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第6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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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他们的理由多充分，中央恐怕都不会再容忍这些人胡搞了，欺行霸市、操纵市场、不正当竞争之类的罪名随时会栽到他们头上，下场不言而喻。邵元义估摸着，当初那帮整天坐在大户室里的济宁商人搞不好就要栽进去几个，摇旗呐喊的也免不了被罚款警告，想想当初自己被这些人排挤的惨状，真是大快人心哪。
自己的老丈人说得对。有钱就要走正道，把钱投到实业上不是比操纵市场更有价值吗？说实话，如今的这东岸国做生意的环境真的是不错，不但百姓富足、国势蒸蒸日上，这政府、朝廷对开厂办作坊的投资者的关爱呵护那也不是假的。各大国有银行但凡有点额度，都会不吝贷款，实在不行的话再去西湖债券市场上向私人募集资金，也总能搂回来个仨瓜俩枣的，经商环境空前得好。
邵元义不是没见识的人，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聊得来的外国商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从他们嘴里叙述的旧大陆经商环境就能了解一二了。在这个年代的欧洲，除了阿姆斯特丹市场外，说实话还没有一座城市有像东岸共和国的西湖债券交易市场这类的融资场所即便是在素有商业传统的热那亚、威尼斯。这种方便快捷的私人融资市场也很难见到，这很显然阻碍了欧洲各国工商业的迅猛发展。
最近县里面组织一些乡间富户、企业主之类的人开会，会上就有来自兵团堡的资深讲师说道，东岸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除了国家战略层面的事情外，其他的大多要靠各国的企业来展开。毕竟抢占市场、争夺利润主要还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故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层面。
基于这个思想，东岸共和国政府不断调整、优化自己的政策，调动一切资源给企业提供便利特别是那些依靠出口、能为国家带来好处的企业以使他们与欧洲的同行展开激烈残酷的竞争，而在这些政策中，金融政策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众所周知，在这个年代的欧洲，除开“奇葩”的商贸中心阿姆斯特丹以外，各主要国家都秉持着重商主义思想，视贵金属为命根子。一旦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盈利，那些流入的白银恨不得立刻送到铸币所去铸成金银币储存起来，而这很显然限制了金银的流通。再加上货币信用机制不发达，故欧洲很多国家市面上的资本供给往往就等于货币供给，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令人蛋疼的情况，那就是企业流动资本的短缺当然欧洲人早已习惯了这点。
不过这在东岸却不是什么问题，东岸的贵金属管理总局极其重视市场上的货币供给量，经常和梅机关统计处合作，调查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就会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进行调控，以使市场的流动性始终保持充足，稳定金融市场，造福广大人民和企业。
除此之外，就不得不提到在政府诱导下民间资本聚集而成的西湖债券交易市场了。因为任何有志于创业的个人，以及需要资金扩大生产的企业主们哪怕他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作坊式企业的主人只要有合适的担保物，另外再通过政府的备案批准，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公开发行债券或出售股份，以获取急需的资金。
邵元义长期在这个市场上行走，这些年他已经见过太多依靠出售股份换取资金而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特别是竞争最激烈的机器制粉业），要知道东岸的很多商品可都是靠那些无论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非常小的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些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对华夏东岸共和国来说也至关重要，而恰恰是一个健康有序的西湖融资市场给了他们生存及发展壮大的土壤。
而欧洲此时有这种融资非常方便快捷的市场么？很遗憾，没有！除了阿姆斯特丹外，欧洲的大部分融资行为均发生在相互合作多年的朋友之间，靠的是世代累积下来的信用，封闭性非常强，这造成了资金的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也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发展工商业，这显然会导致国家的竞争力下降。
说真的，东岸政府的执政者们果是人杰！本朝目前正在运转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几乎就是为了发展工商业而量身定做的，远不是旧大陆那些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前进的落后国家可比的，当然更不是大明这种封建国家可以望其项背的。想到这里，邵元义顿时觉得这东岸国果是天命所属，不然焉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治国经世之才？
