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很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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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朝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政府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两京都城

　　　　西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了宋王朝，定都开封，史称为东京，从旧制设西京河南府洛阳，宋真宗设南京应天府商丘，宋仁宗设北京大名府。＇8＇此后，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开封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北宋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首都东京、西京和南京人口均超过一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

　　　　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那时的开封水运十分兴隆，贯穿全城的水道有四条，即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当时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万石到七百万石之多。宋神宗时，由于宋朝开始导洛入汴水利工程，从汴口往西开渠五十里，引伊洛河水入汴河，水深一丈，使汴河与伊洛河相互沟通，东西横贯全河南省境内，成为当时最的交通大动脉。从开封向北，可通辽国的燕京；从开封往西，经郑州、西京、陕西的京兆府；向西南，经许吕、邓州、襄阳、江陵，直达湖南和两广；往东可达山东沿海各地。那时的开封是一个开放的都市，宗教文化门类多、规模大、知名度高。

　　　　久负盛名的历代皇家寺院大相国寺、建于北宋供奉佛舍利的开宝寺铁塔、天清寺繁塔、三大道观之一的延庆观、自春秋保存至今的禹王台、兴国寺塔、大云寺塔、东大寺、古观音寺、天主教河南总修院以及建于民国初年的全省首家女子寺院宝珠寺等，宗教门类。尤其是相国寺是开封历史上一座有名的寺院，中国许多优秀的古典，如《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曾编写过有关相国寺的故事，历经千年，至今香火不断。

　　　　北宋开封的繁华盛景，除了文字记载外，最著名的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像一部纪录片，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八百年前北宋东京的生活情景和社会风貌，成为后人研究北宋时各种社会风情和人文历史的珍贵史料。在开封的历史链条中，名人众多，如蔡邕、蔡文姬、蔡漠、阮籍、崔颢、钟嗣成、王延相等在开封写下了各自的一页。“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的唱词唱响了大江南北，一代清官包拯为民申冤的故事家喻户晓。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民族英雄岳飞、图强变法的王安石、一代清官张伯行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至今。近代又哺育了范文澜、冯友兰、尹达、邓拓、姚雪垠、穆青等，令人敬仰。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军事

　　　　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首先在军事方面，961年建隆二年，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

　　　　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

　　　　另外，政治方面，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将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在科举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

　　　　经济

　　　　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汴绣、宋绣尤为著名。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丝质产业

　　　　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金钱交易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