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工-第2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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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士宽道:“我感觉,国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越来越偏于商品经济的。现在农村的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而乡镇企业的经营是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的。如何管好这一块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准备入学之后好好向老师们请教一下。”
祁瑞仓道:“小丁,你的想法从一开头就错了。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我们总要想着去管呢?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政府根本就不应当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放任他们在市场中自由竞争,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是庸俗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谢克力在旁边提醒道。
丁士宽却站到了祁瑞仓的一边,对谢克力反驳道:“马克思的观点也不能当成教条,而是应当辩证地理解。列宁不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落后国家优先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应当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的。”
于蕊道:“庸俗经济学这种提法,我们体改委有些领导也是不赞同的。他们认为还是应当积极地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不可一概否定。”
这是一个连大学生都能够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年代,研究生,尤其是社科院这种国家级智库里的研究生,几乎就可以算是天子门生了。冯啸辰他们的师兄师姐们,毕业后无一例外都进了国家重要部门,并且一进去就被委以重任。在这个年代里,一个处室里能有一个研究生,简直就像是老爷车里配了一台法拉利发动机,顿时就能够焕发出勃勃生机。
有这样光明的前途,研究生们自然也都是志得意满,把自己当成了未来的国家精英。这样一群人,聚在一处哪怕是闲聊,话题也都是如此地高大上,颇有一些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霸气。
80年代中期,正是西方政治思潮不断涌入中国的时候。面对着国外高度发达的物质明,国内从官员到百姓,都有一种本能的自卑感。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许多人心中颇为认同的观点。至于学术界,则出现了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觉得应当全盘吸收国外的学术范式,实现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又担心离经叛道,走上了邪路。
王振斌、于蕊二人都是单位推荐过来学习的,拿到学位之后仍然要回原单位去,读研究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为了镀金,他们并没有去探讨理论真谛的愿望。因此,对于这种理论上的争执,他们能做的只是谈谈自己的见闻,至于到底是西学好,还是中学好,他们也吃不准,一切以国家的政策为指向吧。
祁瑞仓他们三人,都是新时期的大学生,所就读的学校也都是鼎鼎大名的,这就培养出了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在他们读大学期间,西方经济学是被冠以“庸俗经济学”的头衔,在课程设置中处于很边缘的地位。老师在讲授的时候,必须要反复强调这些理论并不正确,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进行批判。
不过,话虽这样说,那些在经济理论界浸淫多年的老师们还是懂得西方经济理论的价值的,他们把这样一门课讲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启蒙课,给年轻的学子们打开了一扇理论的窗户,让他们接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
祁瑞仓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他考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22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光。他在大学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又尤以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书籍为他的最爱。西方经济理论中那些精美的图形和数学模型让他有一种灵魂升华的感觉,他认为这样的理论才代表着人间的真理,相比之下,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那些“一头羊换十匹布”的比喻实在是显得太低端了。
“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回归斯密传统。斯密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那个。斯密的观点是,政府应当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应当介入经济活动。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的就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她上台之后,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把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还削减福利开支,使英国经济摆脱了危机,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祁瑞仓挥舞着手臂,向新认识的同学们讲述着自己的心得体会。
“小祁,你不会是想建议咱们国家也把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吧?”于蕊略带几分调侃地问道。
“为什么不行呢?”祁瑞仓却是当真了,他说道:“于姐,你没在基层工作过,不了解情况。现在地方上的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一个地区几百家国有企业,半数以上处于亏损状态。而那些乡镇企业,还有私人开的企业,都发展得红红火火的,这说明什么?咱们国家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发展得还不如南朝鲜这样一个小国家,不就是因为经济不够自由吗?我倒是觉得,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有助于激发它们的活力,这对于国家是有好处的嘛。”
王振斌摇摇头,说道:“小祁,你这种思想很危险。这些话,也就是咱们同学之间说说,你可千万不能到正式场合里去说。否则的话,你不是能不能顺利毕业的问题,而是有可能会犯严重的,轻辄断送了你的政治前途,严重的话,被判刑入狱都是可能的。”
“唉,谁说不是呢?”祁瑞仓长叹了一声,道:“我在原来的单位里,也就是因为发表这样的观点,被领导列为重点监控的对象,生怕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给单位抹了黑。我想想,觉得没劲,这才决定考研究生跳出来了。”
冯啸辰道:“老祁,我倒是觉得,你的想法有些道理,但也有些偏激了。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的长处,民营企业当然也有民营企业的长处。一个国家只有国有企业,肯定是不行的。但要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把国企全部私有化,恐怕问题反而会更多。撒切尔夫人的改革,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成效如何,现在说还太早呢。”
“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祁瑞仓道,“不信,咱们可以打个赌。”
第三百八十八章 找点活干
80年代初,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起的时候。从30年代开始流行的凯恩斯经济学在二战之前帮助了西方国家走出29…33大危机的阴霾,在战后也一度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执政理论指导,造就了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辉煌。进入70年代之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大量政府干预逐渐造成了一些恶果,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滞胀,迫使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对于正常经济秩序的破坏,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落实到具体政策上,则包括了私有化、鼓励自由贸易、取消赤字财政等等。在这方面,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算是一面旗帜,她大刀阔斧地削减社会福利,把大批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要求。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初期也的确带来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冯啸辰知道,几年后这种改革的负面效果就会体现出来。那些被私有化的国企并没有如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焕发出新的生机,反而因为失去了国家的保护而日益衰落,最终使整个国家都失去了竞争力。
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并不仅限于一个英国。南美在那个时期也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成功范例,在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鼓(hu)励(you)下,南美国家纷纷放开管制,允许国外资本收购国内产业,放任国外商品冲击国内市场。在一开始,由于大量游资的进入,南美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但随之而来的一场金融风暴,一下子就把南美打回了原型。到冯啸辰穿越的那个年代,“拉美化”已经成为一句骂人话,说哪个国家“拉美化”,基本上就是说人家经济要崩溃了。
再至于说几年后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一步步走向作死深渊的经历,就更不必说了。后世的经济学家在说起盖达尔等新自由主义信徒的时候,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们不认识他!
