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风云-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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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儒学几百年的衰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读书无用”，书读得越多，学问研究得越深，距离仕途也就越远，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
几百年来的中土是门阀士族政治，门阀士族控制着南北两朝大小王国的兴衰和更替，门阀士族控制着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的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门第，是郡望堂号。比如你是学识渊博的大儒，但你出身寒门，那你“修身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就轮不到你了，你天生就没有那个资格。反之，你是不学无术的纨绔，但你是中土第一高门崔氏子弟，那你就拥有了“治国平天下”的资格，至于能否入主台阁或者主宰中枢，那当然也要看本事。
既然如此，世家权贵的子弟们还需要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吗？既然如此，寒门出身的莘莘学子们通宵达旦经年累月地钻研学问又有什么意义？
几百年前是“学而优则仕”，儒学就是学子们的“金饭碗”，所以儒学不断发展，现在是“学而优则贱”，儒学等同于“贫困”，儒学还如何发展？如何复兴？
开皇初年，先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但因为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而这一问题竟然始终得不到解决。之后，朝廷干脆取消了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既牵扯到儒学南北派系谁融合谁的问题，也牵扯到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子弟谁占据官场席位最多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利益之争。
先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尤其崇佛。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先帝以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为借口，下诏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七十。但就在同一天，先帝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的助佛排儒，于是儒家复兴的脚步再次停顿。
今上继位后，锐意改革，重置学校，重兴儒业，设明经，以科取士，但在世家权贵保守派势力的阻挠下，成效甚微，至今没有任何办法来迅速改变儒生士子的身份地位，这导致中央和儒家士子之间的矛盾越来激烈。山东叛乱迭起，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山东儒家士子们的支持，很多人干脆投身其中，为叛军出谋划策，试图借助暴力手段改变自身的困窘处境。
在河北这块地方，高鸡泊和豆子岗的叛军队伍里就很多儒家士子，有些人甚至就是叛军的领导者，而这些寒门出生的儒家士子大多出自冀城刘氏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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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端毅和薛德音的这番解释，给西北人透漏了几个明确的讯息。
关陇人对山东人的遏制是全方面的，为了阻止山东人借助儒学的复兴而东山再起，关陇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连帝国的儒学复兴大计都在他们的操控下变得面目全非，不但无助于帝国儒学的发展，反而推动了儒学的倒退。
刘焯、刘炫应该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儒，应该是帝国儒学复兴大计的领军人物，然而，他们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了三大世家权贵集团角逐厮杀的“武器”。由此可见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仇恨，在黄河流域统一三十多年后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
冀城刘氏的很多门生子弟都参加了叛军，由此可以推测出，河北叛军的背后有着很深厚的世家背景，而河北目前的这种局面，放到关陇人和山东人激烈厮杀的大背景下，完全可以推衍出河北人切断永济渠粮道的决心。形势对西北人来说非常不利。
