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栋梁-第4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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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洋输得灰头土脸，而他自己都兵败被俘，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眼见儿子接连添了好几碗饭，总算是吃饱了，段韶问：“你在军校里，也是这般饭量？”

　　　　“父亲，学校食堂的菜油腻，所以饭倒是吃不得这么多。”梁襄（段襄）回答，然后主动说起在军校的学习、生活情况。

　　　　军校分几类，生源各有不同，像他去读的军校，其实是“军事预科学校”，为军校提前准备生源。

　　　　“军事预科学校”生源很广泛，可以是宗室、官宦子弟，也可以是军属子弟。

　　　　其教学目的，是让预备入正式军校深造的人，具备基本的文化和军事素质。

　　　　入学年龄要求至少满十五岁，入学后第一年，读书期间可以携带仆人，在“单间宿舍”居住，日常起居可以由仆人照料。

　　　　学的是文化课，又有体育课，目的是“开蒙”，以及锻炼身体，学规矩。

　　　　一年之后，所有学生都要换宿舍，住在八人间的宿舍里，不许带仆人，日常起居自己照顾自己。

　　　　除了文化课外，开始学习骑马、射箭、兵击。

　　　　第三年，增加骑、射、兵击的学习强度，并学习基本的兵法（军事理论及知识）。

　　　　毕业时，学生的文化水平，要达到蒙学的水准，而武艺，要达到军中新兵营结束时新兵考核的水准。

　　　　这个时候，毕业生年满十八岁，已经成年，便可进入正式军校学习，学习各类军事知识，然后学如何打仗，如何带兵。

　　　　毕业后，毕业生就是尉官，进入军中，在基层带兵，积累经验。

　　　　历练一定年限后，根据平日表现，以及参战后立功表现，入下一级军校学习，毕业后升为校官。

　　　　这就是楚国给官宦、将门子弟，乃至寻常军人和百姓，定下的一条升迁道路。

　　　　没有任何军事经历的普通人，可以通过入军校读书，开始军旅生活。

　　　　而军中的立功兵卒，或者服役一定年限后的兵卒、军士，无论最初是募兵、征召兵或者降卒，都可以通过读军校、毕业后成为尉官，进入“军官序列”。

　　　　按新体制的规则晋升。

　　　　段韶亲自参与了楚国军校体系的建设，并任“骑兵科”的“教授”，以及战术司的司长，虽然长期居于二线，却培养了不少骑兵将领。

　　　　眼见着儿子梁襄（段襄）进入自己参与建设的军官培养体系，开始逐步成长为新式军官，段韶忽然有一种“前人种树、后人纳凉”的感慨。

　　　　梁襄（段襄）只要运气别太差，不死于流矢、坠马等意外事故，那就能稳稳的走“武”这条路。

　　　　要么在军中效命、熬资历，要么给某位宗室同学做带兵的府佐官，为仕途积累人脉和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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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定级别，还能文武互相转换，出任地方官，转为文官。

　　　　而不需要他这个身份尴尬的父亲，特意到处托关系、送礼，求妹妹吹枕边风，以此给儿子谋个好前程。

　　　　这就是李笠构建的军事人才培养机制，读不得书但又想建功立业的人，无论是权贵、官宦子弟，还是平民，都有机会走这条路。

　　　　按照规则，进入体制为国效命，按照规则晋升，改变自己的命运。

　　　　与此同时，这套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也改变了军队的结构。

　　　　许多本来要靠在战场上玩命才能学会的“兵法”（军事知识和经验），或者将门内部传授的“兵法”，如今以成体系的学校教学方式进行传授。

　　　　使得楚国的基础军事人才快速增多。

　　　　这样的人才培养体系，使得军队在战损后的恢复速度很快，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合格军事人才补充到军队中，能够让重建的军队尽快恢复一定的作战能力。

　　　　若军队没有遭到严重损失，那么在一次次战斗中活下来的基层将领，就能不断成长，成为名将种子。

　　　　让段韶最有感触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学生们，在楚军攻突厥之役表现出色。

　　　　此次楚军和突厥作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众多的基层骑兵军官（尉官），虽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入草原作战，但总体表现十分出色。

　　　　只要继续磨练，在这些人中，就会渐渐涌现出优秀的将领，擅长骑兵作战。

　　　　届时，不缺马的楚军，战斗能力会持续增强。

　　　　而军校不断有毕业生进入军中服役，楚军的人才积累会渐渐成规模，随着时间流逝，开国时的强军后继有人，很大概率能一直保持作战能力。

　　　　李笠所构建的这种奇特体制，用不同以往的方法，培养基层的军事人才，如今看来，效果是不错的。

　　　　但这套体系，也有另外一层用意。

　　　　段韶想起一件事，问儿子：“几位殿下在军校里读书，跟你是同学，他们表现如何？”

