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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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重大改动呢？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帐。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帐，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毛泽东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他还讲到：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对《决议》草案中没有就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作结论，毛泽东也作了说明：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41）毛泽东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准备的修改党章报告也在这天的会议上通过。
四月二十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准备的军事工作报告和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由于会前毛泽东、任弼时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在发言中坦率地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特别提到：“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42）。王明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43）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踰矩的。（44）
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这个决议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①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1943年4月13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00、901—902页。
③　毛泽东和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谈话记录，1943年7月。
④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2日。
⑤　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29页。
⑦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⑧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月10日、11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1944年1月24日。
⑩　毛泽东、康生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1944年2月26日。
⑾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5日。
⑿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28页。
⒀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5月26日。
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7月7日。
⒂毛泽东致周子健的电报，1943年7月13日。
⒃蒋介石对《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决议案》的指示，《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841页。
⒄毛泽东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1943年8月22日。
⒅《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0页。
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00页。
⒇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30日。
（21）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7日。
（2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9月7日。
（2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4）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13日。
（25）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6）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7）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8）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9）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3年10月6日。
（30）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31）王明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1943年12月1日。
（3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3月5日。
（33）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页。
（3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41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4月21日。
（37）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一次修改稿，1945年3月手稿。
（38）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39）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40）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四次修改稿，1945年4月7日手稿。
（41）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3月31日。
（42）任弼时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43）王明向毛泽东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交的《声明书》，1945年4月20日。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第28节联合政府的主张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①。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②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④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⑤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⑥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⑦，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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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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