这份地图可以确信是真的，苏定方的帮助也是有诚意的，但苏定方之所以伸手相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北人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希望，所以他来赌一把，看看能否发生奇迹。当然，也有可能是得自游元的授意，以确保把西北人推上战场。
就在伽蓝、傅端毅和西行等人低声交谈的时候，薛德音忽然想到了什么，走到苏定方面前问道，“可知刘炫先生现在何处？”
薛德音的这句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随即停止交谈，侧耳倾听。
“听说先生在平原。”苏定方倒是没有隐瞒，知无不言，“贼帅刘黑闼是刘氏旁支，说起来也算是先生的后辈。”
大儒刘炫在贼帅刘黑闼帐内。刘黑闼是冀城刘氏子弟。伽蓝暗自感叹，怪不得刘黑闼在窦建德死后还能拉一帮人再举大旗横扫河北，原来他是冀城刘氏子弟，而刘氏的门生子弟当然愿意为他卖命，与关陇人血拼到底。
“可知衡水孔颖达？”薛德音又问道。
衡水孔氏也是信都郡的世家之一，苏定方自是知道，当即点头，“孔先生是刘老先生最为得意的弟子，名扬海内，无人不知。”
“可知他现在何处？”
苏定方迟疑了片刻，说道，“听说他在黎阳。”
“黎阳？”薛德音惊讶地问道，“此言当真？”
苏定方急忙摇手，“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薛德音沉思不语，目露忧郁之色。
伽蓝皱皱眉，隐约猜到了薛德音的心中之忧。孔颖达是河北名儒，是山东大儒刘焯的弟子，现在却在黎阳，与杨玄感在一起，可见河北人正在帮助杨玄感举旗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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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章 歃血结义
第一百二十章歃血结义
“孔颖达？”
西行沉吟稍许，与神情凝重的江成之、卢龙等人互相看看，欲言又止。
刘炫是山东鸿儒，门生子弟遍及大河南北，却因为遭到关陇人的打击，穷困潦倒，不得不寄身于叛贼帐下维持生计。这是山东人的耻辱，更会激起山东人的愤怒，而这种耻辱和愤怒会驱使山东人向关陇人发起疯狂报复。
孔颖达是山东大儒，鸿儒刘焯的弟子，他在山东儒生中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假如这样一个人帮助杨玄感造反，对杨玄感的助力之大可想而知。
这个消息可谓雪上加霜。这边河北叛军群起而动，虎视眈眈，那边杨玄感厉兵秣马，伺机而动。这两个危机的背后都有山东世家的身影，而令人绝望的是，明明知道推动危机爆发的幕后推手是谁，却找不到任何击败他的办法。
“衡水孔氏也是河北望族？”
西行抱着一丝侥幸问道。假如衡水孔氏不过是个三四流世家，那么孔颖达即便是大儒，但因为缺乏尊崇的身份地位，其影响力有限，仅局限于山东儒生之中，而山东儒生大都为寒门子弟，如此孔颖达就很难给杨玄感以决定性的助力了。
“衡水孔氏是信都郡望。”薛德音答道。
如果山东五大世家是一流世家，那么河北望族比如任县游氏、冀城刘氏就是二流世家，而像信都孔氏这样的地方郡望就只能名列三四流世家了，一般来说其影响力主要局限在本州郡之内。
“儒学北派以山东为主，山东儒学以河北为主，而河北儒学之所以能代表儒家北派的最高成就，是因为人才辈出。”薛德音继续说道，“山东大儒，前有河北人熊安生、刘轨思、郭懋当、刘智海，中有李德林、刘焯、刘炫、房晖远，今有孔颖达、盖文达、李玄道、李守素。孔颖达和盖文达都是出自信都衡水望族，都是刘焯弟子。李玄道和李守素则是出自赵郡李氏，赵郡李氏乃天下一等高门。”
这样一解释，河北大儒在山东地区的影响力就很清楚了。
所谓“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不过是相对而言。千百年来，读书都是有钱人的特权，没有钱是读不起书的。历史上的先贤，诸子百家，哪一个不是家道殷实的士族阶层？有史载，某某大贤或少贫，或少孤。这个少贫、少孤可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现代的贫穷和孤苦，那就大错特错了。少贫，可以理解为家道中落，但士族的地位还在，温饱还是能解决，家里还是有房有田，只要努力奋斗，还是能出人头地。少孤，最惨者莫过父母双亡，但家族还在，血脉亲人还在，一样可以得到照顾。不过在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士族眼里，这已经很“悲惨”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学有所成甚至出人头地，那就很了不起了。
中土的经学一直被世家望族所控制，读书和做官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世家又称之为簪缨经学之家。但自古以来，大凡学问做得好的，不仅仅需要天赋，更需要时间，需要持之以恒的研究，术业有专攻嘛。所以世家望族为了代代传承，一般都是人尽其才，做官的做官，做学问的做学问，簪缨要传承，经学更要传承。你有做官的天赋，那家族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入主台阁。你擅长做学问，那家族就竭尽所助你成为一代大家。做宰相，做将军，做鸿儒，对世家望族的传承和兴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若三者皆具，必定权势倾天，若三者具其一，那也足以荣耀天下了。
