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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

重生之大业风云-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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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战事已平,我必须把目光转回内地。

    首先当然是关中的大旱。我不禁暗自庆幸,没有搞什么泰山封禅。要知道这些年连年征战,国内生产虽然影响不大,但朝廷支出却是激增,我为了不致内乱,未敢加征赋税,反而出台了一些减征的措施(比如军功),国库的确是空虚不少,虽然还不至于见底。如果真的大肆铺张地搞泰山封禅,不算地方,光是国库,便不会少于百万两银子的支出,关中救灾,难免捉襟见肘。

    关中大旱,虽是天灾,却也暴露出水利失修的问题。这几年,为着“体恤民力”,也由于朝廷的财力,多用于征战,故而大型公共工程,大多停建,水利也在其中。

    大业十八年(公元六二二年)九月,下诏在各道设立“都水使司衙门(水利司)”,府、郡设“都水丞衙门(水利局)”,负责各地水利的建设、维护,隶属工部都水台,以能吏充任使、丞,选百业科精于水工者为“匠师(高级工程师)”、“匠工(工程师)”。又以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关乎国脉”,另设“都水御使衙门”,有节度所经各道、府、郡都水衙门之权。尤其着关中各郡,立刻着手修复水利,“免误来年农时”,并令驻扎在各地的禁军、府军(鹰扬府)参与水利建设。

第一百四十三章  限佛令
    除了兴修水利,朝廷为了增加财政,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措施………限制佛道。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原,早期的信众十分有限,但是两晋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无论鲜卑人的北方政权,还是汉人的南方政权,佛教都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我国著名的龙门、云冈、敦煌石窟,都开凿于这一时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更是至今流传。

    当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北魏武帝拓跋焘时期,曾经“灭佛”,捣毁寺庙,甚至处死僧侣。而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曾“禁佛”,不过相对拓跋焘,宇文邕要慈悲得多,只是令僧侣还俗,关闭寺庙。

    无论“灭佛”还是“禁佛”,都有客观原因………佛教过度发展,僧侣过多,不仅使得人口增长减缓(和尚尼姑当然是不能结婚生孩子的,虽然花和尚也是有的,毕竟是少数),还减少了国家的财赋收入(寺庙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减少了可以当兵服役的人口(和尚当然也不用当兵打仗)。

    而“灭佛”“禁佛”的皇帝,恰是历史上颇有作为,希望一统天下的皇帝………由于种种原因,都只统一了中国北方。要统一,就得有钱有粮有兵,寺庙和尚多了,就使国家少钱少粮少兵,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不过,终南北朝数百年,对佛教的限制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到了隋代,佛教又开始兴盛。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就是出生在寺庙里并且由一个尼姑带大的,他的小名“那罗延”,就是鲜卑语中“金刚”的意思。至于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她的名字“伽罗”,更是直接来源于梵语。

    大业八年之前,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大业八年后,我对佛教大体采取了“不鼓励、不反对”的政策,并借着当年的“洛阳之变”(注:大业六年即公元六一零年正月初一,东都洛阳的一些人借着“弥勒佛转世”的名义,企图进攻皇宫,被时任河南尹的齐王杨暕镇压)和“向海明叛乱”的理由,对东、西两都的一些寺庙进行了“整肃”,没收了一些寺产,勒令部分僧人还俗。不过这只是局部现象,从全国来说,佛教仍然继续发展着。直到大业十八年,与我的“宏图大业”产生了矛盾。

    至于道教,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吸收了原始宗教(多神教、拜物教)、佛教、道家和儒家的内容,逐渐形成。虽然道教声称黄帝、老子、庄子是自己的祖师(所以又称黄老、老庄),但确切的讲,老子、庄子的思想,更是一种学说而非宗教,至于黄帝,更是借以抬高身份的虚托。道家的学说,在西汉初期曾经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但汉武帝时期,儒家兴起,道家思想开始没落,并逐渐由学说转向宗教。大约东汉,太平道兴起,并最终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而汉中、四川则兴起“五斗米道”。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虽然有所发展,却远不如佛教的影响,不过基于与佛教相似的原因,也曾被限制禁止。

    大业十八年九月十五日,颁布“钦定天下佛道寺观等级诏”:

    划天下寺庙道观为三级九等,每个等级限定僧尼和道士的人数,不得自行增加,按规定人数授给田地(每人十亩,相当于一户普通百姓“永业田”的三分之一),其中半数可不纳赋税,半数减半收取赋税,超出的土地,一律收归官府,分配给无地少地的百姓;

