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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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
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
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
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
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
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
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
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
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
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
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
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
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
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
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
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
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
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
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
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
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
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
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
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
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
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
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
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
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
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
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
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
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
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
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
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
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
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
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
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
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
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
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
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
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
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
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
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
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
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
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
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
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
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
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
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
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
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
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
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
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
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
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
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
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
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
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
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
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
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
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
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
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
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
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
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
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
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
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
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
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
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
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
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
——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
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
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
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
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
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
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
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
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
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
言相通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