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风云-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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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的手指点在了地图上的河内郡、弘农郡、河南郡和荥阳郡,然后扩大到外围,从汝南所在的襄城郡向东延伸到颍川、梁郡和东郡一线。
伽蓝的话直击要害。东都有上万留守军,虽然杨玄感攻占东都主要靠内应,并不倚仗军队的强大战斗力,但在军队数量上,他最起码要有压倒性优势,就算是虚张声势也要像模像样才行。
柴绍走到地图前,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圈内是弘农郡、河南郡、荥阳郡和梁郡四地,“杨玄感只要到了这里,数日内集结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弘农郡是杨氏的根基之地;河南郡是东都所在,密布杨玄感的内应;荥阳郡是东都外围重镇,郡丞就是杨玄感的叔父杨询;梁郡是杨玄感当年出任宋州刺史所在地,郡内官僚多为杨氏故吏。还有以荥阳郑氏为首的河洛汉姓世家贵族,诸如汝南袁氏、颍川陈氏、庾氏、陈留谢氏、宋城韩氏等等,都是当朝既得利益的保守派贵族集团,在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上与杨玄感基本一致,可以想像,在杨玄感举旗之后,他们必将成为杨玄感坚定的支持者。
伽蓝想了一下,手指地图上的临清关,“如果某是杨玄感,会在此分兵。”
伽蓝做了一番分析。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杨玄感在临清关兵分两路,可以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不但可以前后夹击东都,还能伺机进入关西,一旦杨玄感控制了长安和东都,也就基本上赢得了这场兵变,最不济也能分裂中土抢到半壁江山。
杨玄感为什么不在黎阳分兵?为什么不在黎阳津渡河南下,而是舍近求远,到临清关才分兵,到延津关才渡河?这是有原因的。
今上继位之初,继承先帝遗愿,倾尽国力迁都,而迁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营建东都。在营建东都的同时,为了防御山东,今上在东都外围设置了一条战略性的防线。这条长达近三千余里的防线实际上就是一条壕沟,其起始点从河东郡的龙门开始,向东到长平郡,然后南下穿越太行山到汲郡,抵达临清关。渡河之后到荥阳郡的浚仪城(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再由浚仪向西,经颍川郡、襄城郡、南阳郡一直到上洛郡,终结于武关。武关是关中的四大门户之一,直接连接关西和荆襄。
这条防线实际上就是把中原和关西连成了一个整体,而把包括代、晋、河北、河南、江淮、江左、荆襄等广义上的山东地区全部隔离了开来,把除关陇和中原以外的山东人,也就是中土统一前的高齐和江左,都当作了假象敌。
某种意义上,这条防线代表了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今上继位后,已经到了不得不设置一条战略性防御线来予以缓解的地步。
营建东都和防御山东这两件事为什么会造成一条把关陇人和山东人隔离开来的近三千余里的防御线?坊间有各种说法,但接近事实的还是关陇贵族对数百年来始终掌控着中土命运的山东贵族集团的高度警惕。
当年先帝受禅之前,有尉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的联手反叛,其中当时在河北的尉迟迥和在荆襄的司马消难就得到了山东贵族集团的鼎力支持。到了今上继位之前,时为并州总管的汉王杨谅实际控制着代、晋、河北乃至幽燕等五十二州军政大权,他在山东贵族集团包括江左贵族的支持下,向关中和中原发起了猛烈攻击,试图夺取帝位。
在内战中,先帝赢了,今上也赢了,但关陇贵族集团却遭到了两次重创。尤其今上手段异常狠辣,在击败汉王杨谅后,因受其连累而诛杀或流放的官僚、府兵和平民多达二十余万户,近百万人口。今上继位后虽然多次大赦天下,大部分流放的贵族、府兵、平民都侥幸重回原籍,但死去的人还是太多太多。关陇人内讧,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关陇人,参与其中的山东人也有损失,但那些躲在幕后的山东世家贵族却损失有限或者毫发无伤,甚至大获其利。
对此先帝和今上清楚,关陇贵族也清楚,但山东的世家贵族传承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在中土拥有着非同凡响的影响力,自魏晋以来,历代王朝的建立和败亡都离不开他们,中土若想维持和平和统一,帝国若想长治久安乃至国富民强,就必须赢得山东世家贵族的支持,所以,先帝极尽拉拢和忍让之能事,而今上先是修建了一条近三千里长的防御线,接着迁都洛阳,然后便是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激进式改革,试图在最短时间内遏制和打击既得利益贵族集团,包括山东和关陇世家贵族,继而彻底铲除这个严重危及到帝国兴衰存亡的最大祸患。
因此,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条近三千里的防御线,也象征着皇帝、中央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血腥厮杀。