    依据各地的情况,规定各道、府三级(最高级)寺庙、道观的数目,规定各郡、县各等级寺庙、道观的数目和僧尼、道士的总数,不得超出;

    贵族和士绅只能向寺庙、道观布施钱财,不得赠送田产;百姓不得以田地归附寺庙、道观以免赋税;

    所有僧尼和道士必须有“寺籍”、“观籍”,寺庙、道观需备有“名册”,以备官府按年布施(给少许钱粮,其实是查验,由于田地是定数,所以增加人数对寺庙、道观自身并不合算);僧尼和道士外出化缘、云游需随身带有“名帖”(寺庙、道观出具的“介绍信”),以备查验,不许“挂单”(即不依靠某处寺庙、道观);“外籍”和尚不在此限,但需有入境时的“关凭(护照)”;

    寺庙、道观应管束所属的僧尼和道士,不得在外欺诈、勒索百姓;

    僧尼、道士还俗,听凭自愿……

    阻力当然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不过总的来说,我采取的是“限制”而不是“灭绝”、“禁止”,要温和的多,受到的阻力自然也要比拓跋焘、宇文邕小许多。

    并且,我还采取了一些“怀柔”手段,比如给某些“得道高僧”一些荣誉,让他们有面子。比如少林寺,自然是三级甲等,有寺众千余人,原该有田产一万五千亩,朝廷恩旨,又加给“方丈等高僧免赋职分田(这些高僧常有“国师”一类头衔)三千亩”。至于最低的一级丙等的寺庙,只能有十来个和尚,百把亩地。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降低实行的难度,以及其他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这一措施,仅限于内地的十三道(除陇右的鄯善、且末、伊吾、西海、河源五郡,这些地方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受当时全民信佛的西域影响,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在安北都护(不包括汉地的榆林、五原、定襄三郡)、南宁都护的西部(大理郡以西)、安东都护的大部(不包括移民为主的辽西、辽东和燕郡),佛教(主要是中原化了的净土宗、禅宗)的发展,还得到了鼓励,朝廷甚至派出僧侣,到这些地方传播佛教。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鄯善等陇右五郡、黄海郡、南宁都护的其他地方、安南都护特别是它的南部,对佛教既不鼓励,也未严格限制(只规定寺庙要有名册、外出要带“名帖”、不得欺诈百姓、士绅百姓不得将土地送给寺庙,对于寺庙规模并未加以限制)。

    更重要的是,我的措施,得到了儒家的支持,儒家的思想里,是讲“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此外,相当一部分百姓也是支持的,此时的佛教发展,在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压迫普通百姓的程度,特别是一部分原本没有土地或者缺少土地的百姓,借此得到了土地………当时在河南(包括今天的山东)、关中这样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已经出现地少人多,每户授予“永业田”,无法满足规定的三十亩,只有二十亩甚至更少,朝廷除了鼓励移民,设法再找到一些土地重新分配,也是一种手段。

    而朝廷借此,增加了缴纳赋税的人口,限制了宗教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力,特别是限制了宗教对国家财富的占有。大业十八年九月,在实行“钦定天下佛道寺观等级诏”的地区内,约有僧尼、道士超过三百万,占有土地山林在七千万亩以上,“天下庄园,十占其二”,到大业二十一年五月(将近三年的时间)限制佛道的措施基本完成,下降到约一百万略多,占有土地山林不足一千五百万亩,其中还有将近半数要“减半纳赋”。

第一百四十四章  土地改革
    一个帝王治理国家,“武功”只是一个方面,“文治”往往更加重要。

    况且,国家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为依靠,“武功”也很难有效的实现。

    所以,请大家不要介意我提一些与战争无关的琐碎东西。

    实行“新政”,既要“节流”,更需“开源”,然而对百姓横征暴敛,强取豪夺,无疑是自取灭亡之道。既要增加政府的财赋,又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土地问题,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提到封建社会,人们总想到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剥削农民。事实上,中国的儒家学说,一向提倡的,是一个“自耕农”社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自给自足。中国历史上,经过改朝换代以后,通常会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多次实行过“均田制”(隋唐都实行的均田制),但是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土地兼并就会加剧,越是我们后来认为的长治久安的“盛世”,这一趋势越为严重。

