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工匠心-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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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怎么也得有真的，不能都是假的吧？但不幸的是，都是假的。然后，我就打圆场。我问：“你还有多少东西？”他说：“我还有好多呢。”我问：“在哪儿呢？”他说：“在地下室。”我说：“这样，咱们去地下室直接看，不用当着你的工作人员了。”好几十个工作人员在旁边站着，我觉得他特别难堪。

　　　　我们两个人进了地下室，我就跟他说：“你这件东西大英博物馆有，这件故宫有，这件大都会博物馆有，这件上海博物馆有。全世界的博物馆，倾二百年国家之力，买到的东西，全都在你们家地下室？咱先说这件事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急了，说：“那万一有一件真的呢？”我说：“问题是没有这个万一。你到印刷厂，过去排版都是排铅字。你抓一把铅字，往地下一撒，就是一首唐诗，这可能性有没有？有，就是太小了，跟你们家地下室有真文物的可能性差不多。”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我花了很多钱，但是，只要有一件真的，我就把所有钱都捞回来了。”

　　　　他这种心态就非常不好。这事过去很多年了。前两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马先生，我今非昔比了，眼力大大提高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提高了多少。

　　　　收藏的第三条注意事项，就是不能轻信故事。每个人都有缠绵悱恻的故事，我收藏几十年，也听说了无数个故事。当年我也爱听，人一说我就信，还跟着人家一块儿担忧。比如，人家告诉我说：他的姑姑当年是一宫女，现在住乡下，当年带了很多宫里的瓷器，让我去看。那我就去吧。怎么去？开车去。那人说没多远，一会儿就到。我们就坐着车，走了很远。那时候也没高速公路，坐了大概有仨钟头了，还没到，我就问：“不是说一会儿就到吗？这么长时间了。”他朝外看了看，说：“没事，别急，走了有一半了。”然后又走仨钟头，还没到，我又急了：“这都多远了！”这时候他把地图拿出来看了看，说：“这回真有一半了。”

　　　　这就是听故事的代价。我在十二个钟头以后，从早上天没亮就出发，两头见月亮，终于到人家了。我瞧着那老太太，历史上肯定不会是宫女。老太太特麻利，从灶台后面草垛子里抽出俩碗，我一看，早上还喝汤呢！她说是皇上用过的，但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我当年就被这种故事诓得到处都去，好在那时候年轻，诓点儿时间也不在乎，去就去了，慢慢就机灵了。所以，收藏中不能过多地听这种故事。今天说他们家祖上是太监，后天又说他们家祖上是宫女，这种事多极了。不要轻信故事，我们就事论事，就物论物。

　　　　收藏的历史我们大概有所了解了。赶上好的时代是每一个国人的幸福。伴随国泰民安，收藏热带给中国人一些新奇的感受，这种感受促使我们很想探求收藏的奥秘。家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就从家具讲起。

　　　　但凡知道一首唐诗的人，就知道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看到的所有解释，大致都是这样：在一个深秋的晚上，李白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看着地上如霜的月光，不由升起思乡之情。这首写进小学课本的诗，影响非常广泛。但这个解释中有一个大谬：李白诗中的“床”，不是我们今天睡觉的床，而是一个马扎，古称“胡床”。

　　　　我们要了解这段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人的起居方式。我们是惟一改变过起居习惯的民族，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改变过。以专业论，人类的起居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席地坐，一种叫垂足坐。所谓垂足坐，就是坐在椅子上，腿是垂着的状态。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

　　　　两千年前，亚洲地区基本上都是席地坐，比如日本、印度、尼泊尔、泰国、韩国、朝鲜，都坐在地上。我们看韩剧、日剧，主人一回家就坐地上了。坐办公室不算，那是非常西化的一件事情。欧洲则是垂足坐。欧洲人两千年前已经坐在椅子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地区气候比较湿冷，迫使他们高坐起来。而我们亚洲地区，尤其我们中国，早期的人类文明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黄河流域，环境比较干燥，人坐在地上可以忍受。

　　　　两千年来我们民族慢慢地由席地而坐，转为垂足而坐。中华民族非常愿意吸收外来文化，我们有时候察觉不到，其实很多习惯都改变过。比如中国人吃饭，今天都是共餐制，但历史上却是分餐制，大家一人一份。

