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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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与刺杀行动的还有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几个刺客行刺逃脱后，还径直跑到军统部长戴笠处邀功讨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科校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独谢志磐不够老练，事发后一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可能也因为他与唐绍仪的关系，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因此没有办法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先在一家旅馆暂时住下。不久被送进一家医院诊治，被安置在特别监护病房中，可是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偷偷在他的裤袋里放了一只手枪，总说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老放在口袋里。重庆侦辑所的几个特务去这家医院公干，见谢志磐的病房门紧闭着，就从窗口探视，谢一惊之下拔出枪射击，这几名特务一齐还击，当场把谢志磐打死。后来也有传言说，这是戴笠在杀人灭口。
事情发生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确认唐绍仪是军统特务部所杀。但是特务部为何要杀死唐绍仪，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唐绍仪被刺的消息披露后，沪上舆论一时哗然，成为社会民众街谈巷议的一大话题。国民党同人士于右任，张继等元老都向蒋介石表示不满，蒋介石遂让陈布雷起草，代表蒋介石发布了一道唁电，有“痛悼何及，顿失瞻依”云云，还以孔祥熙的名义下令褒奖唐绍仪，拨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绍仪的生平事迹付诸国史，让后人仿效评价。
而今学者们曾于1987、1989年在珠海召开过两次唐绍仪研讨会，唐绍仪之死自然成为会议的热点，沈醉先生也与会并发表了意见。他原是军统特务，是谢力公的同事，身为个中人，应该是深知其事，能够作出准确解释和判断的。但他却认同刺唐是军统的奉命行事，但却称这是“误杀”。军统刺唐显然是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由专人执行专案的，定不是误杀。当时国民党政府也已在事实上承认“错杀”，所以事发之后，军统即建议“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并由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拨发治丧费5000元，宣付国史馆立传以掩饰其“错杀”之误。因此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惨遭错杀”。
唐绍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既是清末的外交家，又是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清末的外交活动中身体力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民国的政治活动中，他坚持民主共和思想，并为实现这种思想，不遗余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维护民主共和，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甚至以自己的离职来对抗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独裁势力。
纵观唐绍仪的一生，以辛亥革命为界，可分为辛亥革命前的外交活动和辛亥革命后政治活动。
在外交活动中唐绍仪具备了民族主义情愫，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积极与列强周旋，据理力争，一定程度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因此，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中华民族的雪耻图强的运动。
唐绍仪在清末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无不显示了一个曾经留学美国的留学生的胆识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减少了中国的损失。
在1899年的山东教案的谈判过程中，最棘手的法国教案在唐绍仪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
铁路主权关乎国家主权，国家对铁路的控制如何，必将影响铁路沿线经济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及政治的发展。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为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获得了许多地方的铁路修筑权。为收回铁路主权，唐绍仪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铁路建成后，铁路的控制权被中英公司侵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关内为英人控制，关外为俄人控制。后来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及杰出的外交活动，使得比、俄两国取得该区域的铁路修筑权无法实现，最终使关内外铁路全线接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
1902年6月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预。清政府在严禁有泰签押的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的照会。此次谈判关乎中国西藏的主权，尽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吓，但唐绍仪的代表团不为所惧，据理力争。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利用坚船利炮作后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获得大量权益，因此英方试图继续施压，无意退让。唐绍仪见此情况，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后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唐绍仪仍在围绕西藏主权问题决不妥协的前提下参加谈判，由于唐绍有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该条约仍然失去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护了西藏主权，无异于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值得一提还有，唐绍仪在自己任内尽力收回海关的主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失去海关的自主权，特别是在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便利的条件，逐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隶属度支部，辖总税务司和各口海关，任命唐绍仪为会办大臣。唐绍仪在上任伊始，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税务处的高级官员基本上是由外务部和户部中抽调的华员所组成，有力地阻断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截断了赫德的臂膀。同时为加强华员在各海关的力量，唐绍仪下令今后各关税务司应让华员发挥更大作用，并规定今后不可多用洋员，使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始动摇，有力的打击了西方列强把持中国内政、外交的企图。可惜的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嫉妒，唐绍仪在税务处的位置并未干很久，于1907年4月该任奉天巡抚，税务处又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局面唐绍仪是无法掌控的，但唐绍仪在税务处任内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辛亥革命后，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渐渐萌生。唐绍仪在辛亥革命后思想转变之快，对于一个曾在清朝为官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其他官僚所不能比的。这无不与他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的。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得唐绍仪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润，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迸发出来，从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次南北议和就使唐绍仪的共和思想得到表露。很难想象，一个旧式官僚在一次革命中就能很快转变自己的思想，除非内心深处已具备某种思想。唐绍仪即是如此，由于早已受西方的民主思想的感染，使得他这个专制时代的旧式官僚在辛亥革命后很快就倾向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尽管他还处在袁世凯的阵营。辛亥革命发生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在与南方军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处处对南方退让，使得清帝得以退位，中华民国得以建立。
