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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隐形官阶-第17部分

小说: 隐形官阶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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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秀娟正色地说:“不要胡说,你应该打败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是你的本事。”

    女儿说:“不容易啊,我总不能在考试时,让人家拉肚子、得流感考不成吧?”

    孙秀娟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小小年纪,哪该有这么多坏心眼儿?当心神仙知道,要遭报应的!”

    女儿做一个鬼脸说:“算我说错了。我一步一步来嘛,排到第一位了,你们奖励我什么呀?”

    孙秀娟说:“你想要什么呀?”

    女儿说:“不要什么,就要我老爸吻吻我就行了。”

    项明春听着母女二人的喧闹,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插话说:“小学生都知道争名次,怪不得你那么重视县里领导的排序了。”

    孙秀娟说:“我盼望着哪一天,你也在他们中间有个位次呢。”

    说实在的,项明春对自己的前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每当冯司二和他说起,让他努力地向县级领导上奔时,他就对冯乡长讲,希望不大。你想啊,现在县里“四大家”领导二十多个,别说县委、政府,就是老干部退下来到人大、政协再待一段时间的现象也成了过去,高层领导已经年轻化了,拔个萝卜才有一个坑儿。缺乏老萝卜,依次递补的可能性不大,哪有自己的空位置?

    冯司二听项明春这么说,立刻劝解他,不要悲观,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就要求干部越配越多,市里年年都要提拔一批干部,机会是会有的。项明春就用《列宁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说,好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在项明春的潜意识里,并不是那种刻意追求往上爬的人。祖祖辈辈吃糠咽菜,只要能过上一点好日子,就容易满足,自己能混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那几年,从底层熬到顶峰,又从顶峰跌落下来的经历,更让项明春明白了不少道理。因此,他对待官场既非消极出世亦非积极入世,既没有置身事外的清高亦非刻意追求的热衷,对仕途的淡泊,异乎他人。他请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条幅,把自己定位在二十个字上:

    脚踏实地,胸怀开阔,追求新知,与人为善,知足常乐。

    项明春认为,前十六个字是作为,后四个字是境界。境界这东西不可捉摸,是理想化的状态,能够逼近,但不能实现。如果人人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社会的发展也就会停滞不前了。

    这一天,县政府办公室的张振亚来访,让项明春把自己曾经对赵哲讲过的“王二狗的故事”又卖弄了一番。

    张振亚进入政府办,与项明春进入县委办,大体是同一年,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混上一个副科级。这个人自恃自己的文笔不错,其实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不少欠缺,他的故事,在县委、政府两办,一度被传为笑谈。

    当年,秦鸣鸥还是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一份材料到政府办公室去,托政府办把这份材料转给不在家的县长,进入政府办工作不久的张振亚接待了秦鸣鸥。

    张振亚说:“秦书记,你这材料保密不保密?”

    秦鸣鸥说:“保什么密?你可以看看,顺便提点修改意见。”

    张振亚不知就里,粗粗地浏览了一遍儿,立刻批评这文章写得臭极了,简直不忍卒读。然后一条一条地指出什么结构松散,语序颠倒,上面两个重点不突出,下面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毛毛糙糙的云云。

    秦鸣鸥听了,脸色黑沉沉的,把一头白发映衬得更加白了。原来这文章是秦鸣鸥亲自写的,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哪有这么评价自己得意的文章的?登时把文章要了过来,严肃地说,振亚,不要说了,这文章不让你转达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政府办的两个同志,一边听张振亚高谈阔论,一边觉得好笑。等秦鸣鸥非常恼火地离开政府办的时候,张振亚还摸不着头脑:“这秦书记怎么啦,自己不过是批评文章了几句嘛,值得这么光火?”

