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第2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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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见吕碧城陷入迷惑,说道:“何不听听弘一师弟怎么说?”
吕碧城疑惑地看向李叔同,只听李叔同说:“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而得解脱。”
听了李叔同这番话,吕碧城愈加迷惑,因为李叔同说的是律宗基本法门,跟她提出的疑问完全不沾边。
所谓旁观者清,周赫煊坐在旁边倒是听明白了。
太虚大师、李叔同和吕碧城三人,分属佛教的禅宗、律宗和净土宗三大派别。李叔同故意提起律宗的基本法门,其实是想说坚持自己的修行,不能被别家的言论所困扰,让吕碧城不要太过着相。
显然,吕碧城修行不够,她已经钻牛角尖了。如果悟不透这个道理,她一辈子都别想精进。
周赫煊不再理会吕碧城,而是问道:“太虚大师,弘一法师,两位对佛与人、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怎么看?”
李叔同回答说:“佛者,觉也,觉了道理,乃能誓舍身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念佛必须救国。”
爱国者终究是爱国者,即便当了和尚,他还是一个爱国者。
李叔同当年参加过很多救国运动,更是抵制洋货的坚定奉行者。他以前做老师的时候,学生见他穿的衣服用料很差,于是送给他一件新衣服。李叔同说:“我不穿洋布。”学生说:“此布乃国货,我们中国也可以制造这种好布了。”李叔同闻言大喜,对那件衣服爱不释手,直到穿破了也舍不得扔。
即便在李叔同做了和尚以后,他也曾对弟子说:“人生在世,有三大难得。一是中国难得,二是佛法难闻,三是良师难遇。”
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在李叔同的心中,国家是排在佛祖前边的。
周赫煊又扭头问:“太虚大师觉得呢?”
太虚大师的回答完全出乎周赫煊意料之外,他说:“佛是追求自由的现实主义者。佛教的兴起,源自于印度社会的自由主义运动,以解放当时的种姓压迫。当今中国之现实,乃追求国家民族的自由解放,这是学佛之人必须明白的。当时之世,想要修佛有成,必须投身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这跟释迦创立佛教的理念是相通的。”
“这跟现实主义有什么关系?”周赫煊疑惑道。
太虚大师说:“各私见私欲之偏执主义,以及主观主义,其本源即唯物论、唯我论和唯神轮。以囚于无生物之主观,穷究无生物之本体,至于脱离现实之纯主观境,若原子等。偏执为现实之本源,依之演为万有,则为唯物主义之哲学与科学进化论……”
周赫煊听得目瞪口呆。
尼玛,我只是问一下佛与国家民族的关系,问一下佛学怎么扯到现实主义,你有必要扯这么一大堆吗?
太虚大师足足说了五六分钟,从唯物主义、进化论,讲到唯心主义和道家、儒家,还说佛教的轮回解脱论属于印度外道。
厉害了,我的大师。轮回解脱在你口中,居然都成了旁门左道,你真的是一个和尚吗?
李叔同听了不置可否,既不反驳,也不赞同。
吕碧城已经完全懵逼,太虚大师此时说的一席话,彻底捣碎了她的佛学观。
其实太虚大师说了那么多,概括起来很简单。他认为人的私欲带来主观性,把人类囚禁于繁杂的主观世界,修佛者应该跳出来,从现实的主观视角来看待问题,这样才能洞察现实之真相,才能超脱囚笼得到自由解脱。
所以,他说佛是追求自由的现实主义者。而这种自由,也包含着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一旦日本侵占全中国,那么中国的佛教徒就永远被囚禁,永远无法得到自由超脱。所以,中国佛教徒想要修成正果,必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圆满境。
这属于颠覆性的佛教思想,恐怕在传统的修佛者看来,太虚大师已经堕入了魔道。
581【妖僧】
“太虚兄,告辞!”
“周老弟,再会!”
周赫煊足足在南普陀寺住了三天,因为他很喜欢跟太虚大师聊天。当然,期间他还参加了寺院的浴佛节,并给佛学院的学僧们做了爱国主义演讲。
太虚大和尚的理论很有意思,对佛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决反对“轮回解脱论”,认为每个人只要打破牢笼,就能即身成佛。
这属于典型的“禅宗”思想,但又不止于此。因为他还呼吁僧众积极入世、自力更生、刻苦劳作,甚至把爱国主义跟佛学修行结合在一起,号召僧众们努力打造人间净土。
周赫煊最感兴趣的,还是太虚和尚的史学观点。他把整个人类的历史,视为一部“自由史与反自由史”,并创作出一部**型的佛教著作《自由史观》。
周赫煊还是第一次知道,居然有人用佛教观点来阐述历史发展。
离开南普陀寺的时候,周赫煊向太虚和尚讨了两本《自由史观》,做为旅行途中的解闷之物。
船上。
于佩琛气得差点把书扔海里,愤怒地说:“妖僧,那就是个妖僧!”
