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驭大明-第4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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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正在激烈地争夺婆罗洲的贸易权。
一个月后，大明船队离开了吕宋，向广州港行进，经过近一年的海外航行他们终于快回家了，这使得船队的人们都显得非常兴奋。
这天中午，海龙号。
“禀大人，一支身份未明的船队忽然从侧后方出现，向跟在后面的葡萄牙船队驶去，看船只的样式像是西洋红毛夷的。”李宏宇正在船舱里跟杨怜儿和陈婷等人吃午饭，一名护卫快步前来禀报。
“看来荷兰人要报澳门战败的仇了。”李宏宇闻言眉头微微一皱，随后就清楚了来者的身份，笑着向杨怜儿等人说道。
“盛哥，你是说荷兰人要跟葡萄牙人打上一仗？”杨怜儿顿时眼前一亮，她可是从未见过西洋人海战时的情形。
“荷兰人在远东最大的敌人就是葡萄牙人，他们可不希望咱们大明跟葡萄牙人越走越近，故而伏击了葡萄牙人的船队，告诉咱们大明葡萄牙人无法担任护航的重任。”
李宏宇微微一笑，荷兰人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葡萄牙人从大明得到好处，既然他们先前已经攻打了澳门，那么不介意伏击葡萄牙人的船队。
“大人，白将军发来信号询问，咱们是否派船出去迎击那支身份未明的船队。”这时，又有一名护卫进门禀报。
“告诉白将军留下西洋帆船戒备，其余船只继续返航。”李宏宇闻言摆了摆手，沉声下达了命令，这是荷兰人跟葡萄牙人之间的恩怨，大明自然不会介入了。
况且，大明随行水师船只的职责是保护船队的安全，在船队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形下不宜招惹事端。
随着李宏宇的命令，五艘西洋帆船很快脱离了船队，在一块安全水域停了下来，远远地监视着远处水面上的葡萄牙船队和荷兰船队
李宏宇饶有兴致地立在海龙号顶层的甲板上，他也想看看大航海时代的海战是什么样的。
荷兰人这次明显是有备而来，船只的数量近葡萄牙人的两倍，看样子有一部分船只来自爪洼，这使得葡萄牙人不得不采取了守势。
“盛哥，你说葡萄牙人会不会逃走？”见荷兰人的船只气势汹汹地扑向了葡萄牙人的船队，杨怜儿不由得开口问道，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一旦开打的话葡萄牙人可就要吃大亏了。
“不会，他们要是逃走的话那么无法向上司交代，因此肯定会血战到底。”
李宏宇摇了摇头，葡萄牙人一跑的话那么跟大明船队护航一事就黄了，大明以后肯定不会再用葡萄牙人来护航，他们别无选择，已经没有了退路。
砰砰砰……
李宏宇的话音刚落，远处的海面上就传来了一连串沉闷的炮声，荷兰人率先发动了攻势。
葡萄牙人随即进行了反击，这使得海面上顿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五艘西洋帆船的水师将士神色惊讶地望着远处的海战，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多的火炮在海上交战的情形，与明军的战法和战术完全不同，被如此多的火炮交战场景所震撼。
随着海战的进行李宏宇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怪不得荷兰人敢攻占澎湖了，原来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国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海军，而对于大明而言唯有通过人海战术取胜，届时将会牺牲众多的将士。
“盛哥，葡萄牙人好像快撑不住了，咱们要不要帮他们一把，再怎么说他们现在是咱们的盟友。”
当葡萄牙人的一半战船被荷兰人击沉后，杨怜儿望了一眼那些在海水中挣扎的葡萄牙和荷兰士兵，忍不住向李宏宇说道，相对于荷兰人她更对葡萄牙人有好感。
“传令，全军出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炮！”
李宏宇闻言沉吟了一下后下达了命令，觉得杨怜儿言之有理，见死不救的话很容易受到外界的非议，况且他也不愿意看见荷兰人在远东取得优势，那样的话不利于对其制衡。
在海狼号的率领下，五艘西方帆船全力驶向了交战的水域，荷兰船队见状连忙摆出了迎战的姿态，这使得被围攻的葡萄牙人得到了喘息之机。
当临近荷兰船队火炮射程内时，李宏宇下令船队停下，远远地与荷兰船队对峙着。
很快，荷兰的战船开始脱离与葡萄牙人交战的战场向后退去，葡萄牙人趁机撤向了李宏宇。
李宏宇知道荷兰人这是在主动示好，给了大明一个面子，要不然的话葡萄牙人的船队可就要全军覆没了。
虽然没有消灭葡萄牙人但荷兰人已经达到了此次交战的目的，既给了葡萄牙人一记重创，同时又向大明展现了强大的海上力量。
“去，派两艘船去救海里的人。”与荷兰船队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李宏宇瞅了一眼那些落水的人后沉声吩咐立在一旁的护卫。
这场海战其实已经随着明军的水师的介入而结束，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荷兰人不会再发动攻势。