　　　　我们很多习惯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起居习惯改变开始的。那么，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究竟给我们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语言上还保留了很多席地坐的痕迹。比如，我们说席位、出席、筵席。筵席，这个词很有意思。筵，是铺在地上的大席子；席，是铺在你面前的小席子，小席子的地位比大席子高。

　　　　我早年进过哈萨克的毡房。哈萨克保留的习惯就有点儿古制，屋子里全是地毯，人家招待我们吃饭，每个人前面铺一个小毯子。我那时候年轻，刚进去的时候还不太懂规矩，一脚就踩在人家小毯子上，人家马上来挡我。哈萨克人的这个小毯子，就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小席子，功能相当于桌子，你等于一脚踩到人家桌子上去了。毯子上搁着吃饭的东西，每人一个碗，一个馕，还有奶疙瘩，然后给你倒马**酒。我不太懂哈萨克的规矩，不懂喝酒的规矩。马**酒好喝，喝多了也醉。我很豪爽地喝完了一碗，碗往地上一搁，人家一下子又给倒满一碗，我拿起来又喝了，喝完了又被倒满了。我就开始犯愣，心里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不喝，还有人在旁边劝你、唱歌，一定要让你喝掉。这时候我就慌了，赶紧看别人怎么做。原来你表示不喝了的时候，要把碗扣过来，表示我已经喝够了。如果你的空碗冲天，他永远会给你倒。

　　　　《论语》中有一句话：席不正不坐。说的是规矩，席子一定要摆正。《礼记》也有这样一个规定：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五个人以上，德高望重者必须另坐一张席子。这就使我们一个伟大的词汇诞生了：主*******的原始含义是指：主要席子上的那个男人，或者席子上的那个主要男人。它跟英文hairman完全不一样，hairman是指椅子上的男人。

　　　　我们坐在地上，没有椅子可坐，所以我们的词汇与此相关。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有一个重要的席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奥运会的开幕式，说得都很明确。

　　　　词汇跟我们的起居习惯有关，如果我们当时是坐椅子的民族，今天的词汇一定发生变化，主席一定叫“主椅”，出席一定叫“出椅”，席位一定叫“椅位”。因为我们是一个席地而坐的民族，今天才有这样相关的词汇。

　　　　那么，既然我们祖先是席地而坐，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是怎么改过来的？我们又是什么时候改过来的？可能就是从刚才李白说的那个床—胡床改过来的。

　　　　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游牧民族带给我们很多耳目一新的东西。当时我们坐在地上，游牧民族的兄弟们翻身下马，从马背上打开一个扎捆的东西，坐在屁股底下，这个东西就叫马扎，意思是马背上扎捆的东西。至今这种家具我们还在应用，出去乘个凉，聊个天，拿个马扎最方便。这么一件历史久远的家具，影响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改变了我们的起居方式。

　　　　马扎，它有一个学名叫做胡床。“胡”字打头的词，一定是外来的，比如胡椒、胡琴、胡萝卜。胡萝卜是外来的，跟我们吃的红萝卜、白萝卜、绿萝卜都不一样。它吃起来有异味，刚开始吃胡萝卜的人有时还不习惯。《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灵帝是东汉人，这是我们有关胡床最早的一个记载。请注意，这里有八个词汇，只有“胡坐”是动词，其他全是名词。可见当时高坐是非常重要的变化，高坐决定视野的变化。韩剧和日剧里，房间里常常都是矮柜子，原因是他坐在地上，用高柜会觉得非常压抑。高坐决定家具所有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起居方式以坐姿为准。

第292章　诗词的真相（）　
杜甫有一首写景的诗，对李白这首诗做了一个诠释。杜甫的《树间》：

　　　　岑寂双甘树，婆娑一院香。

　　　　交柯低几杖，垂实碍衣裳。

　　　　满岁如松碧，同时待菊黄。

　　　　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

　　　　杜甫说得非常清楚：我衣服上都沾上树叶上的露水，都不记得在树下坐了多少回了，说的是室外。

　　　　其实李白还有一首流传甚广的《长干行》，开头这样写：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诗中以小女孩的口吻说：我小的时候，拿了一个马扎坐在门口，折了一支花，在门前玩耍。小男孩骑着竹马，围着我绕圈起腻。说得多清楚啊！一般的书往往解释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讲不通了。小女孩坐在门口玩，“折花门前剧”，剧是戏剧，当玩耍讲。“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下一个镜头进屋了，小男孩围着一张大床转。好像很蒙太奇，很电影化。这种解释根本不通。且不要说当时的床是顶着墙放，根本不能绕圈儿转，就算可以转，小男孩围着小女孩很暧昧地转来转去，也不是李白的原意。这句诗是成语“青梅竹马”的来历，表示两小无猜。

