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第4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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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天，周赫煊一直住在加尔各答，整日和这些印度进步作家们讨论文学和民族解放问题。之所以赖着不走，并非因为他想要跟印度同行们交流，而是留在这里等常凯申和宋美龄。
常凯申在视察开伯尔山口要塞之后，便带着随员回到新德里，并在这里会见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印度绿教徒联盟主席真纳（巴铁国父）、印度妇女界领袖奈都夫人等等。
接下来就是会见圣雄甘地。
为了表示尊重，常凯申想按中国人的理解，亲自前往孟买登门拜访。而甘地则想按印度人的理解，亲自前往新德里与常凯申会面。
英国驻印总督获知此情况，立即给宋美龄写信，说如果老蒋夫妇前往孟买，那么总督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之后丘吉尔又给老蒋拍电报，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否则中英同盟联合全印度参战抗日的局面将受到损害。
无奈之下，三方妥协老蒋选择在加尔各答与甘地会面。
甘地出行的声势很浩大，数千印度人在孟买送别，数百低种姓和贱民支持者随往，沿途觐见护送者多达十几万人。他乘坐火车三等车厢而来，数万加尔各答市民自发组织迎接，直接让火车站陷入瘫痪状态。
常凯申完全被那疯狂的场面给震惊了，对身边的宋美龄和周赫煊说：“不愧是圣雄，深得民心！”
数百低种姓和贱民随行者，自发为甘地开道。他们就好像护卫教皇的狂信徒，卑微、低贱而至死不屈，若是谁想对甘地不利，只能踏着这些人的尸体过去。
“圣雄！圣雄！圣雄！”
车站内外的喊声此起彼伏，高种姓者站立静待，低种姓者跪地拜伏，贱民远远的趴在地上朝觐。
英印军警如临大敌，却连枪都不敢举起来。事实上，就算发生意外也不敢开枪，否则必然闹出更大的乱子。
见此场面，周赫煊心情负责，完全不知该如何评价。他以前还有些看不起甘地，觉得这人太懦弱了，但现在却不敢有任何小觑之心非暴力不合作玩到这种程度，有时候比暴力反抗还可怕，它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暴力革命。
这么说吧，如果现在英国敢擅自提高某种布料的价格和税收，那么甘地就会站出来号召全民纺布，而拒绝购买使用英国人的布料。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响应，他们游行示威、罢工罢市，任凭英国人镇压也要坚持到底，那种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让英国人根本无法面对。
你杀你的，我做我的，我伸脖子让你杀，但就是不跟你合作。
咱们换个比喻，就好像强盗霸占了农民的屋子，让农民给他种菜耕地烧水做饭。一般情况下农民会忍耐，压迫得太过火就啥事不干，躺地上任凭强盗殴打杀戮。除非强盗想把这家人彻底毁了，否则必然选择妥协让步，这真是个无比诡异的反抗方式。
“甘地先生！”
“蒋先生！”
两人在车站外热情握手，都对彼此的行为非常感动。老蒋带着妻子亲自到车站迎接，而甘地一路坐三等车厢奔波，至少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
“这位想必就是诺贝尔得主周先生吧？”甘地微笑道。
周赫煊问候道：“你好，甘地先生。”
众人寒暄过后，便坐车前往市区内最好的旅店。甘地的那些追随者也一同前往，但没住进旅店，而是或坐或躺守在旅店的大门外。苦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表达决心的立场。
交流的过程其实很无聊，各自表达对彼此民族的尊重和支持，并表示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周赫煊最感兴趣的是甘地对种姓制度的看法，他忍不住问道：“甘地先生，你对种姓制怎么看？”
“咳咳！”常凯申咳嗽一声，他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甘地微笑回答道：“种姓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限制印度发展的不是种姓制，而是贱民制。我认为应该废除贱民制，贱民阶级一旦被清除，种姓制度就能得到净化。”
这个答案让周赫煊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甘地是明着尊重贱民，暗地里却看不起贱民。
“你认为贱民制度能够取消吗？”周赫煊又问。
甘地笑着说：“我就是一个贱民，我依旧能得到尊重。”
甘地当然不可能是贱民，许多时候他被认为是第二种姓刹帝利，但从姓氏上来看应该更像第三种姓吠舍。“甘地”的本意是“食品商”，吠舍就是从事商业贸易的阶层，而刹帝利阶层多为王公贵族、武士军官。
当然，也有可能甘地所在的家族早就升级了，毕竟他的父亲做过印度某土邦的宰相这个职务比较符合刹帝利种姓。
甘地之所以说自己是贱民，是因为他当初前往伦敦求学的时候，当地人威胁要开除他的种姓且这样做了。由此就产生了分歧，甘地家族仍视甘地为刹帝利，而同乡则认为甘地已经成了贱民。