杨玄感在临清关分兵,或者由延津关渡河南下,正好避开了横亘在大河南北的这条防御线。如果他从黎阳分兵,从黎阳津渡河南下,那么他极有可能在临清关受阻于河内军队,而在开封和延津一线受阻于荥阳军队,如此一来,他就无法以最快速度杀奔东都,先机尽失,必败无疑。
贵族官僚们对这条防御线的作用基本上有所了解,而若想从河北方向突破这条防御线,最佳地点就是临清关,所以伽蓝毋须解释更多,而柴绍和宋正本等人也能完全理解他对局势的分析。
“如果杨玄感受阻于临清关,未能兵分两路,必定急速渡河进入荥阳,以求在最短时间内集结更多军队,然后以最快速度包围东都。只要他能在长安军队出关之前抢占函谷关和潼关,他依旧可以实现预期意图,完成他的攻击策略。”
此言一出,柴绍、宋正本不禁面面相觑,相视无语。伽蓝的意思很明确,杨玄感不会滞留于临清关下,相反,明天杨玄感就会渡河南下,所以,伽蓝既不会毫无意义地主动攻击杨玄感,也不会匆忙赶赴临清关会合李建成,因为匆忙进关极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宋正本犹豫了片刻,问道,“以将军之意,计将何出?”
伽蓝看看他,又看看柴绍,反问道,“以你们的判断,杨玄感能否拿下东都?”
柴绍和宋正本眉头深皱,半晌无语。
杨玄感拿下东都的可能性太大了,而若想阻碍杨玄感攻占东都,唯有两个条件,一是长安的军队抢在东都失陷之前支援而来,二是这支军队不但要抵挡住杨玄感猛烈的攻击,还必须寄希望于东都能够长期坚守下去,与其内外呼应,直到皇帝和远征军驰援而至。
第一个条件尚有达到的可能,而第二个条件几乎绝无可能实现,因为目前的东都实际是帝国的政治中心,不但皇帝常驻东都,中央诸府署也常驻东都,权贵官僚包括他们的家眷都集中于此,尤其在皇帝远征高句丽期间,帝国激进改革派势力大部分侍从皇帝左右,而保守派势力基本上留在了洛阳。毫无疑问,这些人都会支持杨玄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杨玄感的同党,他们会充当内应,帮助杨玄感打开洛阳的大门。
良久之后,柴绍终于说道,“杨玄感能够拿下东都,不过……”
众人的目光齐齐望向柴绍,等待他说出关键之处。
“坚守东都,关键不在于能否守住外郭,而在于能否守住宫城和皇城。”
洛阳扩建工程历时十个月,初始叫东京,后又改名为东都,其建筑布局基本上与长安、大兴城类似,城中分为禁中皇城、中央府署所在地的宫城和贵族官僚、平民奴隶所居住的外郭。洛水穿城而过,把东都划分为南北两区,其中洛水以南就是外郭城,方圆五十里,九十六坊;而洛水以北则是皇城和宫城所在地,还有一半主要由贵族官僚居住的南外郭城,有三十六坊。
帝国京都的政治中枢在皇城和宫城,只有拿下皇城和宫城,杨玄感才算攻陷了东都,才算在政治上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伽蓝的目光从众人脸上一一看过,最后与刘炫四目相对。
刘炫手抚长须,缓缓说道,“将军若想所有作为,必须抢在杨玄感之前赶到东都。”
第186章 近乡情更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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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近乡情更怯
第一百八十六章近乡情更怯
刘炫这话说得有些虚了,以伽蓝目前的身份地位,到了东都瞬间就会被成千上万的达官贵族所“淹没”,不要说有所作为,连“冒头”的机会都没有。当然,假如伽蓝是河内司马氏的子弟,假如能赢得崔逊、李建成等豪门子弟的帮助,或许还有一显身手的机会,但问题是,崔逊、李建成之辈会给他机会吗?显然,这些豪门子弟根本不会给予伽蓝任何机会,拿伽蓝当刀子当奴隶使唤可以,平等相待利益共享那是绝无可能。
伽蓝摇摇手,脸上露出嘲讽之色,不知是自嘲,还是鄙视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官僚。
“东都有某的亲人,有某的兄弟朋友。”伽蓝嘶哑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沧桑和刚毅,“所以某要去东都,要抢在杨玄感攻占东都之前找到他们,保护他们。”
众皆无语,内心更为忐忑。伽蓝对未来似乎很悲观,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难道皇帝和裴世矩因为过度自信,错误地判断了东都形势,导致伽蓝现在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近乡情更怯。”刘炫长叹,“伽蓝,该回家了。”
众人蓦然想到伽蓝的出身,不禁齐齐注目望去。
伽蓝负手而立,抬头望着璀璨夜空,心神仿若随着流星一起坠入无边黑暗,一股浓浓的悲伤渐渐淌出身体,弥漫四周。
“派人去临清关。”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忽然打破了深夜的静寂,回响在众人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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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七日,凌晨,丑时三刻。
伽蓝在睡梦中被楚岳喊醒。高泰飞马回报,延津关失陷,杨玄感的军队正从延津关方向连夜渡河南下。
伽蓝的推断得到了证实,那么在杨玄感带着主力渡河南下之际,会不会安排一支军队继续攻打临清关,以期与河内同党前后夹击,继而夺关西进,从河阳、孟津一线直杀东都,切断关西和关东之间的联系?假如此策成功,长安援军受阻于潼关、函谷关一线,那么阻碍杨玄感攻打东都的第一个条件也将失去。当然,这个条件能够实现的前提是长安必须忠诚于皇帝,并在第一时间驰援。长安是否忠诚于皇帝?是否会在第一时间驰援东都?