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做了大将军的想做宰相，做了宰相的还想成为一代大儒，而一代大儒则想“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大凡文人都认为自己有济世之才，可惜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写历史的文人大都如此，于是在史书中便就有了一代代大儒的“郁愤”。有成就的大儒要教授学生，要著书立说，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怎么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如意？再说了，假如大儒、宰相和大将军同兼一身，他能同时最好三件事吗？恐怕到了那个时候，第一个失去的就是大儒这个最尊崇的身份，而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也就成了“梦想”。
大儒出自世家豪望。一个大儒的出现，不但需要经学典籍，需要老师的授业解惑，更需要充足的时间，需要取之不尽的财富。读书的前题是有饭吃有衣穿，一个普通平民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农忙的时候要下地耕种，农闲的时候要服徭役为帝国挖渠修路做苦力，试问，哪来的钱财和时间去读书？再说了，就算具备了这些读书的最基本条件，请问**典籍在哪？授业的老师又在哪？都被世家豪望所控制。而世家豪望传书授业的最基本条件是，你必须是士族，必须是贵族子弟，哪怕你是最低等的贵族都行。这是等级制度的规则，而遵守规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基本要求。
孔颖达是衡水望族子弟，是河北世家贵族，是山东大儒，就算他没有任何官职，就凭他大儒和贵族两个身份，他就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大业二年，今上曾在东都广征天下宿儒讨论儒学，意欲仿效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时承先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如江左大儒陆德明、鲁世达，山东大儒刘焯、刘炫，关陇大儒王通、颜思鲁和某家大人，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薛德音继续说道，“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并在辩论中舌战群儒，挡者披靡，品评为冠。当时他只有三十二岁，在应诏诸儒中年纪最小，时称天下第一儒。”
“有些先辈宿儒以此为耻，郁愤难平，更有人不惜痛下杀手，暗遣刺客。就在孔颖达生命垂危之刻，杨玄感伸手相助，将其藏匿府中才幸免于难。”
薛德音抬出了孔颖达“天下第一儒”的名头，又讲明了他与杨玄感的生死之情，至此，这位山东大儒帮助杨玄感叛乱一事基本上证据确凿，西北人再无疑议，由此也彻底打消了伽蓝和西北人一直暗藏于心的侥幸心理。山东人帮助杨玄感叛乱，河北叛军切断永济渠粮道，今日局面实际上是个死局，无论西北人如何努力，都无逆转之可能。
伽蓝断然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全力以赴去拼杀，去争取生存的希望，今日西北人的目标只有一个，活下去。
这要感谢薛德音。假如不是薛德音从苏氏背后的冀城刘氏想到了刘焯和刘炫，又从刘炫穷困潦倒的惨状想到了衡水孔颖达，那么便无从知道孔颖达已经与杨玄感在一起。山东儒生已经与帝国的存亡紧紧关联到了一起。现在刘炫在刘黑闼的帐下，孔颖达在杨玄感帐下，而刘炫和孔颖达这老少两代山东大儒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调动难以估量的力量，把山东叛军和关陇贵族的反叛集团拉到一起，默契配合，携手举兵，给皇帝和中枢以致命打击，给帝国以沉重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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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把苏定方请到了地图边上，言辞恳切地说道，“某等来自西土，这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急切间，某等很难寻到一个妥当的退敌之策，不知定方能否相助一二？”
苏定方迟疑不语，目光从西北人的脸上缓缓扫过，眼中隐含戒备之色。
人与人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谓仗义相助，很多时候都是源于利益的驱动，就如国与国之间没有友谊只有利益一样。西北人和苏定方初次见面，即便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但苏定方愿意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帮助西北人，肯定是因为有值得他为之豪赌的利益所在。苏定方追求的利益是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承诺？
苏定方其实不需要承诺，他只是赌一把，赌赢了，西北人自会报答他，但西北人不这么想，西北人生活在实力决定一切的大漠里，利益交换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若某活下来，这条性命就是苏氏的。”
伽蓝此言一出，薛德音和傅端毅暗自吃惊，觉得伽蓝太轻率了，这样的承诺太重了。
西北人倒是赞赏伽蓝的果断。伽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