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凤舞之穿越到宋朝-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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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因是主要因数，那么我们内部环境又有那些问题呢？那就是在上述朝廷指导思想下，基本国策下的产物是三座大山——冗官，冗兵和冗费。
冗官是在重文轻武的观念下的强化与执行，纵然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但危害更大。在古代读书和做官息息相关，读书说白了升官发财，所以极重文治的国策导致科举考试领域的繁荣，朝廷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我们大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机构臃肿得不行。大宋官家们仍厚道，从不精简机构，慷慨赠予王公大臣金银珠宝，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所以到先皇咸平年间，已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薪俸支出大的惊人。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先皇已有四千多，现在已经过万。如同钱大人说得倒是实事求是，前朝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而宋朝动辄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真是太吓人的数据，由是我们大宋的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而前朝中央官员曾低至六百三十四人，而我们现在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大宋所辖疆域仅为前朝疆域的二分之一。
但是那么多多如牛毛的考上科举之人，哪里有那么多官职呢？于是朝廷巧立名目，增力官名，本来一个人多的事，现在两个人做，再住后，三个人做。机构臃肿，朝廷办事效率十分低下。人浮于事，好些闲杂朝廷官员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氛围自然也懒散，散漫，有昏昏沉沉打瞌睡的，桌上睡了大坑，有无所事事咬笔杆的，笔杆都被咬个大洞，有从早到晚家长里短，说三道四，嘴巴都说成歪嘴了，成天混日子，混饭吃，耽误了生命，浪费了时间，我突然想起和现代社会曝光的一些人员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古人是望其项背，现代社会的人还更技高一筹，混日子的方式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精彩纷呈一些，有网上打麻将，斗地主，浏览网页，看欧美大片，打手机的，比比皆是。
而且吏治腐败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各种高官门生子弟，皇亲国戚走后门的现象普遍。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开枝散叶，人口呈几何级数上升。不讲皇族，仅以大臣王旦为例，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除服，又各进一官。
再加上大宋官员的分工过于细化，官职分为官、职、差遣三部分，其中官即官衔，主要与俸禄挂钩，标志着阶级地位的高低，有了官衔，即便没有实质的职位，也照样拿工资。所以宋朝的加官进爵不代表实权的提升，但多了个头衔便多了份薪水。可想而知一些顶着长串头衔的高级官员和皇室宗亲的收入是多么丰厚。所以宋代官俸制度十分混乱，官员无实职者可以领俸，有实职者则可以另加钱。官与职是两回事，官是虚名，宋朝称为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的，宋朝称为职事官，后来因官员膨胀，许多职事官也不管具体事务了。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有事做和有实际职务。例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而这样的无所事事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大宋的的文臣们，生活极其优裕，不以言论杀文人，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制度如此宽容，有些肆意妄为的官员在轻的刑法面前更愿意铤而走险，更是肆无忌惮，有持无恐。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宋朝官场十分腐败，效率很低。涌现的人才不是被埋没，便是在机构中被销蚀。不光是本人，许多我们宋朝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机构臃肿、用人太滥的弊端。叶适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宋祁则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
第三十三节冗兵冗费（）
我洋洋洒洒的说：“除了大宋要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与冗官同样严峻的是冗兵，这个机构也毫不逊色，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我们大宋大半的收入都毫不留情的吃掉了。如今我们大宋的军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一无是处，一群饭桶，草包——”那些大臣面面相觑，我突然想起自己想起崖山之战，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却忘了自己身处之地可是在堂堂朝廷之上，那些王公大臣要是听到我如此说话，肯定受不了，而且古人也未必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于是灵机一动，改口说：“其实我别无他意，我的意思就是这些兵他们饭量如牛，吃饭能吃一桶，晚上随遇而安，睡觉就包裹在草堆里，简称饭桶，草包。”心里早已忍俊不禁，哑然而笑。
我继续说：“因为我们大宋养了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造成了冗兵，那么这个队伍有多么的庞大呢？让我们用数据说话，大宋太祖时，精练禁军，为军队精锐，人数只有二十万不到，却屡立奇功，让敌人闻风丧胆，闻风而逃，江山代有英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过可惜的是昔日的我们大宋的英雄们早已老的老，死的死，人人称颂，妇孺皆知的杨家将们正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雄风不在，早已不复当年了。而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真宗时，数目又达四十三万。到了现在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对了目前市面上有部利洲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诸位有空也可以去看看，作者是无名氏，虽染内容胡说八道，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我们现在就有近一百三十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要知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唐朝打遍周边国家，其军队规模也不足六十万余人，如果照此推算，我们的大宋士兵不是要打遍全球，横扫全世界呢！”