不过,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等上若干年才会发生。在时下,新自由主义依然是全球经济学家深信不疑的宇宙级真理。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出于政治上的顾虑,不便公然支持这种理论,但在私底下,还是颇为认同的。祁瑞仓是个性格直率的人,说话无遮无拦,当着一干同学的面,自然把这种想法说了出来。听到冯啸辰质疑新自由主义理论,他心里很是不屑,便放出了要与冯啸辰打赌的狂言。
“打赌,怎么赌呢?”
听到祁瑞仓的话,冯啸辰饶有兴趣地问道。
“怎么赌都可以啊,比如说,一顿饭。”祁瑞仓说道。
冯啸辰摇摇头道:“我不是问赌注,我是问你想赌什么事情?”
“就是赌你刚才说的,你不是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会有好结果吗,我就跟你赌这个。”祁瑞仓说道。
冯啸辰道:“结果好不好,怎么评价呢?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经济肯定不会崩溃,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30年之内,要看到英国经济垮台,恐怕是不太容易。我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行,是指这种改革不能给英国带来增长的机会,英国在未来将会陷入停滞,丧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陷入停滞?”祁瑞仓冷笑道,“小冯,你不会还相信帝国主义是垂死的那一套说法吧?咱们说了多少年,结果人家就是垂而不死,倒是咱们自己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你说英国未来会陷入停滞,我可以跟你赌一下,未来20年,英国和咱们中国之间的差距,只要越拉越大,你信不信?”
20年吗?冯啸辰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时下是1984年,20年后就是2004年,届时中国的gdp已经把英国甩在后面了,如果要说差距越拉越大,那也是中国在拉开与英国的差距,而不是相反。
“这个赌,我应了。”冯啸辰笑呵呵地说道,用金手指去欺负人,实在有些胜之不武的意思。不过嘛,一个20年的赌约,也就是说说而已,难道20年后冯啸辰真的会拿着这个赌约去让祁瑞仓请他吃饭吗?
在座的众人显然也想到了20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把祁瑞仓与冯啸辰的赌约当成了一个冷笑话。
祁瑞仓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追捧,大家的态度各有不同。谢克力打心眼里是崇拜西方理论的,但他不会说出来,因为他觉得这种话与政策不符,公开说出来没准会影响到未来的前途。丁士宽的心理有些矛盾,他是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长起来的,要让他突然转去接受西方经济理论,他有些不能适应。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西方经济理论确有一些道理,自己反驳不了,也不愿意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志而昧着良心去批判这样的理论。
王振斌和于蕊一个是60年代的大学生,一个则是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经济理论方面的功底都不怎么样,对于新自由主义观点的认识更多地是知道它比较时髦,而且好像还显得很高大上,但具体是对是错,他们就说不上来了。作为在机关里工作多年的干部,他们本能地会告诫自己要远离西方学说,以免犯****。假如此时有什么上级领导说这个理论是好的,他们自然也会马上转变过来,然后与祁瑞仓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不管大家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什么看法,他们至少有一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那就是祁瑞仓的学识无论如何都比冯啸辰更为渊博。冯啸辰自己说过了,他只有初中学历,估计连凯恩斯、萨缪尔森这些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他与祁瑞仓打赌,恐怕也就是民科在挑战院士,或者说是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吧。
“好吧,老祁和小冯这个赌,咱们都是见证人。20年以后,不管谁赢谁输,咱们都能有一顿酒喝。说了半天理论,也够乏味的,我说个现实点的问题吧,老王、二姐,你们俩都是大单位里的处长,能不能给我们几个年轻人找点赚钱的机会啊,光靠研究生工资,我们想出来喝顿酒都困难着呢。”
丁士宽哈哈笑着扯开了话头。他说的二姐,自然就是指于蕊了,按照岁数来算,于蕊正好是班上的老二,大家叫她二姐是很合适的。
“是啊是啊,虽然说研究生的工资待遇比照机关单位发放,可这一个月40多块钱,真是不够花啊,现在的物价涨得多快啊。老王,二姐,你们都在部委里,给大家找点赚外快的机会,应当不难吧?”谢克力也附和道。
在原来的单位里,他已经谈了一个对象,估计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就该结婚了。时下年轻人结婚的标准越来越高,做家具、买电器,起码需要五六千块钱,办一个婚礼也是奔着一千块钱以上的花费去算的。研究生的身份说起来很风光,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说什么都白搭。
王振斌沉吟着说道:“赚钱的机会嘛,在部委里倒是能够找到一些。有时候我们需要翻译一些国外的资料,还有时候需要请人帮着写点资料啥的,也是能够付劳务费的。一次性的费用也不会太多,十几二十块钱,也就是聊胜于无罢了。过去我当处长的时候,自己处里的事情,我就能够说了算,那个时候要给大家安排点机会很容易。
现在我脱产出来读书,工作已经交给其他同志了,要找这样的机会,还得去问一问才行。不过,小丁、小谢,你们既然提出来了,我肯定会记在心上。事先可得说明,机会不一定会太好,这一点你们要有些心理准备的。”
于蕊也说道:“我们体改委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工作比较敏感,不太方便请外面的人来帮忙。不过,我在体改委的时候也和其他一些单位有工作联系,到时候我留心一下,有能够让班上同学帮忙的事情,我会想办法揽过来。想靠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