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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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暲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
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4页。
②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6页。
④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0—221页。
⑿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页。
⒁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⒂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⒃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⒅《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⒇《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页。
（22）《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72—73页；访问郭化若记录，1982年3月12日。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36、637页。
（24）《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25）《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141页。
（26）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3月30日。
（27）《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3、104、108页。
（29）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1932年4月2日。
（30）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11日。
（3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3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33）《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3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3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37）《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38）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页。
（40）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页。
（42）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上半年。
（4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页。
（44）《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页。
（45）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1932年9月7日。
（47）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1932年9月25日。
（49）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5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1）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第52页。
（5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
（57）《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页。
（58）《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页。
（59）《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页。
第14节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下）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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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

毛泽东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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