    一个伙计说:“振亚呀,你今天算把秦书记得罪了,你不知道,这文章正是秦书记自己写的呀!”张振亚这才后悔莫及。

    没有多久,秦鸣鸥来政府办主持工作,人员分工时,把张振亚打到了边缘上,不要说能力不怎么大,就是有一点,也不让他发挥出来,这个张振亚从此就没有了出头之日。按说,秦鸣鸥并不是一个阴损的小人,心里画上的那一道子,应该随着时间而淡化的,头几年不提拔张振亚是这个原因作怪,后几年是觉得这个张振亚确实不是块料儿,提拔这样的人贻笑大方,就把他一度搁置起来。

    对于在秦鸣鸥手下没有好日子过,张振亚自认倒霉,谁让自己这张破嘴胡说八道呢。看到别人一个个地都上去了,张振亚自然暗暗着急,生出不少野门路,企图改变命运。

    他去找过赵半仙,赵半仙说他福薄命薄,只要好自为之,还是有前程的。临了,连他的卦资都不肯收。张振亚非常沮丧,在办公室工作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后来,有一个外地来的算卦大师来到丰阳县城,张振亚听说此人有破法,赶紧拜访了这个奇人。他请这个算命大师吃饭喝酒,在县委招待所里认真招待一顿,那个算命大师看他心诚,特意把原来讲好的八百元卦资,优惠了二百元钱,只掏了六百元。算命先生晕乎乎地说,快了,三年以内,你一定能够成为副科级干部。结果等了三年,毫无踪影。

    另有一次,他随办公室的其他几个同志游武当山,又闹了一个笑话。

    武当山是一个有名的道教圣地,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转运台”。一个人交了香火钱,侧身从一个夹缝里钻过去,旁边的道士敲着铜钟,说,转运了,转运了!转上一圈儿,心灵上就会有很大满足。别的同志说:“振亚,你常常说自己倒霉,那你赶紧在这个转运台转转吧,兴许会好起来的。”

    张振亚果然动心,交了钱,侧着身子转了一圈儿。谁知别人都是从左边开始转的,他忘了规则,转反了,几个同志哄笑说:“振亚呀,你是怎么搞的,不看方向胡乱转?”

    等他再要交钱重新转时,那个遵守职业道德的道士说:“不用转了,都一样的。”张振亚这才作罢。回来了这几年,到底运气也没有转过来。

    张振亚与项明春是老伙计了,项明春对于他的来访,没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正巧乡里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从北京领人回来了,要对项明春汇报工作。项明春就让通信员领张振亚到招待所去,自己中午吃饭时才能陪陪他。张振亚没有感到项明春不够热情,连说:“我们老伙计,不拘礼节,你忙你忙,不用管我。”

    项明春对已经走出门的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项明春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这时连秘书也不是。二黄公庙乡是一个出奇人的地方,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一个奇人的情况。

    这个奇人出生在乡里偏远的侯沟村,乳名叫侯石头,长大后,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侯远理”,意思是具有远大理想,鸿鹄志向。小学没有毕业,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等等。写成了,抄写得歪歪斜斜的,错别字连篇,还要贴上八分钱邮票到处投稿,凡是中国各大报刊杂志都敢投,自然没有一个报刊杂志的编辑采用过。

    侯远理的大哥是个傻瓜哑巴,愣头愣脑的,见了人只知道傻笑。而且一年四季光着身子,不会思考却仍然管用的物件,耷拉着展示给众人看。乡亲们见多不怪,任随这个傻家伙裸露着黑红色的身体,在村里闲逛,至多有人帮他勒一块布条遮羞。这个傻家伙只有一条用处,就是在石磨的磨道里推磨,两只光脚丫子“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地面,比毛驴跑得还欢。侯远理的弟弟也不聪明,说话半语,满天星星说成是“满天灯灯”,喝凉水说成是“喝狼水”。父母本来打算把聪明的侯远理培养成材,无奈家里生活艰难,实在供养不了,侯远理混到小学毕业就被落了下来,跟着父母在生产队的地里挣工分。

    失学了的侯远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晚上点着油灯,不停地画一些东西,很有点发愤攻读的味道,而且一根筋地研究台湾问题。

    那些年头,初中下放到了村里办,原有的小学教师都提拔成为初中教师。山沟里的师资极为贫乏,村支部书记看他整天写写画画的,以为他有学问,就把他弄到了学校里,当了一阵子“队办教师”。

    侯远理教学是很卖力的,就是对汉语拼音搞不明白,教学生“彩虹”的“虹”字,不知道音为“hong”;而且我们当地人说“出彩虹”是“出将(音)”。当然,这个“虹”字另有一种发音是“jiang”;一般念的都是“hong”;偏偏侯远理认定这是个“将”字,在教孩子们拼音时,把“hong——虹”念成“哥翁——将”,孩子们一齐大声朗读:“哥翁——将”,“哥翁——将!”声震山沟。也有个别学生意识到“哥”与“翁”拼不出来“将”的音节,侯远理批评学生是“二百五”:“你不会猛拼!猛拼!猛拼就出来了!”