再加上国内如今兴起了好几所培养商事人才的学校，很多财务、管理、经济之类的课程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邵元义以前曾经掌握过大明商铺的记账方法，同时也下力气钻研过在欧洲流行的“意大利会计法”（复式簿记法），可他发现这些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知识在政府于企业间推行的所谓“现代财务管理制度”面前，完完全全就是渣啊，根本不值一提！
无论是大明还是欧洲，与东岸国之间的差距真是全方位的。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更多的其实体现在老爷们常说的“体制”上，即他们的体制是否真的适合工商业发展，是否“束缚了生产力的进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还有就是人的观念问题，旧有“封建残余”（如行会制度）的阻碍，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问题，都在阻碍着大明、欧洲等旧大陆国家的进步。
“果然一张白纸好作画！”邵元义现在不由得对大老爷们曾经说过的这话击节赞叹了。试想如果是在大明，你要推行理想的制度，首先就要和无数的旧势力和旧观念做斗争，很多时候不得不妥协，而这就导致了改革不彻底，留下了封建残余。
等到曾经锐意进取的、有威望的领导者故去，如果新上台的领导人限于眼光、见识或者手腕上的不足，改革往往就可能半途而废甚至还开倒车，那样国家的进步自然也就很有限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零八章 企业与竞争（二）（）
1653年2月2日，大兴港。··．．
夏季的东岸大草原一直是比较干燥的，这从城外水库陡降的水位就能看得出来。不过好在这里离乌江不远，河汊纵横、湖泊遍地，东岸人改造地形后修建了不止一个小型水库，因此无论是农业灌溉还是工农业用水，基本都没受到影响。
作为华夏东岸共和国的西北重镇，大兴港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以及执委会、乌江地区行署的重点投资，不但人口缓慢增加到了3600余人（包括周边乡村），就连商业也渐渐繁荣了起来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
“边鄙荒野之地，不过数年便兴盛如斯，这东岸国朝廷倒也几分真本事，也难怪能在大明势如破竹……”已经瘦了足足十斤的孙诚仁端坐在大兴港城内的“孙春阳南货铺”内，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今天就要启程返回大明了，不过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回去后与家族商讨在东岸这边几家门店的经营事宜，同时也向股东们（主要是黑水方面的军政大员）做一次汇报，以便将一些事情彻底敲定下来。除此之外，他也打算趁这次机会从家里再带两个后生来这边帮忙，自己的家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也一并接过来，以后干脆就在东岸这边安家了。
孙诚仁从去年3月初来到东岸，至今已在东岸住了整整十个月。之所以耽搁这么久，除了开店事务繁杂以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为了招募到足够的能够进行远洋航行的水手。去年年中的时候，孙诚仁花费三万元的天价拍下了四艘海军低价处理的“脏船”，其土豪的尽头一时成了盐城港居民们街头巷尾的谈资。在此之后，他又花费六七千元的资金将三艘船进行了一番彻底的大修改造，船上的装具也都更换了新的，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保管这些船的原主站在旁边都认不出来。
不过买船、养船容易只要有钱就可以这开船的人手可就很难凑齐了。要知道，这可是在水手奇缺的东岸共和国。而不是随时有大量水手处于待业状态的阿姆斯特丹或热那亚，想要凑齐四条船七八十名水手可不太容易。不得已之下，孙诚仁打着邵树德、魏博秋、茅德胜等远东军政人物的招牌，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这边挖两个墙脚、那边重金招募两个，然后还通过劳工经纪人门德斯从欧洲拐了一些苦哈哈的苏格兰人，这才将将凑齐了四条船所需的最低水手数目下限，勉强宣布可以开了。
他这次返程，四条船自然是不能空着的。除开一条船受东岸陆军部委托运了整整一船军火外，另外三条船都满载了大明不常见的奢侈品：比如南非的象牙制品、新华夏的宝石、须鲸港出产的龙涎香、东岸的一些稀有木材、部分高级染色绸布等估摸着能在大明卖得动的商品。不过以这些商品的数量，很显然填不满空着的三艘船的船舱，因此孙诚仁又接受了往新澳洲输送一百多名兵团堡学兵以及一千名瓜拉尼人的任务，算是结好一把移民部。
办完这些事情后，孙诚仁就打算暂时回大明了，归期就定在几天后。临走之前的这几天，孙诚仁还抽空去拜访了一下这大半年来给了他很大帮助的“霍干部”，然后又走访了几个本地“衙门”，最后将目前还空荡荡的铺子托付给一名相熟的商人照看。这才放下心来静等归期按照计划，他明天就将搭乘一艘返回的蒸汽小火轮抵达青岛港，然后乘坐定期班轮前往盐城港，再从那里启程南下绕过合恩角，最后顺着秘鲁寒流、南赤道暖流（处于东南信风带内）一路返回宁波，全程大概需要一百天以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这东岸国同时亦极重商事，商人地位亦远非大明可比，真是令人称羡啊！”虽然已经打定主意要移居东岸了，可这孙诚仁的潜意识里却似乎根本没把自己当做是东岸人，只听他继续自言自语道：“为了发展商事就在全国铺开修路。靡费朝廷库银巨万，还专授良家子以商事学问，这真真是……”