甚至，唐绍仪不仅毫无异议的接受共和政体，还在国民会议召开的具体办法方面提出设想：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国民会议，有四分之三的省到会，即可开会。当时独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唐绍仪提出此等办法，实际上已经是在为共和政体埋伏笔。从这一点上来说，唐绍仪是中国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的共和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经过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对共和体制的破坏，加上阶级属性，导致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对孙中山的通过军阀战争完成统一来恢复共和体制失去信心。但作为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学生，唐绍仪主要学习的是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所以他没能认识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只有在民主思想为全民所接受、无军人干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几千年专制思想的流毒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在中国根本上行不通。但就唐绍仪的出发点而言无疑是应当值得肯定的，他曾经对于民主共和思想的执著，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精神。
唐绍仪是一个具备民族主义情愫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愫和思想是进步的。他为维护民主共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很大的功绩。
第十一章 陈其美：豪情万丈毁誉殊
民国初年，有许多革命志士在党派之争、国家救亡运动中挥洒热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旗下的军统特务部令人闻之惊颤，其杀人无数，蒋介石只是视之平常。但有一位革命志士的死，令蒋介石痛哭流涕，还冒着危险为他亲自收尺祭奠，这位革命志士便是与蒋介石结义金兰的陈其美。
是谁暗杀了陈其美？陈其美又是何许人，令蒋介石如此伤感悲痛？
陈其美相貌清秀，素以“四捷”著称——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身为一名革命党人，他确实做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功绩，而且他还不是一个默守成规的革命党人，传言他经常“在外冶游”，花天酒地，风流倜傥，被称为“杨梅都督”。
后人对于他的功过是非，一直颇有微辞，那是因为陈其美有点“狠”。传说陈其美孩提时某日与伙伴们嬉戏，一个小孩玩火不慎，转眼间身上已多处着火，周遭的孩子们皆吓得不知所措，唯独陈其美当机立断，冲上前去一把抱住，拼命在地上打滚，终于灭火救了同伴。传说虽然不知道真假，但多少反映出陈其美的个人特质，而他的这种性格特质在他后来的处事手段上又留下不少令人非议之处。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市吴兴人，生于1878年1月17日，是中华民国早期政治风云人物，堪称革命元勋。陈氏兄弟共三人，长兄是陈其业（字勤士，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父），其次是陈其美，三弟名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美年少时家境贫寒，15岁便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典当业不仅要求待人接物要干练，而且需要广博的知识。陈其美在这个无形的课堂里，有了十二年的社会经历，在如此悠长的岁月中，饱受磨练的他吸收了许多别处学不到的知识。陈其美在当学徒的时候，已经开始对时事发生兴趣，慢慢地在潜意识中，便萌生了一种纠正社会不平与领导社会民众的观念。
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陈其采从日本回到中国，谈话中向陈其美讲述了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大受启发，决定不自封在当铺终生，放弃了从商道路。1903年，陈其美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以担任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面的人物。1906年夏，陈其美受三弟陈其采的接济，东渡日本，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在这里，他认识了徐锡麟、秋瑾、张静江、谭人凤、褚慧僧、孙中山等人，并常和革命者交游。这年冬天，陈其美宣誓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立志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
在日本学习期间，据说有一次，陈其美早晨起床后，前往东京的西片町散步。走到一处小树林边时，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几岁的中国青年在舞剑。陈其美见到那青年长方脸、直鼻梁，面貌生得很英俊，立即产生了想跟他结识的想法，于是走上前去一问，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正在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学军事，是浙江奉化人，名叫蒋志清（蒋介石1917年以前的名字）。
这时的陈其美已经是同盟会员，他看到蒋介石机灵英武，又是浙江同乡，学的是同盟会中人才缺乏的军事，更产生了与之结为知己的想法。于是陈其美与蒋介石的交往日益亲密，蒋介石经常去陈其美的住处谈话，陈其美对他越来越另眼相看，倍加亲密。这两人相处，就如同兄弟。不久，陈其美便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
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盟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正是靠陈其美起的家。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很穷困，18岁到日本留学才认识了大他十几岁的陈其美。陈其美回国以后，跟随孙中山活动，不久当上了上海督军，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正是在陈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见下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从而奠定了他在上海的基础。
陈其美在政坛上引起注意始于他1908年组织的反清活动。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杀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孙中山正面临危机，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困境下，陈其美在上海重整旗鼓。清朝末年，上海是兴旺发达的贸易港口，水陆交通便利，尤其是电信，更是便利。上海又是商务与人文荟集之处，作为新文化的中心，新书报杂志种类繁多。上海的外国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清朝统治者在此无能为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