　第一百二十五章　体制

　　　　午后，李笠和皇太子李昉闲谈，谈起一个历史人物——刁雍。

　　　　刁雍，为晋（东晋）尚书刁协的曾孙，刁氏于中原战乱之际南迁京口，号为“京口之蠹”。

　　　　而京口，为北府兵的驻扎地。

　　　　某年，刁雍那家财万贯、良田无数的伯父刁逵，因为一个大头兵欠债还不起，便将其绑在树上当众鞭挞，以儆效尤。

　　　　那个大头兵，名叫刘裕。

　　　　后来，刘裕发达了，成了执掌朝政的权臣，当然忘不了那次羞辱，于是，刁氏迎来了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晋国也即将走到末路，晋国宗室司马休之对抗权臣刘裕失败，逃入秦国，刁雍便跟着入秦。

　　　　之后逃入魏国，成了魏国的官员。

　　　　刁雍主动请缨，到黄河南岸（魏、晋边境）驻防，专门和刘裕对着干。

　　　　刘裕代晋建宋，即刘氏宋国，那年，刁雍大概是三十岁。

　　　　时光流逝，当刁雍快九十岁的时候，刘宋灭亡。

　　　　他看着那个大头兵发迹、掌权、建国，又看着仇人建立的国家，陷入太子弑父、宗室相残、最后被人取而代之。

　　　　亲眼看着仇人的家业灰飞烟灭，可谓一大快事，五年后去世的刁雍，想来是死而无憾。

　　　　此外，还有一个人，见证了刘宋从建国到灭亡的过程——琅琊王琨。

　　　　刘裕代晋建宋时，王琨大概二十岁，作为高门子弟，当时已经当官，为郎中，亲历晋帝禅让、刘裕受禅。

　　　　当他快八十岁时，又亲历宋、齐更替，见证了群臣劝进、宋帝禅让、权臣勉为其难受禅称帝的全过程。

　　　　所以，刁雍和王琨，是经历或见证晋、宋、齐三代更迭的人。

　　　　其实，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无非是不出名而已。

　　　　而萧氏齐国的国祚只是二十来年，所以经历宋、齐、梁三代的人更多，譬如梁武帝萧衍。

　　　　宋、齐换代时，萧衍十五六岁，作为兰陵萧氏子孙，算是齐国的远支宗室，后来取而代之，建立梁国，自然是“历经三代”。

　　　　南朝的朝代更替很快，但与此同时，北边的魏国，经历了晋、宋、齐、梁，国祚明显比南边几个朝代长的多，这是为什么？

　　　　李笠谈起几个“超长待机”历史人物，以及北魏国祚比南方朝代明显长很多之目的，就是要让儿子思考。

　　　　让儿子想想，李氏楚国的国祚，能有几年？

　　　　对此，李昉针对南方王朝短命这一事实，给出分析，认为南方朝代国祚短的原因主要是两点：

　　　　一，宗室内讧，互相残杀，皇帝和宗室之间势同水火，导致外人有机可乘。

　　　　二，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要么地域军政集团造反，要么地方豪族撺掇出镇宗室参与权力斗争，这就加剧了国家的内讧。

　　　　于是，每一次内战，都会导致国力下降，导致失败方的部分官员投敌。

　　　　而这些官员每一次投敌、跑到北边，都一些地盘拿当见面礼。

　　　　譬如刘宋时投魏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导致徐州乃至淮北地区从此沦为北方国土。

　　　　萧齐末年，南兖州刺史裴叔业，因为忧惧少帝萧宝卷对自己赶尽杀绝，举州投魏，导致寿阳这一淮南重地落入魏国之手。

　　　　而梁国为了拿回寿阳，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期间还搞出个大事件。

　　　　梁国在寿阳下游淮水河段筑浮山堰，蓄水灌寿阳，结果浮山堰垮，大水席卷下游两岸梁国州郡地区，造成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

　　　　所以，正是因为南朝历代的不断内讧，导致国力日衰，北境国土不断丢失，国境线不断南移。

　　　　说到这里，李昉主动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梁武帝建国后，为何宽纵宗室、权贵、高门子弟？

　　　　因为梁武帝看出南方朝廷存在的弊病：宗室内讧，地方和中枢内讧，导致北方不断占便宜。

　　　　梁武帝看到了病因，开出的药方就是宽纵宗室、权贵、高门子弟，尽可能避免内讧。

　　　　朝廷给他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特权、待遇，甚至违法乱纪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处罚，以此换得一团和气。

　　　　这一办法，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加上梁武帝寿命长，所以在其治下，南方迎来了近五十年的和平，国力大幅上升。

　　　　但是，一片繁花似锦的表象下，是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富贵人家的生活穷奢极欲，寻常百姓被压榨得痛不欲生。