说到这里，孙诚仁不由得摇了摇头。若不是他已经商多年，对商人本身一无太多偏见，恐怕也得如同那帮老夫子们大叹一声斯文扫地、世风日下了。
孙诚仁所说的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确实客观地存在于大明与东岸之间。甚至于，这种差异还存在于旧大陆国家与东岸之间这绝不是开玩笑，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鄙视程度虽不如大明，却也是实打实的。这多多少少阻碍了工商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
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这几个国家说难听点处在封建社会一点不夸张，其陈腐的观念和僵化的意识形态，彻彻底底地阻碍了这些国家企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进而阻止了她们往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渡。就拿法国来说，虽然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开始在上层人物（黎塞留、马扎然等人）的强力推动下，渐渐关注起了工业企业，但这个过程仍然太过于缓慢了，且也不占多数。
如果法兰西最多出现的情况是：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会迅速离开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的工商业领域，然后投资贵族头衔（此时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可以买的，但就和清朝的捐官一样，颇受鄙视，也无啥实权），进而给自己和自己的子孙获得一个官职；同时他们还大力投资能给他们带来持续稳定租金收入的土地，算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后路。
这种情况在法国愈演愈烈，以至于大部分法国人都将经商视为跃升社会阶层的一个跳板，一旦达到目的，就千方百计洗脱自己商人的身份，然后试图混入上流社会阶层。他们的子孙一般也极少子承父业，大多进入公共机关，担任一些官职，依靠祖上留下来的丰厚遗产当起了地方上的乡绅，再也没有当一个企业家的能力和觉悟。
法国社会的有识之士曾经对此表达过不安，他们中有的人曾经说道：荷兰商人的孩子大多数会子承父业，并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关知识，他们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控制了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我们的商人无法与他们竞争，他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新手的模样，几乎代代如此。
甚至于在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的英国，这种鄙视工商业的思想也有着不小的市场。重商主义代表人物、东印度公司著名商人托马斯。孟曾经说过：“我们最富有的商人突然消失了。他们的儿子放弃了财富，嘲笑他父亲的职业，设想着成为更荣誉的绅士（虽然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后如何茫然无知地挥霍他的财产，最后却仍是步其父亲的后尘去做一个勤勉的商人经营一家靠谱的企业，以保持和提高他的财富……”
这种令孟非常忧虑的情况几乎成了很多杰出的英国商人的宿命，他们的子孙往往会放弃工商业，放弃掉父亲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企业，然后在妄想挤入上流社会中碰得头破血流。这就导致了英国缺少那种能够和荷兰竞争的优质企业，国家的商业主权一度被荷兰人所把持，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可以说，在如今的欧洲，除了荷兰共和国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商人，在获得成功后都倾向于将所得的财富投入到非商业事务中（一般是土地），以追求地位和声望的回报。也只有在荷兰这种地狭人多的地方，商人挣了钱以后无从投资于土地，故而只能继续投资于工业或商业，久而久之之下就形成了荷兰社会独特的商业氛围在荷兰这个商人和技工之国，商业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重，社会允许商人成为上流人物，商人的声望、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均非常高，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种独特的社会氛围，显然也为荷兰造成了一大批声名赫赫的企业，如：德海尔商行、特里普商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萨尔丹造船厂等等。这些历史悠久、规模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