关陇本土汉姓世家贵族与河洛汉姓世家贵族一样,都是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皇帝所推行的激进改革策略持反对立场,比如京兆韦氏、武功苏氏、河东柳氏,而从关陇崛起的武川系贵族集团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他们对皇帝的忠诚与他们在帝国所享有的权利是对等的,因此,留守或者固守于西京长安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保守派或者中立派贵族,他们不愿意到东都去,而皇帝更不想在东都看到他们。由此推测,长安的贵族官僚们是否忠诚于皇帝,是否在第一时间驰援东都,并不乐观。
另外,无论何时都不要忘了山东贵族集团。
从中土盛行的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来说,关陇贵族集团是中土的新兴贵族集团,其崛起成长的历史尚不足百年,而山东贵族集团却是传承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世家豪门,两者在历史底蕴、政治声望和政经影响力上有着明显区别。中土统一后,这两个贵族集团在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大打出手,这给了皇帝和改革派官僚不断调整“再分配”方案的机会,而权利受损的贵族集团旋即联手对抗皇帝和改革派官僚,他们的“武器”就是皇统,于是从太子杨勇开始,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一个个葬身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皇家家事之不幸,人生之悲惨,可谓惨不忍睹。今上在皇统的厮杀中艰难胜出,而掌控天宪之后的今上,把全部的愤怒发泄了出来,以改革为武器,向帝国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贵族集团和官僚集团,发动了近乎疯狂的“报复”。
然而,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了,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也太过根深蒂固了。
自魏晋开始,门阀和地方势力坐大,皇权式弱,中央权力弱化。而自五胡十六国开始到中土统一之前,北方是汉虏共治,汉人的中央集权制和虏人的部落制混为一体,汉虏两姓的世家贵族掌控王朝,王朝频繁更替。南方则是皇族和门阀共治,先是王与马共有天下,其后便是贵族权臣的天下,王朝也是反复更替。
中土统一后,先帝的改革宗旨就是皇权的集中,中央威权的提高,以图重建真正的中央集权制。但因为世家贵族和地方势力太大,皇权的集中是以暴力掠夺相权为代价。相权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威权,所以中央威权不增反减,出现了中央式弱,皇权和地方势力两头坐大的畸形政局。今上继位后,进一步扩大中央机构,进一步掠夺中央权力,由此进一步弱化了中央威权,而改州为郡,在减少行政区域的同时,实行中央、郡、县的三级行政制度,其本意是集权于中央,以便中央垂直管理,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势力迅速集中,与中央形成抗衡,中央威权由此进一步弱化。
也就是说,今上的激进改革,结果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皇权是集中了,但世家贵族及其控制的地方权力也更大了,而中央威权的持续弱化,导致中央迅速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度役使民力,以致民怨沸腾;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以致义仓空虚,赈济不力;更可怕的是,世家贵族和地方官府抱成一团,沆瀣一气,欺君罔上,欺上瞒下,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不顾后果地掠夺帝国和帝国民众的权力和财富。
这种政治背景下,东征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帝国危机,而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保守贵族集团的造反,名义上是反对皇帝的改革,是为民请命,为苍生某福祉,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内部因为“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他们要自己控制帝国权柄,以便为自己所在的贵族集团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打开方便之门。至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