“哈哈哈哈!”
周赫煊忍不住大笑起来:“太虚大师的观点很有趣嘛。”
于佩琛反驳说:“哪里是有趣,简直就是对**的无端抹黑!”
周赫煊笑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佛学的观点来阐述**,也未尝不是个有趣的视角。”
于佩琛气得不肯再说话,因为《自由史观》对她刺激太大了。
周赫煊读起来却感觉格外有意思,他完全把太虚大师的《自由史观》当成历史著作来读,而非是正经的佛教著作。
整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人类之自由史和反自由史,第二个部分阐述古代**原理,第三部分阐述近代自由运动,第四部分论述佛教的自由主义观,第五部分探究自由史观之下的世界教育、社会经济和国际政治。
你很难想象,这本书是一个和尚写出来的。
书中提到老子、庄子、孔子很正常,但他还扯到耶稣、伊甸园、石器时代、原始文明、驯养繁殖、早期神庙、吕底亚(中东古国)、苏马达(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早期民族)、威尔士(《世界史纲》作者)、马克思、埃及、印度、蒙古……
其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且不谈,只根据这些内容,就知道太虚和尚是个精通世界史的大学者。
让于佩琛感到生气的,是本书关于**的论述,那一章的标题叫《唯物的共产帝国主义之反自由》。前面还有两章分别是《唯神的强权帝国主义之反自由》和《唯我的自利帝国主义之反自由》。
这三章里头,太虚大师把世界各大列强喷了个遍,把苏联的政体也称为帝国主义。
咱们随便摘抄几段关于**的论述
“产生于近代唯物论科学发达后之社会主义,约为三派:有国家政府者,则有马克思**与基尔特──同业公所──社会主义;无国家政府者,则为无政府**──安那其主义;无政府党之口号曰:吾党无祖国,地球即祖国;吾党无上帝,自由即上帝;无神、无国家、无政府、无私有财产,但自由于地球而已。”
“故基尔特与安那其,皆自由者而非唯物者也。马克思**则不然,以唯物史观主张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战争,由劳工夺取国家政府而专掌政权,以实现共产制度之社会者也。于是更加别种原因,而赤俄之唯物的共产帝国主义乘时出现。”
仅凭以上这些内容,就知道太虚和尚对共产理论也很有研究,至少分得清**的诸多派别。
他还逮着苏联往死里黑,认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物质的,**理论也是唯物的,但放到一个国家,很快便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武器,被苏联的政党首领所支配利用,就像基督教会支配教众信仰一样。苏联人民虽然推翻了沙俄统治,但却走向了另一条不自由道路。
于佩琛做为**的信奉者,读到这些内容当然生气啊。
当然,太虚和尚不仅黑了苏联,他还把世界列强都喷了个遍。或许是怕被封书,太虚和尚顺道吹嘘了三民主义,但也指出三民主义还不完备,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周赫煊把这本《自由史观》读完,最大的感触就是,太虚和尚是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额,准确地说,是个空想佛国主义者。他要创立一个乌托邦式的佛国,也即人间净土!
在这个佛国里边,并非要强迫人人信佛,甚至可以人人都不信佛,而是要使人人自由、人人幸福,人人可以吃饱穿暖、不受压迫。
嗯,跟**的终极理想差不多。
如果放在几百年前的古代社会,太虚大师很可能成为张角式的人物,他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经济和政治主张虽然这些主张看起来很幼稚,但有些内容也不乏亮点。
于佩琛见周赫煊哈哈大笑,担忧地问道:“难道周先生赞同那个妖僧的理论?”
“当然不可能赞同,我只是觉得他的思想很有趣,”周赫煊说,“从宗教的角度,来阐述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政局,这是我前所未遇的,有些观点令我大受启发。”
于佩琛说:“但是他的许多观点都是胡说八道!”