    教了几个月学后,侯远理突然失踪了。十多天时间,孩子们没有人上课,家长不依不饶,骂支部领导不关心孩子成长。支部书记非常恼火,只得另找了一个人顶替了他。

    等侯远理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里的时候,校长宣布不让他再教学了。他问校长为什么不让他教了,校长说:“哪有你这号老师?连假都不请,说走就走了。”

    侯远理说:“我不是说走就走,而是干大事,向党中央建言献策去了。”

    校长很奇怪:“你能献什么策?”

    侯远理说:“我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设想的解放台湾的办法,他们如果采用了,台湾人民就不会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校长蔑视地说:“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向国家提出什么建议?”

    侯远理振振有词地说:“怎么了,看不起我?位卑不敢忘忧国,你咋知道我的建议不行?”

    校长说:“你有好建议,送一封挂号信不就得了。”

    侯远理说:“不行,必须亲自交到周总理手里,不然,再好的建议用信发出去也不可能实施。”

    校长可笑这家伙太无知,轻蔑地问:“侯远理,把你的建议说一说,让我听听,到底可行不可行?”

    侯远理说:“连学都不让我教了,你还想听?没门儿!这是重大机密,岂是你能够知道的?”

    一上到国家机密的等次,校长也不敢胡说了,就说:“那你好好整理吧,说不定哪一天会起作用的。”

    原来,侯远理积蓄了好几个月的队办教师补助费,真的上北京了。钱花光的时候,也没有进去新华门,没有办法,只得扒火车回到了家里。在侯远理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梦想,就是找到周总理,把自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呈上去。

    后来,侯远理又到公社的食堂里做了一阵子师傅,积蓄了一些钱,又跑到北京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结果又被遣返了回来。公社领导同样不用他了,建议递不上去,工作也丢了,双重打击,让侯远理的心理彻底犯了毛病,觉得没脸见人,从此不再回他的老家侯沟村,在黄公庙搭了一个窝棚住下来捡破烂换钱,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建议递交给高层领导人。全乡的人都知道他,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有人说他是上访户,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同情他,说他是胸怀大志的。

    这些年来,物转星移,总理换了好多任,侯远理不改初衷,坚持凑够了钱就往北京跑,去一次,被遣返回来一次,把项明春他们折腾苦了。因为他每去一次,上级信访部门就要通知他们去北京领人,乡财政就得拿钱,派人到北京的收容中心去找他。乡信访专干多次恨恨地说,这家伙也不死,真正死了,就没有这些扯淡事儿了。专干恨他不死,也是情有可原的,本来黄公庙乡信访工作一直先进,就是这家伙没有少让专干在县里挨批评,信访局长批评过专干,说你们黄公庙乡是怎么搞的,连个疯子都管不住?

    项明春到黄公庙乡工作以后,就接二连三地不断处理这件事儿,曾经打算给他批一些钱安个家,他也许就安生了。专干拦着说,不能这么办,你给他了钱,他就更加往北京跑得欢了,项明春只得作罢。接任书记后,他让专干把侯远理叫来,听这个人说话,并不觉得头脑不正常。当项明春问他有何锦囊妙计时,侯远理仍然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仿佛天机不可泄露,说是重大机密,你们这些基层干部是不能够接触的。

    项明春知道,他是一种信念,而不纯粹是疯人狂语,就说:“现在时代变迁了,解放台湾不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你的方法也许早已过时了。”

    侯远理不愧为台湾问题的土专家,说起历史上好几次解放台湾的机会白白地错过了,把几十年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说得比报纸披露的还清楚,让项明春不禁肃然起敬。

    项明春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明了,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比我们看得长远,‘一国两制’就是主要的解决办法。”

    侯远理并不吃这一套,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不断到北京去,总有领导人会接见我的,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

    项明春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就赶紧把他打发了。

    这一次,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叙述再一次把侯远理叫回来的经过,叫人啼笑皆非。项明春正要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党政办的乔主任跑来报告,说侯沟村的小蓝晶石矿矿井冒水了,几个矿工还在井下,没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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