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还楚留香-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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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蒙古语中此宾格助词…i就等于蒙古语属格助词…u，这里表示领属关系。蒙古文的和两个字母的词中形因字形相近而在古抄本中时常相混，可以表示、之音，同时也可以表示、之音。例如：著名的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之孛儿只斤氏可作Borigin，又写作Borigin。阿黑巴儿只吉囊的名字，在17世纪蒙古文史籍中作Aγbari，又作Aγbarigin、Aγbar或Abkerin。而Aγbarin，又可写作Aγbarin。那么，ilain sultan qaγan就等于ilain sultan qaγan。
显然，蒙古人把札剌勒丁？莎勒坛的名字alaldin又可读作ilain。不过这里罗桑丹津将a误作i，并且在原来人名alaldin一词中又脱漏了一个I音。基于以上辨异勘同及对音，似可得出将Akbar…din和Aγbarin二者可以视为同一个人名这一结论。至于蒙古文史书作阿黑巴儿只 Aγbar或阿黑巴儿斤Aγbarin前者显然脱漏了蒙古语词尾n。而明代汉籍中的阿八丁王或哈巴〔丁〕王Qaγbar…din（汉籍有时脱漏“丁”字，作“哈巴王”，此字为笔者所加），也与蒙古文史书的Aγbari或Aγbarin完全可以勘同并能够对音，可视为同一个人名。
综上所述，阿黑巴儿只吉囊的阿拉伯文名字Aγbari，意为“最伟大的宗教”，这里无疑是指伊斯兰教。从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来看，它意味着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赞颂和敬仰之外，还包含着其信徒对所皈依的宗教的虔诚和向往。这就是说，这位蒙古太松可汗脱脱不花之弟，在东蒙古与瓦剌之间的斗争中，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人物，很可能信奉伊斯兰教。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在明代蒙古相当盛行。这可能与当时的东西蒙古都深受伊斯兰教影响不无关系，否则无法解释身为蒙古大汗汗室（皇室）的重要成员之一，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的嫡裔，并且政治地位和权力仅次于大汗的东蒙古第二号人物inong“吉囊”，竟然起了一个穆斯林名字这一特殊现象。
以上仅仅根据现有的蒙、汉文文献史料的零散记载，初步探讨了明代蒙古人除黄教以外的宗教信仰问题。当然，这些文献史料提供的只是一些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教名性质的人名而已。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这种具有浓郁的宗教特色的人名进行辨异勘同和对音，尽可能精确地复原原来叙利亚语人名和阿拉伯文人名，揭示这些人名背后所隐藏的宗教信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蒙古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新旧并存和复杂多样的一面。除了这里提供的这些人名耐人寻味之外，至于更多的有关这些蒙古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细节，尚无从谈起，不得而知。明代东、西蒙古人中，特别是在其上层贵族首领当中，有很多穆斯林。然而他们的宗教生活、思想意识究竟是什么样子，因限于有关方面文献史料奇缺等客观条件，所知不详。实际上，这方面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确实不少。笔者觉得要做到较深入地研究和相对完整地勾勒出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的真相及全貌，尚待更多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
注释：
① ［日］冈田英弘：《北元奉祀圣母玛利亚考》，《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台北1970年版。
② 杨绍猷：《俺答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③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④ 即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脱（托）里派Nestoriani**，蒙元时代蒙古语称其教士为Erkekün，其复数为Erkeküd，一般音译作也可温。据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考证，“也里可温”一词源于希腊语αρχtγομ，拉丁语作archaon，本意为“领袖、缔造者”，元代回鹘和蒙古人借用来表示基督教。参见林梅村《英山毕？碑与淮南摩尼教》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⑤ 《明宪宗实录》，成化元年十一月辛未条。
⑥ 乌兰说按两《黄金史》，将1452年（壬申年）视为他的即位年，将1465年（乙酉年）视为卒年，其在位年数就是14年，这与《明实录》的12年（1455？1466）只差2年，只是卒年比明代汉籍所记要早1年。请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334页。
⑦ 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301页。
⑧ 宝力高校注《黄金史纲》第124？125页载：“（太松汗）与阿黑巴儿只吉囊二人盟会瓦剌于明安哈剌之地。瓦剌已先期到达明安哈刺……瓦剌的也先太师、阿卜都拉？扯臣、撒都剌、额格台、拜答剌，阿剌帖木儿、哈丹帖木儿、阿把巴乞儿大同、脱欢忽木赤、罗巴锡诸太师率领一千人马星夜兼程……掀动着寒风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⑨ 参见［法］伯希和著、耿？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5页，注9巴伊图拉Baitula条。
⑩ 参见宝音德力根：《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1997年），第37页。
⑾ 参见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⑿ 参见珠荣嘎：《“野乜克力”释？？兼与和田清博士的“乜克力”即Mekrin说商榷》，卢明辉、余大钧、高文德编：《蒙古史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⒀ 参见宝音德力根：《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第74页。
⒁ 参见［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日文），东洋文库昭和34年版，第393页。
⒂［法］列维：《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法］谢阁兰、伯希和等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页。
⒃ 参见韩儒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页。
⒄ 参见《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九年五月壬寅条。1486年明朝才得知“亦思马因已死的消息”（《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壬申条）。
⒅ 参见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89？90页；罗桑丹津《黄金史》原件影印本，第161b？162b页，蒙古国国家出版社1990年版。和田清认为《蒙古源流》所载火鲁剌思部脱火赤少师或许是朵颜卫的脱火赤也未可知（参见［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24、351页）。胡日查亦持此说（参见胡日查：《有关朵颜卫者勒蔑家族史实》，《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⒆ 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卷6，注释第8亦不剌因太师Ibarai tayii条。
⒇ 参见［日］间野英二：《十五世纪初期的蒙兀斯坦》（日文），《东洋史研究》23？1，1964年。
（21） 参见宝音德力根：《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第78页。
（22） 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卷6，注释第8亦不剌因太师Ibarsi条。
（23） 参见［日］冈田英弘：《达延汗六万户的起源》（日文），《？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75年。
（24） 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卷5，乌兰译文第75页。
（25） 托克马克（ΤογmaγΤογmoγ），当即古碎叶城所在地的Tokmak，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汉译“托克玛克”。参见乌兰：《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的若干地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
（26） 和田清认为此阿八丁王或哈巴王是脱脱不花之弟阿黑巴儿只吉囊。参见该氏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7页。宝音德力根认为阿八丁王男哈剌苦出既是也先之婿，又是外甥。参见该氏《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第37页。
（27） 参见萨冈彻辰：《蒙古源流》，那散巴勒珠尔合校本，内蒙古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184页。
（28） 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162？163页。
（29） 参见罗桑丹津：《黄金史》，原件影印本，乌兰巴托蒙古国国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b？116a页。
学而远行之茶马古道（上） ＇本章字数：3012 最新更新时间：2010…03…29 11：00：00。0＇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普洱是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具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的“茶马古道”。 其中丽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是保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县）、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 （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到达拉萨的茶叶，还经喜马拉雅山口运往印度加尔各达，大量行销欧亚，使得它逐渐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