两艘明军水师的船只很快就驶出，开始营救海面上的葡萄牙水手和士兵，与此同时荷兰船队也派了两艘船救水里的荷兰水手和士兵，双方显得非常默契。
等把海面上的人都救上来后，夜幕已经降临，荷兰船队随即掉转船头离开，这次海战以荷兰人的胜利而告终，荷兰与葡萄牙之间的恩怨也因此被进一步激化。
这对李宏宇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从中获利。（未完待续。。）
第六百三十五章 暗流涌动的京城
天启三年，九月，天津港。
五艘由西洋帆船组成的明军水师船队在岸上人们的围观下缓缓驶进了港口，由于还从没有西洋帆船来到天津港，故而当地的人们并没有见过这种模样奇怪的船只。
天津卫守将已经接到了消息，知道这艘奇怪的水师船队上有左春坊李大学士，故而亲自前去码头迎接。
此次跟随李宏宇进京的不仅有杨怜儿和陈婷等人，还有白蛮王和火蛮王等南洋诸国派来觐见大明的使臣，一行人浩浩荡荡，服饰各异，走在路上颇为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李宏宇也带来了一些南洋和西洋的礼物献给天启皇帝以及宫里的妃嫔，这可是送人情的最好时机，他自然也无法免俗了。
前往京城的途中，马车里的李宏宇眉关紧锁，神色显得异常严肃，虽然他并不愿意面对京城纷乱的局势但却无法从中摆脱。
与此同时，关外局势日趋严峻，后金军的兵锋已经抵达了辽西，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之间却斗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辽东政令系出两家，使得地方上的将士无所适从。
不过，与目前京城的局势相比的话，李宏宇根本顾不上担心关外的战局，事实上随着他的出现关外的战局已然发生了改变，史上天启二年后金军就击败了熊廷弼和王化贞，可现在两人却依然率军与后金军对峙。
李宏宇之所以重视京城的局势，是因为今年非常特殊，是大明的京察之年，即对京城的官员进行考核。
由于天启三年是农癸亥年，故而这一年的京察也被称为“癸亥京察”，是天启朝的第一次京察。
主持这次京察的是东林党人、吏部尚书**星，当然了，在**星背后坐镇的是内阁首辅叶向高。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三十年前**星就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
三十年前也就是万二十一年，李宏宇尚未出生，**星成为了吏部考功司郎中，第一次有幸参加了京察。
万二十一年的京察大肆排挤和打击了齐楚浙三党，被视为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东林党正式成为了大明朝廷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大明的党争也越发激烈。
其实，**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评价官员的优劣不以能力和德行为主，而是要看其政治上的主张，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
这样一来，就把京察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
然而，即便是这个道德标准也不是以公正廉明等操守为准，而是要以东林党所推崇的理学思想来衡量，认为赞同者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而反对者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党同伐异。
李宏宇已经收到了风声，**星现在正在大力搜集对齐楚浙三党不利的证据，好像还提出了“四凶”的说法，把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个齐楚浙三党的党魁列为为非作歹的典型。
这使得李宏宇不由得想到了后来那些反东林党的文官给东林党人的编的奸臣名录，看来这是事情的源头在东林党的身上。
在李宏宇看来，京城的党争到了如今这个地步，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的党争已经使得文官集团内部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而今年的京察势必会使得这道裂痕急剧扩大，进而使得双方发生决裂。
李宏宇很清楚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冲突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对皇权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税收之争。
如果让李宏宇拉划分的话，齐楚浙三党的官员虽然也想要从皇帝那里夺取更多的臣权，但他们是温和派，或者说是鸽派，而东林党则是鹰派。
齐楚浙三党并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以及降低税赋等主张，毕竟中央集权是确保国家安稳的根基，而税赋不足的话不仅没办法用兵打仗，而且连正常的官府运作都受到了影响。
