！
但碍于苏联官员在场，这种话实在不好说出口，周赫煊只能暂时憋着。
首先，苏联官员所说的义务教育情况，其实有很大水分。苏联此时许多边缘地区，义务教育根本没有普及，更别说年龄范围扩大到17岁以下儿童。
其次，苏联的综合教育大纲，严重破坏了教育学科的系统性。所有学生都是流水线出来的，甚至废除了入学、升学和毕业考试，取消了对学生的血液评定，导致教育质量远远不如沙俄时期，更不可能培养出大科学家。
苏联教育部门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个严峻问题，正在计划着进行教育改革。但改来改去，依旧问题重重，比如把大量工人的子女归为“智力落后的”、“有缺陷的”行列，直接送进特殊学校，戕害了无数儿童。教师的作用也被无限放低，成为照本宣科的机器。
这种情况直到二战期间才有所改善，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苏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真正完善了**教育体系。
苏联在教育上走的弯路，长达近三十年时间，如今还处于初期的摸索阶段。经过苏联官员这么藏头露尾的吹嘘，居然让李石曾感到羡慕，只能说老先生太容易忽悠了。
不仅是教育，苏联的工厂和农场，也让随行的中国人感到惊艳。到处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农民干劲十足，人人脸上都带有建设国家的满足和幸福感。
虽然这些都是样板单位，专门呈现给外国人看的，但也并非完全弄虚作假。
周赫煊随便找几个工人和农民聊天，对方的语气显得激动而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