　　　　我们一提唐诗，就说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居易也有一首《咏兴》，对李白所说的“床”也做了诠释。这首诗是长诗，有点儿像打油诗。开头几句：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

　　　　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

　　　　白居易说得很清楚：水上有一条小船，小船上有一个胡床。下面由于唐诗韵律、字数的限制，他不能说“胡床前有新酒”，只能说“床前有新酒”，我自己边倒边喝。诗中的“胡床”与“床”明显指一个东西。

　　　　我们对《静夜思》的误解，来自于我们起居方式的彻底变化。千年之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民族已彻底告别了席地坐。古代很多名词是一词多用，今天很少有这个现象。今天，由于文化的进步，名词都尽可能分类。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名词，说得很清楚，不清楚就要用附加词。古代不是这样，古代的一个名词可能代表多种事物，比如“床”。

　　　　李白还有一首小诗，很有意思。其中一句说：“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寄上吴王三首》）这里有一个动作：挂。意思就是马扎折起来，可以挂在墙上。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了解过去的社会，就一定要了解它强大的文化背景。

　　　　其实早在隋朝，胡床的名字就发生了变化。《贞观政要》有这样一段记载，唐太宗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隋炀帝有鲜卑血统，反而特别忌讳胡人。他下令把胡床改名。因为胡床腿部交叉，所以改为“交床”。同时，隋炀帝又改了很多其他物品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吃的黄瓜原来就叫胡瓜，蚕豆原来叫胡豆，绵羊原来叫胡羊，核桃原来叫胡桃，等等。

　　　　但是当政府下了政令以后，民间适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彻底执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国家公布实行公斤制，但是我们今天仍习惯于市斤制，就是老百姓说的“斤”。现在建国五十多年，政府多次下决心要改，都未能彻底改过来。除了新疆和云南这些边远地区，现在实行公斤制，内陆地区大部分还是习惯用市斤。如果你去买鸡蛋，一定说“我买二斤鸡蛋”，肯定不说“我买一公斤鸡蛋”。最近几年，政府又说要更准确些，说“千克”。你跟售货员说“来两千克鸡蛋”，那个售货员肯定看着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其实你就是要买四斤鸡蛋，但是你不好好说，你非说“来两千克鸡蛋，是国家让我说的”。这话听着就很别扭。

　　　　由此可见，民间要把一个习惯词汇改过来，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到了唐代，甚至更晚，虽然政府已将马扎的学名改成了“交床”，但老百姓还是一直叫“胡床”。比如，现在山西、河北等地，对小凳子、小马扎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称谓，

　　　　明代人程大昌在《演繁露》里说：“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交午”，午是中午，“交午”指中间交叉，“交午处”是指胡床腿部中间交叉的位置。

　　　　唐代是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从东汉开始就有“胡坐”的记载了，从东汉一直到唐，是完成中国起居变化的一个漫长过程。唐代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经济发达，外来文化迅速增多，人们的生活频率加快。比如我们今天的生活跟过去比较，今天的生活频率非常快。我们今天一年接触的事情，可能过去十年才能接触到。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这件国宝。在这幅画里，韩熙载五次出现，三坐两站。其中有一次是盘腿坐在椅子上，盘腿坐是一个习俗。比如在陕北乡下呆惯的人进了城，他总愿意蹲着，因为他从小习惯了，他觉得坐在沙发上不舒服。韩熙载也是这个情况，即使地位很高，让他垂足而坐，他也不很舒服，所以要盘腿坐在椅子上。这幅画充分证明了我们改变起居习惯的一个中间过程。

　　　　宋代是中国所有家具定型的一个最后时期。胡床，到宋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坐的马扎是临时性的坐具，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靠、不能倚。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宋代人把它改造了。我们说过，宋代人非常贪图安逸，他希望胡床能更舒服些。这时的胡床吸收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这样就可以倚靠了。所以这时它的名字又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