我接着口风一转：“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如此多的士兵，他们的作战能力又如何呢？可惜现在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更让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这么点东西，居然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手无缚鸡之力，连个挑夫都不如的士兵，如果一旦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窥豹一斑，可以看到我们花费巨亿打造的百万大军不过是花拳绣腿，战斗力很弱。
而且在我们大宋军队是终身制，好好的人还要在脸上刻字，弄得像囚犯一般，生怕他们偷偷跑了，这是非常有问题的，也是十分不人道的行为。其实仔细一算人生短暂，真正能打仗的不过二十年时光，那么这些兵年老体弱了之后，怎么办？现在的办法是他们年老体衰，不能作战，还在倚老卖老，在军队里作威作福，空吃粮饷，混吃混喝，所以我们的军队人口愈来愈多，体质愈来愈弱，完全不能打仗，打架都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军队是来保家卫国的，是用来打胜战的，不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的，是看质量不是看数量的。我们朝廷为了后方维稳，以养兵为国策，导致养兵越来越多，不过打战起来却无能为力，我们打战是靠战术，战法的，不是东拼西凑人数，不是让敌人听起来闻风丧胆，而有实力奋勇杀敌。
我们的军队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各地的流民，这些人大部分是无用之兵，在军队里面混吃混喝的。民以食为天，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会出现大量的饥民。大批的饥民流动在大宋境内，是一个影响大宋和谐的不安定因素，我们大宋政府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的应急措施，那就是大量募兵，每到灾荒，朝廷都会去各地灾区大量招募饥民当兵，以便降低动乱的因素。由于招募的士兵并不是以战争为目的，是进行社会保障的，所以对这部分人自然也不会进行行之有效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中也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所以看了我们部队大构成，就知道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而且我们大宋光荣成为中国历史到目前为之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而且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中国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我们大宋居然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样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量冗兵，现在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我们目前的人口充其量也不过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据不完全统计，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全国3090504户，兵378000人，平均8。18户出兵1名；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全国4574257户，兵666000人，平均6。87户出兵1人。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8677677户，19930320口，兵912000人，平均9。51户出兵1名，兵员占人口4。58％。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全国1297221户，29092185口，兵1162000人，平均11。12户出兵1名，占3。99％，兵员数额达到了5％左右。因为前朝唐朝是招募制，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围绕在节度使周围，形成了只知有节度使，没有有皇帝的局面，最终河朔三镇叛乱，酿成著名的安史之乱。唐的边疆防守得益于募兵制与节度使，其灭亡也源于此。所以现在大宋的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如此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也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我们富裕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入不敷出。
再加上我们朝廷上层对军队管理也有问题的，军分四种，中央禁军、诸州镇兵（也称厢军，禁军厢军都在脸上刺字以防逃跑，称为配军）、乡兵（相当于民兵，不在政府编制）、蕃兵（政府在西北边疆招募的羌人部族团体，打仗时往往充作前锋）。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消除地方武装对中央皇权威胁，订制出了这整套以文制武、兵权分立的措施，使军队内部互相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正如贾昌朝所言：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铃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末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再加上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战场上不能当机立断，优柔寡断必受其害。但防边根本不用厢军，需要调用禁军。朝廷的用意始终在防守。更关键的是，朝廷怕军队中出现第二个宋太祖这样的黄袍加身的厉害人物，所以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也就是一年戍边疆，一年调中央，一年再换个边疆。军队来回折腾，将军则原地不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再加上其弟宋太宗订制的将从中御政策，更胜一筹，当部队出征时，他预授将帅阵图，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因地因时，便宜行事的指挥作战的起码要求。而远幽居深宫、远离前线的皇帝和二三大臣，却天马行空的依据主观臆测，随意制定作战阵固，错误地钳制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极大地扼杀了主将战场上临机应变的主观能动性。这种错误的做法沿用至今，使北宋本来多而无用的弱兵，如今祸不单行，陷入指挥被动，连吃败仗成为必然。
现在朝廷要养如此一支庞大的军队，对我们经济发达的大宋来说也是非常吃力，因兵额增长太快和官员中饱私囊而总感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于是朝廷便开了允许军队经商的先河。此风一长，军队训练更加废弛，有的更无所事事，有的甚至积极走上商贾之列，平日多从事纲运（即官府长途贩运）杂役，甚至士兵不用练兵，从早到晚的织毛缎，成了纺织工人，官员自然财源滚滚。业精于勤荒于嬉，天道酬勤，兵贵酬练，这种忙于繁琐杂事，武艺荒疏的军队，甚至连对于西北小邦西夏也屡战屡败。而且这种允许部队经商的政策使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危害不单于此，由于朝廷大部分收入都要拿来养军队，不可避免让底层人民更雪上加霜，横征暴敛，穷兵赎武，加剧了大宋贫富的差距，让财富更加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象如今京城的富户遍地和穷人沿街乞讨就是鲜明的例子。而且从宋太宗时期开始就有大批军用物资在库房霉烂，现在的军用物资更是征集在官库，内殿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