甘地继续说：“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对外，废除贱民制度是对内。对外坚持抵抗，对内自我完善，这是印度民族想要强大的必经之路。我们不能赶走了英国殖民者的压迫，自己却还在压迫自己人。这是不对的，也是极其愚昧的。”
“确实如此。”周赫煊赞同道。
来印度这么些天，甘地是周赫煊所接触过的最理智的印度人了。至少他的想法涉及到印度社会根本，那就是废除贱民制！
事实上，甘地在1932年以前还没想过废除贱民制，并且和贱民出身的未来“印度宪法之父”发生冲突。甘地不仅妥协了，而且被对方说服了，并公开要求英国殖民政府给予贱民地方选举权从阴谋论角度来讲，甘地此举或许不是为贱民谋福利，而是通过解放贱民来转移殖民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注意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
不管如何，甘地是这样做的，他还把贱民称为“神之子”，把贱民从事的扫厕所职业定性为神圣仪式。在甘地死后，扫厕所依旧是“神圣的”，因为它被甘地赋予了神圣属性，但扫厕所的贱民仍然被歧视。
甘地还说服全国各地的寺庙向贱民开放，寺庙同意了，但贱民依旧无法进入。就像甘地让贱民有了做公务员的权力，但贱民依旧无法做公务员，强大的种姓制度渐渐变成潜规则只有少数贱民中的佼佼者能够出头。
就在去年底，甘地发表了《印度建设纲领》，他号召绿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取消贱民制，提高妇女地位，逐步解决农村问题和教育问题。
可以说，甘地的这些设想，涉及到印度社会所有的根本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那么印度必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
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继承了甘地的思想，并把甘地的《建设纲领》一点点付诸实践。这个过程必然遭受极大阻力，于是尼赫鲁选择对外扩张，依靠军事实力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其中就包括侵犯新中国领土，被开国先贤被吊起来打。尼赫鲁由此威望大失，印度国内势力趁机反扑，导致印度的农村改革无疾而终，其他改革成果也纷纷倒退，他的继任者们就更没那个能力了。
于是，印度社会的各种问题，建国时是啥样，几十年后还是啥样。
经过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让周赫煊对甘地的印象大为改变。此人确实是一位智者和勇士，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更像甘地的迷弟，两人都对印度社会有着深刻理解，只不过现实逼着尼赫鲁采取了错误手段居然想通过欺负新中国来巩固统治。
1006【一场闹剧而已】
随着对甘地印象的转变，周赫煊也找了些甘地的文章来读，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又哭笑不得。
那些甘地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到处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用语，而实质内容又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大相径庭。
比如甘地这样说：“阶级战争是不适合印度本质特征的，印度能够发展一种广泛的基于所有人的基本权力和平等公正的**形式。”这话的意思是，阶级斗争不符合印度国情，但可以走出一条富有印度特色的**道路。
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
也因此，在印度的近现代政治和文学实践中，常常把“甘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印度大部分作家，往往从甘地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向甘地主义。
甘地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相融合的产物，只不过没有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已。
后来印度的“庶民研究”专家帕尔特查特吉说得更直白，他认为甘地借用马克思主义来调动低种姓和贱民，把这些底层庶民当成革命工具来使用。贱民和低种姓在甘地的眼中，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甘地从来没有想过为贱民争取实际权力。
周赫煊接连看了几天甘地的文章，差不多已经看明白了，对甘地的印象再次出现反转。不是鄙视，也不是尊敬，而是冷漠无视。
常凯申依旧在陆续接见印度进步人士，还让秘书写了一篇《告印度人民书》，由宋美龄在当地的广播里发表。文章表示，中印两国人民命运相同，因此该并肩作战。希望英国能够不待印度人民有任何要求，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使他们能够发挥精神和物质无限之伟力。