周赫煊点头道:“确实胡说八道,你对他的认识很正确,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妖僧’,如果放到封建社会,说不定要成为另一个张角。但他的思想很健康,从头到尾都是光明的,永远不可能变成邪教头子。怎么说呢,此人把禅宗、净土宗、儒家、道家、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唯物主义和**思想糅合到了一起,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十分难等可贵。”
“越是这样越危险,太能迷惑人心了,”于佩琛有些恐慌道,“他这本书的前面几章论述,居然让我都深以为然,直到他诋毁**我才警醒过来。”
周赫煊纠正说:“他没有诋毁**,他攻击的是苏联政体。”
于佩琛道:“都一样。”
周赫煊耸耸肩,懒得反驳。
582【难以解脱】
西历六月。
周赫煊坐船回到上海,居然在码头遇到了费正清、费慰梅夫妇。
“周先生,好巧啊。”费正清笑道。
周赫煊点头道:“是啊,好巧,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
费慰梅说:“我们刚从福州考察回来,周先生呢?”
“我到厦门拜访了一位高僧。”周赫煊说。
费正清对此很感兴趣:“是佛教徒吗?我对佛教一知半解,或许以后会写关于佛教的论文。”
周赫煊笑道:“那你可以去拜访太虚大师,我觉得你们应该聊得来。”
“或许吧,”费正清道,“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拜访海关官员,查找中国海关的详细历史资料。”
周赫煊说:“正好我在上海有房子,两位如果不嫌弃,可以去我那里住几天。”
“多谢周先生。”费慰梅立即欢喜地致谢。他们并不富裕,连续几个月的奔波考察,已经把钱花得差不多了,再加之上海的房租又贵,能省下一笔不菲的租金实在难得。
几人坐着黄包车,很快来到海格路的花园洋房。
刚到家,佣人就禀报道:“老爷,两天前徐志摩先生前来拜访,说如果你回来了,就给他打个电话通知一二。”
“我知道了,”周赫煊点点头,吩咐道,“这两位是费先生和费太太,你带他们去挑客房。”
“好的,老爷,”佣人恭敬地说,“费先生,费太太,请跟我来。”
等两个老外上楼,周赫煊才给徐志摩拨了个电话:“志摩啊,你找我有事?”
“明诚……那个,我……”徐志摩支支吾吾,似乎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周赫煊好笑道:“你来我家一趟吧,有什么事当面说。”
“好,待会儿见!”徐志摩立即挂了电话。
周赫煊放下电话筒,把随身的皮箱子打开,小心的取出四幅墨宝,分别是太虚大师、常惺法师(南普陀寺现任方丈)、李叔同和吕碧城写的书法。
这四人的书法各有特色
吕碧城写的是一副楷书,特点是舒展端正、落落大方,但缺点是雍容有余、灵气不足。
常惺法师写的是一副行书,特点是挥洒随心、娴静飘逸。观其字,知其心,这就是个性情平和的山间隐士。但也有缺点,他的落笔和起笔都太过端正了,看似潇洒隐逸,实则被什么条条框框所束缚,难以真正放下。
李叔同写的是一副行楷,说实话,周赫煊有些欣赏不来,觉得还不如吕碧城写的那副。这位大师出家前取法魏碑,书法走的是刚猛雄俊的路子,但出家当和尚以后,立即风格大变,而变又变得不彻底。他的这副字,充满了冲突和压抑,隐藏着一种纠结情绪,似乎还没完全从尘世解脱。
最让周赫煊惊喜的,还是太虚大师那副墨宝,内容很简单:“南无阿弥佗佛太虚。”
或许从专业的书法角度而言,太虚和尚的字比不上顶尖书法家,但实在写得太有味道了。如果用一个四字成语来形容,那就是“气定神闲”,怎么看怎么舒服。
没有吕碧城的死板,没有常惺法师的拘束,没有李叔同的纠结,太虚和尚表现出一种超然。只从字迹来看,太虚和尚已经到了“不拘外物”的境界。
周赫煊仔细欣赏着四副书法作品,很快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放好行李下楼,几人聊起了中国近代历史。
大概过了半个钟头,徐志摩匆匆而来。他进客厅以后,看到有两个洋人在,顿时愣了下:“明诚,这两位是?”
周赫煊介绍道:“他们是费正清先生和费慰梅太太。”
“哦,”徐志摩立即反应过来,热情地握手说,“费先生好,费太太好,我是徐志摩,常听适之兄在信里提到两位。”
胡适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几人顿时就拉近了距离,毫无拘束的畅聊起来。
只不过嘛,徐志摩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似乎藏着什么烦心事。
费正清很快就觉察到异样,主动提出要回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