　　　　与此同时，人才选拔体制虽然有所改进，但九品中正制还在起作用，许多寒族和地方豪族，根本就没有入仕、升迁途径。

　　　　即便入仕，也是流外官，想做流内官而不得，可那些高门士族子弟，凭着出身、门第，出仕就是流内官。

　　　　武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立军功，也不过得个低班秩的杂号将军，而世家子弟，骑不得马，射不得箭，一出仕，起家就是高班秩的将军号。

　　　　如此不公，导致地方豪族以及寒族产生不满情绪。

　　　　当地方豪族、大量寒族发现在体制内，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时，当大量百姓被沉重的赋税、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时。

　　　　当宗室欲壑难平，不满足于各种特权待遇时，梁国的国内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人心思乱。

　　　　宗室希望乱，自己才好更进一步，坐上那个位置；

　　　　地方豪族、寒族希望乱，自己才有机会接近权力中枢，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百姓希望乱，希望那些骑在他们头上吸血吃肉、作威作福的人上人，全家都死在战乱中。

　　　　人心思乱，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被某个突发事件引爆。

　　　　所以，侯景以不到一千残兵入梁，造反后却能够迅速南下，攻入建康。

　　　　围困台城时，已经拥兵十余万。

　　　　而勤王大军虽然兵力更多，但表现极其拉胯，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有人希望借助侯景这把刀，干掉皇帝、皇太子，干掉中枢，自己才好浑水摸鱼。

　　　　所以，不是侯景能打，否则当初侯景坐镇河南、拥兵十余万时，怎么连淮水都过不了？

　　　　是因为他才有不到千余残兵，在梁国国内那些心怀鬼胎的派系看来，就是一把用完便扔的杀人刀。

　　　　侯景能在短时间内，兵力从不到千余，瞬间膨胀到十几万，并围了台城，是因为梁国国内无数对现状不满的人，把侯景送到建康城下的。

　　　　“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历代都是如此。”李昉把论据列了一通，给出论点：

　　　　“高门士族把持着人才选拔途径，以武晋升的渠道又很难走，导致地方豪族和寒族子弟在体制内看不到入仕、升迁的前途，就只能另辟蹊径，选择投机。”

　　　　“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就是造反、政变。”

　　　　“地方豪族撺掇外镇的宗室造反，寒族出身的佐官佐吏鼓动府主造反，甚至大量不得志的士族，也撺掇某位皇子、宗室夺位。”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高额的回报，成为新朝或者新皇帝的肱骨之臣，实现人生的大跨越。”

　　　　“当国内局势稳定时，这些人没有机会，所以，他们选择投机，人心思乱。”

　　　　“这才是病灶，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历代总是摆脱不了的噩梦，宗室残杀，地方和中枢不断内战。”

　　　　说了一番，李昉对父亲所开出另一个治病药方夸赞起来。

　　　　朝廷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分士、庶两榜，给了士、庶子弟一个公平的入仕渠道，之后的晋升，也不在看中门第，而是看重政绩。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得了书、读得好书，于是，朝廷又给了“武”这条通道。

　　　　凭军功可以入仕，且文武可以转换，缩短将军号的阶梯，无军功不得封爵，一些列措施，使得寒族以及根本不识字的平民，有了体制内稳妥的“卖命”升迁途径。

　　　　开设军校、低门槛的入学资格，军校毕业生直接为尉官，等等，让勋贵、官宦们众多子弟的入仕、升迁有了保障。

　　　　子孙后代入仕有了保障，勋贵、官宦们也就放了心。

　　　　也让起于行伍的兵卒，有了从兵变将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是来自自己依附的将领、而是来自体制。

　　　　当社会的各阶层，都在新体制下，安稳地获取相对公平、通畅的入仕、升迁渠道，可以按规矩接近、进入权力中枢，维护、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为何还要投机？

　　　　李笠对儿子的夸赞不感冒，他看重的是儿子能想通事情的关键，这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若大家业，将来总要交到儿子手中，如果儿子成了如同隋炀帝那样的败家子，那么他毕生的努力，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至于儿子给出的结论，李笠有看法：“投机是肯定会投机的，这是人的本性，因为人性是逐利的，而暴利的诱惑，总是吸引那些胆大的人。”

　　　　“即便这新体制稳定下来，也不会缺政治投机的人。”

　　　　“目前新体制若能稳固实行，只是初步解决了大环境的问题，但是，政治投机，防不胜防，什么体制都无法杜绝。”

　　　　“为什么呢？风险大，回报高，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与其寒窗苦读十余载，参加科举博个金榜题名，然后在官场熬资历慢慢升迁，亦或是从军，在战场上玩命军功，还不如”

　　　　李笠看着儿子，一字一句说：“还不如，想办法接近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