老蒋的《告印度人民书》赢得印度人的一致赞誉，尼赫鲁评价为：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象征中印两个伟大民族的友好和未来的同志关系。
英国殖民当局则暴跳如雷，禁止常凯申再接见印度进步人士，并催促常凯申尽快返回中国。
加尔各答，旅店。
常凯申已经确定了回国日期，他走到周赫煊的房间说：“明诚这几天都在研究甘地的文章，研究出了什么成果？”
周赫煊笑道：“剖开一切美好的表象，现实总是肮脏而残酷的。”
“怎么讲？”常凯申问。
周赫煊说：“甘地以及印度的其他进步人士，张口闭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属词汇。”
常凯申惊讶道：“难道他们都是**信徒？”
周赫煊摇头道：“伪信徒。”
常凯申疑惑道：“**还有伪信徒？”
周赫煊说：“经过我这几天的研究，发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本质。”
常凯申道：“什么本质？”
周赫煊笑道：“所谓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利用变种的马克思主义，诱导无产阶级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印度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反抗性，但软弱性占了上风，他们害怕流血革命。所以资产阶级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调动无产阶级的情绪，把无产阶级当枪使，自己站在后面坐享革命果实。而印度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压迫太多，英国殖民政府并非单一目标，所以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不能被完全调动，更不可能出现苏联那样的革命。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闹剧！如果不出现国际形势的重大转变，那么印度人的解放运动永远不可能实现。”
常凯申消化了一阵，又让周赫煊详细解释了部分内容，至于算是彻底听明白了。他感慨道：“革命还是要靠自己啊，不能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同情。我们中国人就不同，天生具有革命精神，从先总理（孙中山）到北伐革命，接连推翻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残暴统治，终于建立起真正民主进步的中国民国。”
周赫煊抿嘴笑道：“确实如此。”
“听说明诚又有新作要出版？”常凯申问。
周赫煊点头说：“是几年前写的小说，在中国、英国和美国已经校对整理好了，马上就能出版。我这几天和印度出版社联系了一下，他们也愿意出版，最快下个月就能付梓印刷。”
常凯申笑道：“那我一定要拜读。”
周赫煊说：“只是一部童话故事而已。”
刚开始，周赫煊只是为了给孩子们讲故事，才把《小王子》给复制出来。现在却不得不出版发表了，因为若不尽快成书，原作者再过几个月就会开始创作《小王子》写于1942年7月，10月份完稿，1943年初正式出版。
《小王子》乍看只是写给成人的童话故事，但对于法国人来说，里面有着太多的深层含义。狐狸、玫瑰、路灯……种种事物皆有意象，真正表达的是爱国主义思想。
这并非过度解读，而是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一个法国人被迫选用的写作方式。
原作者是个法国飞行员，在《小王子》出版的第二年，就跑去投奔戴高乐的流亡政府，并在1943年的一次飞行任务中牺牲。
法国人完全能看懂《小王子》的爱国主义，法国政府甚至将之搬上了本国货币。以前50面额的法郎，印的正是《小王子》作者的头像，同时还印了“小王子和他的星星”。书中的小王子代表爱国者，玫瑰和星星等意象，都指代被蹂躏沦陷的法国。
2月21日，长达半个月的访印活动结束，常凯申带着众人乘专机回国。
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副主席安纳德也跟着前往，他自称是要去中国做友好交流访问，老蒋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此时的中国“文联”，七成以上都是共党或亲共人士，安纳德绝对会受到**的深层次熏陶。
如果安纳德能去重庆的另外一座周公馆的话，他成为印度毛派就可以理解了。
就在周赫煊他们启程回国的时候，《小王子》在中国、美国和英国陆续出版，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而且读者给出了无数的迥异的解读。
中国读者对《小王子》的批评和赞誉，刚开始时居然各占一半。
1007【学校】
重庆，周公馆。
清晨。
傅淑云穿着练功服来到花园空地里，此处已经站了五个小孩。分别是12岁的周维烈，9岁的周硕明和周扬。另外还有孙永浩6岁的长子孙继宗，朱国桢6岁的三女儿朱梅玲。
“依高矮顺序，排队站好！”傅淑云手执教鞭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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