由此一来，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就无法调和，虽然这对文官集团不利，但对被文官集团束缚难以大展拳脚的天启皇帝无疑是个好消息。
虽然天启皇帝年轻，但他由于自幼就受到了万皇帝的悉心调教，对朝政有着自己的想法，虽被文官集团压制但也做出了不少政绩出来，说到底他是大明的天子文官集团也不敢行事太过出格。
例如，天启皇帝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惩处在移宫案立下“大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如果不是王安与东林党人相勾结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出闹剧。
如果不是看在王安是泰昌帝心腹内侍的情分上，天启皇帝绝对会杀了王安，以消心头之恨。
事实上，当明军丢了沈阳和辽阳后，年轻的天启皇帝在辽东战事上已经失去了对文官集团的信任。
为此，天启皇帝让魏忠贤派出宦官前往山海关搜集情报，并恢复了嘉靖年间被首辅夏言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废止了文官监军制度。
这等于绕过文官集团建立了一套通过太监来掌控军队的系统，预示着宦官的重新崛起，把魏忠贤推上了史的舞台。
面对天启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文官集团自然要大力反对了，不希望被年轻的天启皇帝压制住。
为此，文官们选择了一个拿手的办法，那就是充分发挥了他们作为文人的优势，开始大肆编造不利于天启皇帝的谣言，污蔑天启皇帝每天沉溺于木匠活儿不理朝政，使得朝政被魏忠贤这个阉人把持。
不仅如此，还说魏忠贤和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勾结，暗中使得后宫怀孕的妃子堕胎，不让天启皇帝有后代，进而把宫外已经有身孕的女人送进宫来生太子夺取大明江山，乃至怀疑天启皇帝跟客氏关系暧昧。
更有甚者竟然说魏忠贤没有阉割，想要自己当皇帝等等，在李宏宇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李宏宇其实完全理解天启皇帝启用太监监军的苦衷，天启皇帝登基时后金还被阻挡在边墙外面，可仅仅两年时间就使得明军退守辽西，兵锋直指山海关。
这使得天启皇帝已经不再相信文官集团能击败后金，事关大明的江山社稷，他自然要启用身边的内侍，要不然关外危亦，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全。
从李宏宇所掌握的情报上来看，魏忠贤并没有辜负天启皇帝的信任，天启三年大明的税改就是他与内阁首辅叶向共同高完成的，其主旨有两个，减免田税和增加杂项收入。
这次税改，在维持万朝每亩加派九厘的税制下对贫困地区的百姓减免加派赋税，减免了近两百万两的税收，进而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
由于这次的减税，使得大明的财政预算出现一百六十四万两的缺口，因此就有了增加杂项收入。
据史料记载，天启三年的杂项收入总共有一百八十一万两，而天启元年只有可怜的十一万六千两。
值得一提的是，杂项的征税主体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大明的既得利益阶层。
例如，“优免丁粮”、“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和“马夫候”是对特权阶级征税，约七十五万两，而“房产税契”和“典铺酌分”是对资产征税，约四十万两。
仅仅以上两项就是对国库每年增加税收一百一十多万两，其他的还有盐税关税等商业税收，也增加了约四五十万两，这足以填平因为减税所带来的财政缺口。
按照史料，天启元年的实际杂项收入是十一万六千两，天启二年为六十八万九千两，天启三年为一百零一万两，天启四年降为五十万两。
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杂项收入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万两的样子。
之所以天启四年杂项降到了五十万两，而天气五年又升为了一百二十万两，自然与东林党有莫大的关系。
京察虽然是在天启三年举行，但结果却是在天启四年出来，史上齐楚浙三党是“尸横遍野”，哀鸿一片，东林党的权势达到了一个巅峰，自然抵制杂项的征收。
所谓盛极而衰，接下来东林党受到了天启皇帝的重手打击，杂项征收随之恢复到了先前的水平。
事实上，对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明而言，一百多万两的杂项征收其实并不多，并不是东林党人口中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这也是东林党人为何恨魏忠贤的原因了，魏忠贤单单在杂项一项上就给朝廷找来了一百万两银子，并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至于叶向高，由于他是东林党的党魁，东林党人自然不可能攻击他了，因此把矛头一致对准了魏忠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