    隋初推行“均田制”,至此时已经四十多年,随着生产发展,人口增长,土地兼并的趋势,又开始显现。特别是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贵族集团,除了依照法律合法拥有的“爵禄田”(可以世袭)和“职分田”(不能世袭),都大量占有土地,多者可达十万亩以上。

    职分田,是俸禄的一种补充,通常和爵禄田一样不用纳税,但去职后要交还国家。中国古代的官员,虽然收入不菲,但开支也大,古代没有“公车”,骑马坐轿,都要自己出钱,衙门里的差役,许多也得自己出钱,既然是官员,少不得还要请佣人,加上往往是一大家子,老婆孩子一大堆,仅靠俸禄,确实可能入不敷出,不给“高薪”,往往只有贪污,但俸禄过高,政府财力又有困难,所以在隋唐,往往给官员职分田作为弥补。当然,官员们是不会自己下地的,一般是出租收佃。

    而中国古代的税制,通常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人头税”,老百姓按人口纳税,贵族和僧侣阶层往往有纳税的“豁免权”;另外一种是“地亩税”,按拥有田地的多少缴纳赋税。这两种税制常交替采用,比如先秦的“井田”,其实该算“地亩税”,唐代中期也实行的“地亩税”,不过因为多有反复,“人头税”实行的时间更长,不少人还以为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实行“地亩税”的发端。

    从缴纳的税赋形式,又可以分为“实物税”和“钱税”,通常认为,“钱税”较“实物税”是一种进步,但也往往使百姓税负加重。

    隋朝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其实是一种按户实行的“人头税”,开皇年间,一户纳粮两石,大业年间,增至三石,此外再缴纳棉麻绢布,相对一户三十亩地,税负并不算重。但是随着土地兼并,一部分农民失去(或者减少)土地,却依旧要缴纳赋税,而贵族地主占有土地后,原有的赋税还要已经没有土地的“旧主”承担,显然不公平。所以户口流失的现象,日渐加重,而户口流失,则意味着官府的税收损失。

    (注:其实中国古代的正税,向来并不太重,鼓励恢复生产的时期尤其如此,比如当时一户有田三十亩,纳粮三石,合大约二百斤………一石六十斤,但有资料显示隋时一斤相当于今天六百来克,也就是一斤二三两,加上其他赋税如布、麻折算成粮食,即便翻上一倍,合每亩不过十余斤,虽然当时生产力水平落后,但一亩收个一两百斤应该还是可以的。其实可怕的是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什么淋尖踢斛不过是小儿科,可怕的一是“加征”,如明朝为了和满人打仗的辽饷;二是“预收”,就是提前“借”该收的粮税,当然是有借无还,如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四川军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预收”到了七十年代,甚至有到二十一世纪中期的。)

    我在前几年就开始注意土地的问题了,但是在这个关乎“国本”的问题上,行事必须非常谨慎。

    首先,这几年通过科举、军功等,许多平民出身者进入统治阶层,不少人封了爵位,成为新贵族,而旧贵族出身者中,也有封爵升爵者。对于这些人,我以“天下田地,不足封赏”,在确保他们的“永业田”以外,只给了不能世袭的“职分田”,没有授予“爵禄田”。赏赐方面,我一贯“多给财货,吝于田地”,金银珠宝,包括宅第都好说,可是这地,实在小气。

    同时,朝廷几乎每年都会下旨,强调“均田”,限制土地买卖。

    土地是国家根本啊。

    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旧贵族占有的大量土地依旧存在,土地兼并虽有遏制,却无法禁止。

    还在窦建德主政江南东道的时候,我就命他在江南东道的郡县进行了“试验”:实行“地亩税”,大致按土地产出的十分之一缴纳赋税,但超出国家规定的“户均三十亩”的部分,则“加租两成”,即按百分之一十二缴纳。在取得经验以后,“地亩税”在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渐次推开。

    这些地方,相对而言,在当时还属于地广人稀,土地易于分配,加上其旧贵族的势力远不如北方的关陇集团强大,上层官员又大多来自外地,与当地世族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实行起对旧贵族和世族显然不利的“地亩税”,显然要容易得多。

    在这些地方,土地虽然允许买卖,但必须到官府备案,办理手续,双方都要给官府缴纳一笔“交易税”………卖主是交易额的十分之一,买主是交易额的五分之一,以后买主要承担所有的赋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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